中国邮政速度这么慢，为什么还没有倒闭？它到底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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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全球顶尖企业，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那些营收惊人、利润惊人的行业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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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邮政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它曾在1997年录得高达179亿元的亏损——要知道，彼时一线城市全年的GDP也不过千亿级别；但到了2020年，它的净利润竟飙升至600亿元，一举超越京东与阿里巴巴的盈利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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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独特的是，这家被冠以“最强快递”的机构，始终带着一种“非典型商业”的气质：当其他企业回避偏远地区因成本过高而放弃服务时，它选择坚守；当同行追逐短期回报时，它默默投入数十年，构建起一张深入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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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它的记忆仍停留在贴邮票、寄信件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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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70后、80后而言，一枚面值几分的邮票，曾是维系亲情的唯一桥梁。可鲜有人了解，这条情感通道背后承载着多么沉重的成本——在川藏高原的雪线邮路上，邮递员必须直面极端天气和生死考验，穿越常年积雪的雀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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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明知道会亏本仍坚持完成”的信念，正是中国邮政最深沉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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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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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条长达604公里的雪线邮路，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其中雀儿山段素有“川藏第一高、第一险”之称。冬季积雪常深达车顶，夏季则泥石流频发，部分路段宽度仅能容纳一辆车缓慢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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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递员其美多吉在这条线上奔波了数十载，每一次出勤都如同与死神同行：车辆陷入雪坑是家常便饭，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他只能徒手铲雪开道；遭遇塌方时，他背着邮包徒步翻越山岭。他驾驶的邮车累计行驶里程已达4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整整12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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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沿线居民来说，中国邮政不只是物流服务商，更是通往外界的“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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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需要寄出孩子的学费，老人想把家乡特产送给城里的子女，学生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这些需求，在任何一家市场化快递公司眼中都是无法盈利的边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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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看，一趟雪线邮路的油费、人工、路桥支出，远超全年所收邮资，显然是笔稳赔不赚的交易。但中国邮政偏偏接下了这个重担，并持续承担了数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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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更能体现这份坚持的分量：1996年，四川每封信件的投递成本高达2.13元；即便到1997年压缩至1.1元，而当时最贵的邮票也不过几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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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每一封信寄出，邮政都在贴钱运营。放眼世界，邮政系统普遍面临亏损困境：意大利、德国邮政长期入不敷出，美国邮政自2007年起连续14年出现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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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亏损，各国采取的应对策略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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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邮政选择了“市场化分流”，将被认为无利可图的业务逐步剥离，交由私营企业承接，实质上是将“必要但不赚钱”的公共服务责任转嫁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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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采取的是“国家托底”模式：1998年，中央专门推出“8531补贴计划”，在1999年至2003年间分别给予80亿、50亿、30亿、10亿元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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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的财政扶持并非无限输血，而是为邮政争取了宝贵的转型窗口期，使其得以完善基础设施、拓展服务网络，为后续商业化运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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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兼顾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为中国邮政后来的成功逆袭埋下了关键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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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寄信”到“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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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是，中国邮政的蜕变之路，最初是从“寄钱”这一附加功能起步的。早年银行网点主要集中于城市区域，广大农村地区几乎处于“金融荒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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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若要给在外务工的子女汇款，往往需长途跋涉前往县城银行，过程繁琐且存在安全风险。而邮政网点早已遍布乡镇乃至偏远村落，“代寄款项”自然成为其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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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群众开始思考：“既然能寄钱，为何不能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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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数农村家庭习惯将现金藏于床底或柜中，既缺乏安全保障，也无法获得利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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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邮政重启储蓄业务后，迅速赢得基层民众信任。坊间流传着一个真实又意味深长的说法：小偷圈内有个潜规则——“绝不碰邮递员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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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非出于道德自律，而是因为一旦邮包中的信件或资金受损，将构成“破坏国家邮电通信罪”，刑罚远重于普通盗窃。正是这种极高的法律威慑力，赋予了邮政储蓄极强的公众信赖感，使其在乡村迅速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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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邮政储蓄的运作极为简单：吸收的存款全额上缴人民银行，后者按比例支付手续费，邮政实际扮演的是“资金搬运工”角色。但1990年的一项制度调整彻底改变了格局——人民银行停止支付手续费，改为向邮政支付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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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细微变革，实则完成了身份跃迁：邮政由此具备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利差”的能力，逐渐演化为类金融机构，并可拓展汇兑、保险、理财等多元金融服务。这也标志着邮储银行的雏形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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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意识到，快递业务长期的亏损投入，实际上是为金融板块打下的地基。正是因为几十年来坚持“哪怕只有几户人家也要设点”的原则，邮政才拥有了其他金融机构难以复制的“深度下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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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2006年的农村金融调研报告指出，当时66.9%的农户存在借贷需求，其中超过半数只能依赖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解决资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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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的诞生恰好填补了这一巨大空白。它无需额外建设物理网点，直接依托现有邮政体系即可开展业务，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同时精准触达最基层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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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邮储银行营业网点数量突破4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及98.9%的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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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如此密集的网络布局，它在金融领域快速崛起：资产规模、存款总量位居全国商业银行前列，贷款余额排名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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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仅邮储银行就为中国邮政集团贡献了逾600亿元净利润，中银保险亦带来160亿元收益——此时回看其快递板块，即便仍在部分区域亏损，整体已被金融业务的强大盈利能力完全覆盖。这种“公益筑网、金融反哺”的发展模式，堪称国企转型的经典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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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赚钱更重要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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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快递业务长期未能盈利，为何不干脆关停，专注于高收益的金融板块？答案深植于“国民属性”四个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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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快递眼中，物流是一项纯粹的“生意”，哪里有利可图就流向哪里，哪里成本过高便主动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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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原牧区、边远山区，单件快件运输成本可能是城市的十几倍，自然被排除在服务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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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中国邮政而言，快递是一种“使命”。无论是西藏那曲牧民急需的药品，还是新疆喀什果农希望寄出的葡萄干，哪怕只有一单，也必须送达。这种“全域覆盖”的能力，是任何民营快递都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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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某些特殊物品只能由邮政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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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高校录取通知书，依法必须通过邮政EMS寄送，因其全程可追踪、安全性极高，杜绝了丢失或损毁的风险。每一封通知书都有独立编码和实时轨迹记录，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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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法院传票、社保卡、身份证等重要文件，大多指定由中国邮政传递，这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层面对其公信力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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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隐藏在日常中的温情细节：在偏远村庄，邮政网点不仅办理寄递，还协助老人缴纳水电费、预订火车票；在山区，邮递员顺路为村民捎带药品、日用品；疫情期间，多地邮政站点变身“应急中转站”，帮助农户将滞销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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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似微不足道、无法量化收益的服务，恰恰构成了中国邮政作为“国家企业”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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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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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邮政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商业逻辑”与“社会担当”的深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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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曾效仿互联网企业追求爆发式扩张，也不像民营快递紧盯即时利润，而是用数十年时间耐心编织一张覆盖城乡的“民生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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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网络里，既有雪线邮路上的生命坚守，也有乡镇网点的便民温度，更有金融服务向基层的持续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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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盈利模式并非来自投机取巧或资本炒作，而是源于“长期主义”的坚定实践：先履行应尽职责，再从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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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邮政，早已不再是那个只会邮寄信函的传统单位，而是集快递物流、金融服务、电商协同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无论形态如何演变，那份“明知亏损也要坚持”的责任感始终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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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有些企业的价值，无法单纯用财务报表衡量——它连接的是远方的牵挂，保障的是基本的民生，守护的是那些商业力量不愿涉足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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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就是中国邮政最值得敬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