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凤凰网报道,期末考试刚结束,唐文生就被学校解聘了。他不是因为教学不佳,也不是因为学术不端,而是因为未能完成一项特殊的“创收任务”——向学校“贡献”4.5万元的横向经费。在西安这家民办二本高校,文学院的教师们被迫面临一个荒诞的选择:要么自掏腰包伪造合同,完成经费到账指标;要么卷铺盖走人。
唐文生选择了拒绝。与他一同拒绝签字的还有6位教师,他们全被辞退。而更多教师则选择了屈服,贷款、卖房、掏空积蓄,只为保住这份勉强糊口却至少“体面”的工作。当大学教师不得不“贷款上班”,这斯文还不如扫地。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高等教育生态畸变的缩影。
横向经费,这本应是高校与企业合作、服务社会的自然产物,却在行政指标的重压下异化为赤裸裸的“买岗费”。院长在会上“现身说法”,教唆教师与装修公司合谋伪造合同;教研室主任“分享经验”,坦言自己贷款凑钱;专业负责人更是直言“贷了一年,付了几百块利息”。当学术领袖们将造假视为常态,将自掏腰包称为“支持学科建设”,教育的尊严已被践踏殆尽。
这場荒诞剧的背后,是高校追求“申硕”、“冲一流”的政绩焦虑。201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科研经费与学位授予资格直接挂钩,点燃了各级院校的经费竞赛。二本院校为“保本申硕”,一本院校为“双一流”头衔,纷纷将压力转嫁于教师。横向经费既能展示“科研实力”,又能为学校创收,哪怕只收取1%的管理费,对高校而言也是一笔可观的进账。
然而,文科教师何处去拉横向?与企业合作技术服务,本非人文社科所长。当文学教授被迫研究“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实为自家装修),当语言学教师不得不签订虚假技术合同,学术尊严已然让位于生存法则。所谓“真题真做”,不过是一场系统性的造假合谋。
更令人忧心的是风险转嫁的狡猾机制:学校暗示教师造假,却从不下发红头文件;一旦事发,责任完全由教师承担。合同与报销流程经不起法律审查,每一位“买岗”的教师都留下了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把柄。而当教师们为凑发票发愁、为贷款利率焦虑时,学校正坐收管理之利,稳赚不赔。
在这场游戏中,最终胜出的或是资源掮客,专业中介活跃于网络平台,明码标价“帮助”教师匹配企业资源、制定报账计划。高校教师沦为“科研经费”的搬运工,学术理想让位于生存智慧。
唐文们的遭遇折射出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普遍困境。预聘制、非升即走、经费考核——在“要么给我名,要么给我钱”的高校逻辑下,教师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是经费的奴仆,或是政绩的工具,唯独难有从容治学的空间。当教学沦为表演,科研变成交易,学术理想终成奢侈品。
然而,当教师需要“贷款上班”时,失去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是知识分子的尊严与底线。斯文扫地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教育本质的迷失。大学的使命本是启迪智慧、追求真理,而今却异化为创收机器、名利竞技场。当教师被迫跪着求生,又如何培养学生站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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