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广播总带着沙哑的回响，那年我在 3 号站台送阿哲去南方，他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硬座票。“等我攒够钱，就回来开家书店。” 他说这话时，风掀起他额前的碎发，眼里闪着少年人特有的光。
我们是在旧书市场认识的，他总蹲在角落翻泛黄的诗集，手指小心翼翼地拂过书页上的霉斑。有次我看中本《边城》，他却抢先付了钱，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省了半个月早饭钱买的。“翠翠等的人没回来，但总有人会等你。” 他把书递给我时，嘴角弯起的弧度像春日的柳梢。
后来我们常在晚自习后绕路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他会给我讲北岛的诗，我会听他说未来的书店要摆上木质书架，窗台上放盆多肉。直到高考结束，他收到南方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我留在了本地。送他那天，火车开动时他从车窗探出头，挥着手喊：“记得帮我照看旧书市场的老张！”
去年我去南方出差，特意去了他所在的城市。导航带我找到那家书店时，却看见招牌上写着 “奶茶店”，店主是个陌生的姑娘。她告诉我，前两年有个爱读诗的男生租过这店面，后来因为母亲生病，把店盘了出去，去了更远的地方。
离开时，我在街角的报刊亭买了本新出的诗集，封面是浅蓝的天空。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潮湿的气息，忽然想起阿哲当年说的话。原来有些告别不是挥手就结束的，它会像站台的汽笛声，在往后的日子里，偶尔在某个深夜，轻轻叩响记忆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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