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广播总带着沙哑的回响,那年我在 3 号站台送阿哲去南方,他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硬座票。“等我攒够钱,就回来开家书店。” 他说这话时,风掀起他额前的碎发,眼里闪着少年人特有的光。
我们是在旧书市场认识的,他总蹲在角落翻泛黄的诗集,手指小心翼翼地拂过书页上的霉斑。有次我看中本《边城》,他却抢先付了钱,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省了半个月早饭钱买的。“翠翠等的人没回来,但总有人会等你。” 他把书递给我时,嘴角弯起的弧度像春日的柳梢。
后来我们常在晚自习后绕路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他会给我讲北岛的诗,我会听他说未来的书店要摆上木质书架,窗台上放盆多肉。直到高考结束,他收到南方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我留在了本地。送他那天,火车开动时他从车窗探出头,挥着手喊:“记得帮我照看旧书市场的老张!”
去年我去南方出差,特意去了他所在的城市。导航带我找到那家书店时,却看见招牌上写着 “奶茶店”,店主是个陌生的姑娘。她告诉我,前两年有个爱读诗的男生租过这店面,后来因为母亲生病,把店盘了出去,去了更远的地方。
离开时,我在街角的报刊亭买了本新出的诗集,封面是浅蓝的天空。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潮湿的气息,忽然想起阿哲当年说的话。原来有些告别不是挥手就结束的,它会像站台的汽笛声,在往后的日子里,偶尔在某个深夜,轻轻叩响记忆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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