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 | 西南联大的“五四时刻”：闻一多与师友

文 | 陈杰

“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日子”

诞生于抗战烽火的西南联大，是在五四精神召唤下拉开大幕的。开学上课始于1938年“五四”之日，结业典礼终于1946年“五四”之时，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都有“五四血统”，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是五四运动主要阵地，西南联大也被称为“小型五四”“五四堡垒”。

“五四”是青春与复兴的日子，抗日救亡与启蒙觉醒相互交织，“救亡”压不倒“启蒙”，时时发生撞击、连锁、扩散效应，体现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与个体纪念五四的时刻。刚毅坚卓的知识人坚持五四精神的主流，但选择的路径差序有别，存在各种碰撞、对立和渗透的图景，推波向前行。通过梳理闻一多与其师友梅贻琦、郑天挺、朱自清、吴宓等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记录，获得新的体验。

西南联大办学8年，每年“五四”，都以各种方式加以纪念，成为“五四时刻”。1938年5月4日，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个“五四”纪念日，也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文法两院开学的首日，下午3时，在蒙自中学大礼堂召开“五四”纪念会，也是一个开学动员会。朱自清、张佛泉、罗常培和钱穆发表演说，朱自清主要讲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博得笑声颇多。”留在他当天的日记里。会上通过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北大同学告全国同胞书》，学子们疾呼：“我们需要自由，需要解放，需要新的建设，这些都是五四所要求的，而现在还是需要。五四运动启发了今日的斗争，我们要在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任务。”

西南联大独立组织五四纪念始于1940年5月4日，因为是“五四”纪念日，学校放假一天，仍在上午举行了一场精神动员月会。总务长郑天挺日记记下了那天的情景。一大早起来就听见雨声，他担心纪念会能否举行。八时半，雨停了，郑天挺着急入校。“孟邻师已先至”，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蒋梦麟正督促工友清扫水渍。另一位常委梅贻琦以及教授杨振声、冯友兰、陈序经、叶公超等相继到了。梅贻琦主持演讲“纪念五四之意义”并报告学校近况，蒋梦麟作了主旨演讲“五四与青年运动”，详述蔡元培先生一生引导青年的事迹。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学生们当晚冒雨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郑天挺日记当天写道：“途遇学生游行，火炬甚盛，惜雨大不能驻观。”

1941年5月4日，学校原拟举行纪念会及运动会。预报当天有雨，提前一天举办。3日早上7时30分举行开幕式，1000多人参加，梅贻琦、蒋梦麟出席。梅贻琦会后回到家，立即为学生自治会作《青年节写给青年诸君》，5月4日晚上七时半，他赶到昆明广播电台以《今日青年教育的一个问题》为题作了20分钟直播讲演。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把5月4日定为文艺节，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作为青年节，引起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愤慨，进入5月一如往常纪念“五四”，这个“五四时刻”被称为“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日子”。（任继愈：《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37-1946）》，《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闻一多认为“联大风气开始改变”也应该从这一年算起。（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批判“献九鼎”“应帝王”行径

1943年春，抗战期间发生一个事件，即蒋介石诋毁五四运动、主张复古、宣扬封建思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引起闻一多等西南联大教授的坚决否定。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费正清自传》中提到，一些社会学家称它为一派胡言，既讥讽它，又为它感到可耻。

蒋介石不满五四运动的态度在郑天挺1943年11月23日日记中有记载：“委员长对现行教育深为不满，尤不满于‘五四运动’，尝称之为‘亡国的五四运动’，并谓‘五四运动’较之军阀尤甚，每谈及教育现状，莫不痛惜。”

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所以，闻一多在1944年5月3日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讲演，捍卫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批驳复古倒退的思想。

闻一多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1919年五四运动的鲜活记忆，他说，“现在又有人在叫嚷复古了，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孔家店，又死灰复燃了。孔家店就是要我们好好儿当奴才，好好服从老爷们的反动统治，现在不是又有人在嚷嚷‘读经尊孔’吗？不是又有人在搞‘献九鼎’‘应帝王’吗？”闻一多重喊打倒孔家店：我们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王康著：《闻一多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288页）

闻一多虽未具名，但猛烈抨击了提议向蒋介石“献九鼎”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与西南联大教授学缘深厚的朱家骅，写“献九鼎”颂辞的中央大学教授顾颉刚，以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以“统治术”教统治者，此后闻一多在五四纪念讲演中多次鞭挞“献九鼎”行径。”

陈寅恪1943年春作诗《癸未春日感赋》，批评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嘲讽顾颉刚为九鼎撰铭辞：“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竺可桢1943年12月18日日记直言“陈寅恪诗嘲九鼎”“寅恪对于骝先（朱家骅）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顾颉刚1943年1月28日、5月13日两次日记记载，铭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孟真（傅斯年）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铭文：“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顾颉刚著：《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页)

时西南联大历史学系研究生何兆武后称：“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何兆武：《回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老人》）“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王者师’的心态。”（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5页）

西南联大旧校门

闻一多在5月3日五四历史座谈会有两次演讲，这篇批判“献九鼎”“应帝王”行径的演讲稿来自其学生王康所著《闻一多传》，不见1948年版的《闻一多全集》，闻一多在“五四时刻”的这一篇章揭示出，秉持民主与科学之魂，特别在知识人中反对维护主—奴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

“五四中年”与青年关系的态度分化

青年是“五四”的代名词，闻一多那一代“五四青年”抗战时期已是“五四中年”。闻一多在5月3日五四历史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的大事，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去过问政治，就是“不幸”的事情，我要问问：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他望望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勉强地笑了一下）这还不都是因为没有民主！有人说青年人“幼稚”，容易冲动，这有什么不好呢？要不“幼稚”，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幼稚”并不是可耻的，尤其在一个启蒙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生力量。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觉得就是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他用手做一个弓形比了一比）！今天青年人的思想，也许要比中年人老年人清楚得多了，理智得多哩！（《闻一多传》，第288页）

历史学系教授雷海宗在五四历史座谈会发言中，虽然主张纪念五四，但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因为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学生荒废学业，最终对国家不利。学生越闹得凶，就越要给国家造成不幸。（《闻一多传》，第286页）雷海宗的讲话，是想尽量息事宁人。纪念五四座谈会出现直面交锋，形成两种教授意见。

5月4日，早8时西南联大在图书馆内举办本月精神动员月会，以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受邀报告五四运动经过的“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经济学系教授周炳琳，勉励学生“要有自觉的责任心，与独立的见解，自由的人格，立定志气促成国家进步和复兴”。青年人在这个时候要求行动担负起救国的责任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作为中年人，周炳琳认为自己这辈人没有能好好地做，担当起责任，所以他要求青年人暂时不要行动，让中年人来担当起他们的责任。周炳琳对于学生运动，表达了温和的态度。“勉青年人勿为中年人所利用，亦勿如中年人之消沉。”（郑天挺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28页）

闻一多对青年和已成为中年的“五四”一代有自己鲜明的看法，他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说，“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联大八年》，第11页）

闻一多、雷海宗、周炳琳等教授对学生参与政治态度是不同的，如何看待“五四中年”与青年关系，是否支持学生运动成为“五四时刻”的焦点。由此可见，西南联大教授中的分化已经明朗，一部分人成了学生运动的“热情的鼓动者”，而另一部分教授则成了“急切防范者”。（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吴晗1947年3月30日为史靖（王康）著《闻一多的道路》序中说，青年人常歌颂一多先生是他们的导师，其实这句话是错的，至少是应该修正的；事实上应该说青年人是一多先生的导师，他自己如此承认。他晚年所得于青年人的和青年人所得于他的同样多。他从青年人得到热情，得到活力，得到支持，甚至于得到他从前所被闭塞所被隔绝的智识。

吴晗总结闻一多对待青年的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个人效仿：闻一多生活在青年中，向青年学习，他爱护、教育、指导青年，成为青年所热爱的老青年，走上了青年人所支持他走的道路，也替青年人开辟并奠定了道路。

从诗人、学者到战士

1944年5月4日当晚，西南联大文艺壁报社在南区十号教室举办“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会，邀请李广田、罗常培、冯至、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杨振声等教授作主旨演讲。活动现场里里外外拥挤不堪，决定移至图书馆继续演讲，不料“有人夹杂在内向里投掷石子泥块，显然是有组织的破坏。又利用了群众的盲目冲动，结果使演讲流产。”（《联大八年》，第29页）

郑天挺5月5日日记、朱自清5月4日的日记对这一“事故”都有记录。吴宓虽与闻一多同窗共事，但在治学思想上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对纪念五四很不以为然。5月4日日记记下：“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早寝。”还述：“宓早感我生所历之中国，乃一大衰亡之过程，他日将益破毁，视今为盛时乐土，而精神先灭，道德尽坏。非天亡人亡，实我中国人自亡之耳。”5日他又记下：“述昨晚联大五四讲演会，因改地争座，听众滋闹，未能开讲，成一幕笑剧Farce（闹剧）”

为弥补遗憾，文艺演讲会于5月8日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重开，改由中文学会主办，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主持，参会3000多人，盛况空前，持续了5个小时。罗常培、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闻一多、杨振声共十位教授分别演讲。

西南联大教室

在文艺演讲会上，闻一多大声疾呼：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文学遗产在五四以前是叫做国粹。五四时代叫做死文学，现在是借了文学遗产的幌子来复古，来反对新文艺，现在我就是要来审判它：中国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实际治人的是手下的许多人，治人就是吃人！

闻一多给传统文化的封建家臣画像，借以反省知识人抗战中的政治态度：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有四种家臣：第一种是绝对效忠主子的，是儒家，第二种次之，是法家，第三种更次之，是墨家，而庄子是第四种，是拒小惠而要彻底地拆台的，但是因为有前三种人的支持，所以没有效果。后来，由反抗现实而逃到象牙塔中。在五四，第四种人出塔了，可惜在塔外住不惯，又回到塔里面去了！那么前三种人又活跃了！但他们觉得新主子不如旧主子好，所以才有“献九鼎”！新主子一出来首先要打击五四运动，要打击提倡民治精神的祸因。后来他们发现民主是从外国来的，于是义和团精神又出现了。

郑天挺5月8日日记记下：“今晚中国文学系举行文艺晚会于新舍图书馆前草坪，即五四文艺座谈会之变象，而由系主持者也。讲者十人，听者千六七百人，秩序甚佳，一多所谈甚激烈。”

郑天挺十分钦敬闻一多的学养，曾在日记留下“一多（闻一多）、佩弦（朱自清）于文学素养甚深也。”并在联大蒙自分校期间送其“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与典故。

5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参加文学晚会，做关于散文的讲演。发言者10人，冯与李都讲得很好。我的讲话一点也不全面。一多讲文学遗产，语调激昂，但听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热烈。他的有些话似太过分。”

“一多所谈甚激烈”“他的有些话似太过分”，郑天挺与朱自清此刻的微妙态度是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呈现西南联大教授思想场域的一种现象。或如王力所说，“朱（自清）先生温和，闻（一多）先生刚直。”闻朱之间文化性格差异毕现。

吴宓对闻一多的文化观点多持异见。闻一多抨击孔孟复古主义，5月9日吴宓日记称：“报载昨晚联大文艺晚会，诸人盛表五四身与之功，而痛诋中国之礼教与文学。读之愤怒已极，惜年衰力孤，末由与彼辈争战。”10日复说：“报载前日闻一多演辞，竟与我辈‘拥护文学遗产’者挑战。恨吾力薄，只得隐忍，久久不快。”11日亦说：“见学生壁报，承闻一多等之意，出特刊讨论尊孔、复古问题。不胜痛愤，仍强为隐忍。……中国人之道德如此败坏，而某某等方赞扬五四、攻诋孔子之教，真令人痛愤欲绝（宓之蝨处联大，尤觉愧悲）”21日，吴宓参加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组织的“十一学会”（“十一”合起即是“士”，意喻“士人学会”），会上他“以积郁，言颇愤激。自诩当主国文系，且欲尽杀一切谋改革汉文之人。”又“颇虑因此在联大招祸，故甚悔之。”吴宓呈现保守主义者的心境，气度偏狭。

朱自清认为，闻一多一生是斗士、诗人和学者，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历史晚会是其学者时期，以后的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姿态出现了。

华罗庚指出：在1944年纪念“五四”的晚会上，一多先生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从此，他开始由一位诗人、学者变为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的战士了。

从1944年直至牺牲，闻一多参加了西南联大几乎所有的五四纪念活动，都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此时，闻一多的弟子王瑶给同学赵俪生信中写道：闻一多先生近来甚为热情，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因之甚为当局及联大同仁所忌，但闻先生视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在联大上课时，旁听者常满坑满谷，青年人对之甚为钦敬。

从“国家至上”到“人民至上”

这从郑天挺1944年12月6日日记中找到踪迹：冯友兰“言一多往时与梁实秋友善，均属国家主义派，自入清华，始专心读书著作，惟对政治素感兴趣，又富情感，近日激于对军队之同情，故复大谈政治矣。”

闻一多赞成过国家主义，出发点是爱国和救亡的民族情感。他在1944年5月3日五四纪念座谈会自我检讨：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nalism（国家主义），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我以为是反动的。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

冯友兰称之为“国家主义派”的闻一多在1945年“五四”纪念周的时刻标志着向“人民至上”论的思想转变。王瑶称“闻一多的转变则突发性很强，变化很鲜明。”在社会思潮激变的条件下，闻一多是个行动型的知识人。

（1）闻一多肯定“五四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5月2日，闻一多参加了西南联大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在朗诵开始前，首先登台发言，论及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辛亥革命是“士大夫领导的。他们的群众是士大夫，”而“五四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得到工人的赞助，这是五四进步性的一点证明，但是工人并没有居于领导的地位，这是五四民主运动不彻底的地方。”

（2）闻一多提出知识人不要“怕受党派利用”，要参与政治。5月3日晚，西南联大历史学会在东会堂召开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会，闻一多发言：“今天的情形，一定还有人徘徊犹豫，怕受党派利用，因为某某党也在喊民主。……我们读书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也不被人利用离间的，我们应以读史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

（3）闻一多以“人民至上”取代早年服膺的“国家至上”。5月4日，闻一多在《大路周报》创刊号发表《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他检讨“国家至上”的口号，提出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4）闻一多呼吁“让民主回到民间去！”西南联大“五四”纪念周的高潮是5月4日下午的示威游行。以西南联大为主体，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在云大操场联合举办“五四”纪念大会，6000多人参加，情绪特别高涨。会议刚开始不久，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闻一多马上站起来，冒着大雨，向正在四散躲雨的人群高声说：“是青年的都过来！是继承‘五四’血统的青年都过来！”他呼吁：“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间去！”

在万人大游行回到云南大学操场，闻一多发表演讲：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5）闻一多提出“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法则。5月10日闻一多在昆明《民主周刊》发表《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文：从二十六年前的“五四”到今天，恰是螺旋式的进展了一周。一切都进步了。封建势力的进步，必然带来人民力量的进步，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二十六年前如此，今天也如此。在“五四”的镜子里，我们看出了历史的法则。

“人民”这一政治概念在闻一多思想的生成，是一次根本性的再造，它摧毁了原有国家主义的政治观，发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与支撑，高举“人民”的旗帜。

1945年，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同游路南县石林

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风骨长存

1946年5月4日，联大没有举行专门“五四”纪念活动，而是把这一届也是联大最后一届毕业典礼安排在当日。上午9时，梅贻琦在校图书馆主持毕业典礼，北京大学代表、哲学心理学系教授汤用彤致辞联想到“五四”，说“联大是五四开课的，刚好又在五四这一天结业”。清华大学代表、物理学系教授叶企孙发言阐说“我们要争取学术独立”。南开大学代表、历史学系教授蔡维藩以“联大由五四开始，五四的精神是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联大北上，带头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的精神北上”，作为临别赠言。梅贻琦致辞特别表示，“他们三个是写了一篇文章，正代表了联大精神。”联大精神正是五四精神的赓续传承。

典礼的一项议程就是冯友兰朗诵所作至今闻名遐迩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闻一多为纪念碑题写了篆书碑额。

但是闻一多没有参加西南联大的结业典礼，而是应昆明学联之邀，去参加“青年运动检讨会”，并多次发言。经历1945年底昆明“一二·一”运动，闻一多倾力支持“五四”以来青年运动又一高潮，与西南联大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教授岔道而行。

冯友兰称，“‘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原来三校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4页）

“一二·一”运动高潮过后不久，1945年12月14日下午5时，梅贻琦约闻一多谈话一个多小时，对闻一多有一个评价：“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既表达不同的意旨，也流露出关怀之心。

1946年4月14日，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北返举行话别会，闻一多发言，反思西南联大教育：“我并不满意过去三校的教育作风，三校今后应该继承和发扬这几年联大的精神：爱民主，为人民。”“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我希望联大的同学再不要学我们的样子。”

闻一多的发言引发了梅贻琦的不满，他在当天日记写道：“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朱自清15日日记记载：“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

1946年6月17日，即在闻一多遇害1月前，郑天挺在日记写到：梅贻琦定6月20日仍还南京，盖以中央对清华大学三五教授如潘光旦、闻一多不放心，故召梅贻琦入都商议。在京十余日，尚未见主席（蒋介石），今日乘英人便机来北平一视，仍须还京候召见。吾侪之意，如有解聘之举，将益使多一宣传资料为学校增纷扰也。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日记：“对西南联大团员训以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之意。”又说“言之操急，自知失态。”（闻黎明、侯菊坤著：《闻一多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2页）

6月25日，等候多日的梅贻琦终于见到蒋介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蒋介石听后“似颇颔首”。（黄延复 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从蒋介石压力而来的“还击”确实存在，但梅贻琦、郑天挺等力保闻一多，不使学校增纷扰。

一个月后的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惨案发生的危急时刻，西南联大的教授虽然各自政治信仰差异、观点相对，但是他们的道义与信念是一致的。道不同，相为谋。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曾昭抡、吴晗约在潘光旦家吃饭，客人有傅斯年、杨振声，饭后一起谈政局、校局很长时间，梅贻琦在日记中写下：“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闻一多遇难，下午5时许，梅贻琦得知“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公朴）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梅贻琦急派人往闻家照料，请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往警备司令部，要他们注意其他西南联大同人的安全。“晚因前约宴中央及中航二公司职员光徐诸君，但已无心欢畅矣。”散后，又发急电报告教育部，并与法院、警部及警察局公函。（《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236-237页）16日梅贻琦召集随即成立了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

18日在重庆候机北上的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叶企孙、马大猷等34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闻一多“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在，”要求缉凶归案，以平民愤。冯友兰后称：“他（闻一多）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峰。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三松堂自序》，第356页）

1946年7月17日，在成都的朱自清读报得知闻一多于15日下午5时许遇刺，“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同一日，吴宓得知闻一多在昆明遇刺身亡，日记只记“地在府甬道，宓昔膳食之地也。”心情十分冷淡。

闻一多是西南联大8年间牺牲的唯一的教授。朱自清7月21日参加在成都西南联大校友闻一多追悼会，做了《闻一多和中国文学》的讲演。追悼会也请吴宓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云云，他“走避之”。8月4日在成都近城园朱自清和吴宓作为客人参加西南联大校友的午餐会。朱自清做了悼念闻一多的简短演说。当场群起为闻一多家属捐款，立即得17万元，但吴宓未捐助。当晚，吴宓又赴清华校友合请宴。到者40余人，并开同学会，为闻一多募赙。吴宓均未捐。可是当日他的日记写下“昨赏门房谢大爷及本楼兼理之仆，各二千元。”吴宓对闻一多捐躯违背常理的举止，显示其政治人格不足。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称其为“敏锐善感，思想包容，充分展现出联大的风采。”实在难以苟同。

何为联大风采？围绕闻一多等师友“五四时刻”呈现“多歧性”的特征，走进这座立体的、至今可呼吸的“思想森林”，构成西南联大教授一个色彩斑斓的“生态场”，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风骨历久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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