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人民家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新华社发

西南联大学生在做实验。 新华社发

穆旦写给唐振湘的信件。 资料照片

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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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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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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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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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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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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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被迫南迁，几经辗转安顿在云南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赓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人才；广大师生遵循刚毅坚卓的校训，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大批学生投笔从戎、效命疆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

本期“人民家书”摘编了西南联大6位学人的珍贵家书，讲述家书背后的动人故事。他们以笔为矛、以学为盾，在艰难岁月中守护文化火种，用教育延续民族精神。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些珍贵的家书，在字里行间触摸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坚守，重温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淬炼出的精神脊梁。

——编 者

闻一多：

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

(1938年4月30日)

贞：

我们自从二月二十日从长沙出发，四月二十八日到昆明，总共在途中六十八天，除沿途休息及因天气阻滞外，实际步行了四十多天。全团师生及伙夫共三百余人，中途因病或职务关系退出团体，先行搭车到昆明者四十余人，我不在其中。教授五人中有二人中途退出，黄子坚因职务关系先到昆明，途中并时时坐车，袁希渊则因走不动，也坐了许多次的车，始终步行者只李继侗曾昭抡和我三人而已。

我们到了昆明后，自然人人惊讶并表示钦佩。畅今甫在长沙时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材走”，这次我到昆明，见到今甫，就对他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途中许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医生，吃药，我也一次没有。现在我可以很高兴的告诉你，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更不必说了。

途中苦虽苦，但并不象当初所想象的那样苦。第一，沿途东西便宜，每人每天四毛钱的伙食，能吃得很好。打地铺睡觉，走累了之后也一样睡着，臭虫，革【虼】蚤、虱实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么事，若过了六十里，有时八、九十里，有时甚至多到一百里，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画集印出后，我一定先给你们寄回几本。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昆明很象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熊迪之去年到这里做云南大学校长，你是知道的。昨天碰见熊太太，她特别问起你。许多清华园里的人，见我便问大妹。鹤雕两人应记得毛应斗先生，他这回是同我们步行来的。这人极好，我也极喜欢他。

今天报载我们又打了胜仗，收复了郯城。武汉击落敌机廿一架，尤令人奋兴。这样下去，我们回北平的日子或许真不远了。告诉赵妈不要着急，一切都耐烦些。她若写信给大司夫，叫她提一笔说我问过他。

你目下经济情形如何？每月平均要开支多少，手中还剩多少？日子固然不会过得太好，但也不必太苦。我只要你们知道苦楚，但目下尚不必过于刻苦，以致影响到小儿们身体的发育。大舅在何处，他家情况如何，盼告我。

四月卅日在昆明

▶▶▶家书背后

1932年8月，闻一多(1899—1946)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休假到长沙任教。由于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路走的。一路约有800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10至14天。另一路包括300名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昆明，全程3500里，耗时两个多月。

闻一多参加的就是第二路“湘黔滇旅行团”，想通过这次徒步横穿湘黔滇三省体察国情民情。此时，闻一多已年近四十，身体状况并非最佳。出发前，有学生担心闻一多的身体劝他坐车，闻一多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15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队伍到达昆明城。两天后，闻一多给妻子高孝贞写下了这封家书。

坚持步行，他内心很自豪。在长沙时的玩笑话，尽显教授间的幽默和闻一多的豁达。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宣布解散。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于早晨7点离开昆明北上。当日，“抗战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4天后，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追思会上，发表了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会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门前。

闻一多以生命诠释了何为不畏强暴、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何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士人风骨。

(孙亚慧)

朱自清：

“唤起民众”正是教育者的责任

(1940年6月26日)

桂萼先生：

您主编的《警钟》，我已见到两期了。你们的努力，我是很敬佩的。

张兴旺先生来，谈起双江离昆明有二十八站路。在这样遥远的边区，《警钟》真是特别需要；听说你们诸位编好了稿子，得拿到省城来印，这种毅力真是可惊。在大城市里，见到的出版物太多，觉得不稀罕。但在双江这样的地方，能有像《警钟》的刊物，确是不容易。平常觉得文字宣传的力量，似乎并不怎样大；但双江唯一刊物的《警钟》，我相信力量一定宏大。这一方面是双江民众最适宜的精神的粮食，一方面也是双江民众对外的喉舌；我们读了这刊物，引起了对于边区的兴趣和关心。

前在报上见到，您所在的双江师范，还编有丛书。这想来也是你们诸位的工作。这种工作，和《警钟》相辅而行，真是相得益彰。从前说“开通民智”，现在说“唤起民众”，这正是教育者的责任。在这抗战时期，教育者这种责任，尤其重大。可惜许多教育者忽略了这种责任。你们诸位这样孜孜不懈的努力，实在是我们教育的好榜样。我说教育者，也包括着文艺工作者。你们诸位确是站好了教育的岗位和文艺的岗位，将来的影响一定很大。大城市的人应该看着你们诸位的榜样，鞭策着自己向前去。

敬祝

进步!

朱自清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昆明

▶▶▶家书背后

1940年，战火的阴影笼罩中国。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1898—1948)写下一封信，寄给了彭桂萼。

彭桂萼是边疆教育实践家、学者与爱国诗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文艺和教育界。西南联大期间，他与朱自清等文艺前辈保持密切交往，并带领学生开展抗日宣传。在云南双江简易师范学校，他倡议成立“警钟文学社”，并主编《警钟》季刊。《警钟》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刊登了大量唤醒后方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作品，朱自清本人也曾为《警钟》撰稿，以实际行动支持边区文艺事业。

在遥远的边区，一份刊物、一篇文字就是唤醒民众的火种。朱自清在信中称赞《警钟》是“精神的粮食”，也是“对外的喉舌”，是大城市人的榜样和鞭策。在他看来，文艺工作者也是教育者的一分子，肩负着唤起民众的责任。

1937年随清华大学南渡后，朱自清辗转来到昆明。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里，他曾以变卖衣物贴补家用，但他的文化担当与民族大义毫不动摇，坚持教学与写作。在西南联大，他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史、古典诗文等课程，培养青年学子，并在课堂与文章中强调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他把目光投向边区文艺事业，关切那些在艰难条件下仍努力办刊、写作的同道。这封情真意切的书信，正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弦诵不辍”的精神写照。

(刘 峣)

张伯苓：

抗战停止之日，亦即三校复校之时

(1942年3月)

梦麟、月涵先生台鉴：

敬启者：苓年来宿疾时发，又加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不时开会，未能赴昆明协助校务，不胜歉仄。诸蒙偏劳，心感!心感!

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徒自速其败，云我与同盟国之最后胜利为期当不在远。而我抗战停止之日，亦即我三校复校之时。展望将来，弥感兴奋。

关于敝校复校事，拟先作人事上之准备。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数不及十五分之一，较之敝校战前相去悬殊，将来复校必感才荒。前此因无急需，敝校遂未多聘新人。兹为复校计，不得不有所增聘，以为复校之准备。

先生爱护敝校素所铭感，且我三校本以往一贯合作之精神及将来互相协助之友谊，区区之意，定荷赞助。除详情请杨石先、黄子坚、陈序经三教授面商外，特此函达，至祈鼎力玉成，不胜感祷。

专此，顺颂教安

▶▶▶家书背后

1942年3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1876—1951)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展望抗战胜利后的学校重建大业。

虽因宿疾和参政会事务未能常驻昆明，张伯苓却始终牵挂这所临时大学的命运。他坚信，正义必将战胜侵略——“抗战停止之日，亦即我三校复校之时。”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到，抗战期间，大量师生流离失所，教育体制遭受重创，未来复校时势必面临师资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主张提前增聘教授，未雨绸缪。

这封家书语气谦和，透出一位教育家深沉的忧虑与远见。“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校舍遭日军轰炸，张伯苓大义凛然：“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这种信念，与他在这封信中强调的“复校先育人”一脉相承。

自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以来，3位校长在联合办学中并肩携手，共同守护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复员北平，南开重建天津。面对师资短缺问题，各校积极延揽新进学者，并启用西南联大培养的青年教师以弥补空缺。

重读这封书信，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张伯苓的心声，更是3位校长共同的家国情怀与教育担当。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教育延续民族的精神与希望，共同支撑起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脊梁。

(刘 峣)

浦江清：

被窝已自己能缝，袜子也自己能补

(1943年1月9日)

企罗：

多时未写信，因在研究所中赶一篇文章，即付学报出版之故。现文章已告一段落，可以闲谈了。闻上海生活甚高，我们这里也在高山尖儿上，在内地推为第一。公米到八百元一石。我们的薪津是原薪加生活津贴若干、再加米一石(折价)，每月大约有千六七百元。但是一个人用度，每月超出千元。省则也要千元。

比较起来，教界人甚苦，而联大毕业生他们找到事情，往往薪水在老师之上。因为昆明有钱的人仍多，所以市面极繁荣。各种东西都有。三五牌纸烟在小摊上可得，白锡包等极不稀奇。联大教授们抽本地纸烟，每包二元五角，其劣可知。除粽子不见外，此地吃的东西，可说是样样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享受。在城中不免见了口馋，所以用钱便费，到乡下便一切断念。

我们在乡下及城里的包饭是每月五六百元，城里好些，每顿有肉，牛肉每斤十七元、比猪肉便宜一半，所以常吃红烧牛肉。乡下则每隔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吃一次肉。我除一天三顿饭外，每天早上吃一个或两个煮鸡蛋(每个一元五角)，每晚八九点钟吃烤白薯一只(约二元)，水果不能常吃，花生米则买生的自己炒，便宜不少。在营养上是可以的。

我们系里，一多最穷，其家尚维持一用人，乃是北方同出来的老妈子，年纪六十岁了，要推给别人也不容易。佩弦也穷，上次进城，检出一件皮袍、两样磁器付拍卖行。大概东西带在这里多的，还不要紧，卖去一个毯子，可以贴好几个月。一件皮大衣，要一万元以上，一部《辞海》可卖七八百元。

至于城里警报，偶或有之，但均不妨事。乡下更为安静。我的身体，还不能恢复到在上海时一样，因为福建带来的疟疾，余势尚在，有时疲劳后，要发小寒热。但比初到时，身体已好得多了。单人生活，颇有进步，例如被窝已自己能缝，袜子也自己能补，小衣服自己能洗，被单等则闻家老妈子洗。

另外，做菜也有点趣味想学，这里有人能做菜，唯仆人不听其指挥。要么自己动手，要么一切听他。想吃卤白菜、薰青豆等，此间无之。上次在一个南方粥店内吃过一次粥，两碗粥，两碟菜，一碟是油花生，一碟是素炒豆腐干青蚕豆等，一算账是廿三元!此间有新蚕豆上市，亦一奇也。

江清

▶▶▶家书背后

浦江清(1904—1957)，上海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学识渊博、通贯中西。1936年，他和张企罗结为连理。1937—1945年间，浦江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战时关山阻隔，夫妻相聚甚少，情感交流主要诉诸纸笔。胜利后，浦江清和张企罗把两地书合在一起，后人珍藏至今，视为传家宝。

战时，浦江清关心忧思之事很多，上到国家前途、战局变化，下至亲人安康、儿女教育，都使他牵挂焦虑；再加上物价飞涨、薪水微薄，为了多给家里汇生活费，他又尽量克扣自己。然而，在家书中，他的用语却不乏幽默与亮色，清贫的生活在他笔下显得饶有情趣。这既是为了安慰妻子，更是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与信念，那就是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文明必将绵延长久。

这封写于1943年1月9日的家书，呈现了当时的真实生活景象。当时是抗战相持后期，物价飞涨，知识分子入不敷出。当时米价已达每石800元，而教授们的月薪加津贴不过一千六七百元，维持基本生活便显拮据。在艰苦环境中，教授们不得不自力更生。浦江清提到的生活细节，反映了知识群体在战时的普遍处境，凸显出战火之下学者“困厄中自立”的风貌。

从浦江清的家书可以看出，即便研究环境简陋，爱国知识分子们依旧在战火中维持学术，守护精神火种。这正是西南联大精神的写照，也是深沉的家国担当。

(周姝芸)

蒋梦麟：

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

(1943年1月2日)

适之兄大鉴：

数月前上一书想已收到。兄卸职后，以行止一时未能决定，故未作函奉候。现闻兄尚有若干时勾留，未识任何工作？弟意兄可在美任教，暂维生活，此时似可不必急于回国，医言不宜高飞，何必冒此一险而强行。战后国家大事，即以文化教育而论，头绪纷繁，吾辈均须努力以赴之，以求成绩于百年之后。

兄在任五年，对于国家已有极大贡献，此时稍作休息，谁其能非之。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付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但我三年以来，两年中著一本《书法之原理与技艺》，近月来著成第二册。其首册曰“书技”，次册曰“书艺”。自四二年一月起，夙兴夜寐，从事学习英文，亦稍觉进步，去年尽力精读，用字造句丝毫不肯放松，盖以书法而应用于文字也。

弟今五十八矣，以将近花甲之年，而雄心如此，得毋被人笑为愚而迂乎？然吾之用意，在立身教以启后学耳。吾家有长寿种，先严八十无疾而逝。近来卫生与医学进步，弟希望能至八十以上，或有二十余年可为国效力。以此二十余年中，以三事为目的。一弄书法，二办学校，三写英文(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如精力就衰，先去写英文，继去学校，最后以书法终吾身。联大与弟个人之事，大致如此，愿与兄一商北大校事。

方针：以北大之向来一贯政策，并蔡先生治学立身之精神为基础，战后在北平创立一文史与自然科学之中心，而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而尤以文史为中心之中心。外国文：凡学生无论习何科，必通一外国语，而习国文者尤所必需。此点不必详说，而兄当与弟同意也。群性、个性均加以适当之训练。学科程度当加以严格之训练，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请美国大学在北大设讲座，并准派学生数人留学美国大学，而给以奖学金(Scholarship)。此事当与各大学个别接洽。此事请兄在美便中接洽，未识可行否？

此请旅安，并贺新禧

弟梦麟启

一月二日

▶▶▶家书背后

1943年初，正值抗战战略相持时期。1月2日，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同时与梅贻琦、张伯苓一道主持西南联大的蒋梦麟(1886—1964)，写下了一封长信，寄往大洋彼岸的胡适。这封家书既是对朋友的关切之语，更是对民族教育命运的深沉思考。

蒋梦麟在信中劝慰胡适，战时国家大事纷繁，教育重建任务艰巨，希望胡适暂且留美，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蒋梦麟在信中坦言，西南联大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苦苦支撑，书籍稀缺，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困顿，自己也面临着沉重的心理压力，但他坚定着“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

在困境之中，蒋梦麟依旧夙兴夜寐，学习英文，练习书法，希冀在有限的岁月里办好学校，通过英文写作使西方真正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为战后北大的复兴描绘了蓝图：以文史与自然科学为中心，辅之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所有学生必须精通一门外语；强调群性与个性的培养；实行严格的学业考核；与美国大学建立联系，设立讲座并派遣留学生……这些设想，既延续了蔡元培时期北大的精神传统，又着眼于中西交流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战后国家大事……吾辈均须努力以赴之，以求成绩于百年之后。”这封书信让我们看到，一位教育家如何在战火中坚守，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胸怀长远，以百年为尺度思考民族教育的未来。

(刘 峣)

穆旦：

心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一点东西

(1944年11月16日)

振湘：

你的信今日收到，真是意料之外的，你竟在贵阳了。你自到零陵，就不自主的来了个长途旅行，看你的信非常有现实性和戏剧性，一方面觉得有趣，一方面羡慕你的机遇，在这些被征同学中，你的变动该算最大，见闻最新。只要不死，(好在你还能逃难)我想一得休息，你会写下点什么来的。现在是，不是先有文学兴趣而写作，而是心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一点东西的局势。

我们这边都谈论，关心，而且呈现动摇。很大的苦闷压在人的心上。前后左右都悲观，有了别国的光荣，更显得自己的不成。这一些，还是不去提它罢。

我还清楚记得那晚送别你在小馆和你吃水饺喝酒的情形。每次读你信，都和那情景一比，觉得真是差远了。你这一年真不算白过。你要去昆明，不知是否官派，如无必要，何不到渝一行？昆明和贵阳一样，有点紧张，你若到那里，又是掉在老生活圈子了。自然，你很怀念，我知道。

江瑞熙仍在金碧路426号德华行里住，他在机场作事。你以前来信，我都给他看过了。我曾给你往柳州寄一信，不知你看到否？

我的生活如常，每日工作不多，看看书，玩玩，很应了人们劝我“安定一下”的话。这里有《华声》半月刊是清华同学办的，你如有稿，可寄我转去。

望你多来信，写多点，我也好知道些外间变动。再谈了，祝好。

良铮

十一月十六日

▶▶▶家书背后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翻译家。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昆明，发表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等作品。1940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42年，穆旦作出了投笔从戎的决定，响应国家“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以助教身份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任中校翻译官，奔赴缅甸抗日战场。后来，他根据入缅作战经历创作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阻滞的路》《活下去》等作品。

收信人唐振湘，又名唐怀，笔名白炼，1940—1944年就读于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曾从军任翻译。1944年，抗战进入相持到反攻的关键阶段。知识分子们一方面承受着战局带来的不安，另一方面思索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民族苦难。穆旦在这一年的11月16日写给唐振湘的这封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

穆旦回忆二人分别时场景，那是战乱中的温暖瞬间。然而一转眼，唐振湘已辗转漂泊，亲历动荡战事。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也是一代青年的缩影。青年们在苦闷中寻找出口，文学便是他们的战斗。穆旦的诗与信件，如子弹与号角，把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结。

(周姝芸)

感谢相关研究专家张曼菱、金富军、余浚、陈奇佳、易彬、龙美光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