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花锡君
1905年5月,王赓(字受庆)生于无锡小娄巷,1918年1月参加过著名的巴黎和会,1922年10月10日迎娶有“京城一道风景线”之誉的陆小曼而轰动全城,28岁晋升为陆军少将,在“一·二八”’事件后被诬通日出卖军事情报而入狱。
1906年5月,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生于无锡崇安寺旁边。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现代评论》上刊出的西滢闲话曾风靡一时,并与鲁讯两次笔战。1926年迎娶京城四大才女之一的凌叔华引人瞩目。1946年11月起成为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代表。
两人相差一岁,祖宅相距不到一公里。
1924年4月24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两人曾有交集,担任全程翻译的徐志摩挚友陈源也参与了接待,王赓则作为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为大诗人出行派出警车护航。诗人来访间接成全了陈源、凌叔华,却不经意中拆散了王赓和陆小曼。
此后两人各奔东西,辗转各地,再也没有见面,最后两人双双客死异国他乡,蒋先生分别送了花圈或发唁电表示慰问。
学霸王赓的情场和官场
小娄巷是无锡文化底蕴深厚的“才巷”,书香门第王家嘉乐堂,1895年5月15日迎来了长子长孙王赓,喜得长男给这个簪缨世族带来了喜庆和欢乐。从小贴心懂事的王赓被家中寄予厚望,在传统世俗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后,又被送到杭州的新式小学安定学堂学习。聪慧的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念书和上学的不同,也展露了学习的潜质。
1911年初,在1000多名考生参加的庚子款留学生考试中,经过激烈竞争,王赓以13名的优异成绩成为第3批63名庚子留学生中的一员。入选的同批人员中还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民国时期的一众风云人物。
1911年8月10日,王赓离开江南水乡在上海搭乘波斯号邮轮前往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一所与中国渊源深厚且文艺气息浓烈的大学,内阁总理唐绍仪、南开中学、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北大校长蒋麟梦、大诗人徐志摩等都曾在这里学习并留下印记。不久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美国三所常春藤校之一――也是王赓心仪的一所大学。
然而,听闻西点军校每年开放两个名额给中国人的特殊政策,让王赓去哈佛读研的计划骤然生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当时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局面,使他萌生了救民于苦难的念头,于是决定投笔从戎,打破王家三代不出军人的传统。
经过层层选拔,终于入围。1916年6月16日,王赓前往西点军校报到。原本三年的学习本应该在1919年毕业,但由于战争提前一年完成了学业,这样王赓成为中国的第三名西点军校毕业生。
1918年的夏季王赓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无锡。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迵异于生活了七年的美国,湿热的天气要适应,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变化都需要他去重新了解和审视。
8月王赓顺利入职陆军部,被授予少尉军衔,不久晋升陆军中校,随后一篇《美国之决心》的文章更使他声誉日隆。和家人团聚没有多长时间,王赓又要参加民国历史上最强的外交使团,以海陆军顾问和外交部翻译身份赴法国参与一战结束后的著名的巴黎和会。率队的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团员有驻美大使施肇基以及顾维钧等5名全权代表。
一战后的这次外交盛会波诡云谲,和会上各方势力激烈角逐。虽然使团做了大量工作,但初登国际外交舞台的中国还是显得稚嫩和被动,直接后果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全部转让给日本。后消息传到国内,爆发了近代中国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虽然山东的权益归属了日本,但中国外交官却通过修订单项协议使中国顺利加入了国联,成为这个重要国际组织的五个创始国之一。就王赓个人而言,他结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三位贵人:梁启超、蒋百里和唐在礼。
和会结束以后,王赓回到了本职工作。其上司唐在礼开始为大龄青年王赓物色对象。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的好友、来自常州的陆定夫妇的女儿陆小曼不是正待字闺中吗?
陆小曼毕业于京城著名的法国女校圣心学堂,诗文兼修,19岁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在社交场合引人注目。出生名门的陆母与王母是常州同乡,对单身的王赓十分满意,以致后来两人离婚后陆母仍与王赓保持联系。
真是越看越喜欢,在陆母的全力推动下,1922年10月10日国庆节在海军联欢社(现和平宾馆)为这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极其隆重的婚礼,几百名中外宾客和附近看热闹的居民,把胡同周围挤的水泄不通,京城各大报纸以《一代名花落王赓》为题进行报道。
新婚燕尔,两情相悦。王赓的事业也在稳步发展,次年就被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随后又晋升为陆军少将。
1924年4月24日,泰戈尔到达了北京,在接待过程中同为梁启超弟子的徐志摩和王赓相识。泰戈尔回国后,这位热情似火的诗人便经常出现在王家的书房里,一待就是一天,因为此前王赓接受了东北的新职务。聚少离多,加上生活习性的差异,两人慢慢地有了隔阂。
爱好音乐、绘画身心好动的陆小曼很快在徐志摩身上找到了共鸣点,开始移情别恋。徐志摩则动用一切手段,最终在陆小曼绘画老师、同乡刘海栗的协调下王赓被迫 ““放手”。
悲愤的王赓当然没有去参加徐志摩陆小曼的婚礼,却绅士地送了一份厚礼和一封亲笔信给陆小曼:苦尽甘来方知味。并警告徐志摩,你今后务必对他好,若是三心二意,别怪我不客气。
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线”在王赓眼里渐行渐远,他效命的北洋政府也日薄西山,开始走向覆灭。1925年10月,王赓辞去了孙传芳手下的职务。1926年,经吴稚辉和杨杏佛介绍,加入了更加具有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国民党。1928年北伐胜利后的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的中国。王赓也很快找到了一座显赫的靠山、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国舅、财神爷宋子文。
1929年1月,王赓从国军编遣委员会设计处副处长改任淮北缉私局局长。1930年,赴任宋子文整合成立税警团,而税警团第一任团长正是王赓的学长、西点军校的首位中国毕业生温应星。一年后,王庚成了第二任任团长。1932年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同仇敌忾,奋勇抗日,取得了庙行大捷,其中训练有素装备先进的税警团表现出色。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王赓事件,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注意,并惊动了蒋介石。1932年2月27日,王赓误闯日本军事机关逃到礼查饭店后被捕,关押三天三夜后获释。社会上各种谣言铺天盖地,有说去和前妻陆小曼幽会的,也有说给日本军送军事地图的,也有说他到风月场去快活的,等等。王赓获释后,自己知道事情重大,便主动到上海警察厅投案,并让警卫带自己到南京去受审。
高等法院数次会审,宣布王赓涉密事件查无其事,但““擅离戒严地点,事先未经呈报””仍为大过,被判两年零六个有期徒刑。从此断送了他的军人生涯,也成了他一生洗不尽的“污点”。
出狱后王赓被安排出国考察,并于1935年回国。第二年,日本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找到了俞大维(时任兵工署长,后任军政部次长),表达了为国上战场的誓言。不久王赓被任命为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和兵工研究委员,生活也渐趋安定。1939年经人介绍和广东人陈剑趣结婚了,并先后生下一男一女。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5个年头,国民政府准备派出以熊式辉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宋子文得知会议主席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以后,就指派王赓一道前往。代表团计划3月10日从重庆出发,途经印度加尔各答再飞往埃及,然后在开罗乘坐美国飞机前往华盛顿。
天有不测风云。飞机刚到埃及,王赓在坐监时落下的严重肾病复发了。不到一个月即4月4日,就被列入了严重病人,随后病情急转直下,在7月3日凌晨时分不幸辞世,在当地被以军官礼厚葬。
这位来自温润的江南水乡的王赓最终长眠于北非燥热的黄沙堆里,时年仅47岁。
海归陈西滢的讲台、论坛和职场
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 1896年5月10日生于无锡崇安寺附近。祖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父亲陈育刻苦学习,但没有考取什么功名。然而长子长孙陈西滢的降临还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虽然陈家社会地位在当地并不是太高,但在表弟吴稚辉(其外祖母是陈家人)的指点下,其父和同乡俞复、丁宝书等人创立无锡县境内第一个新制小学并获成功。近水楼台,小小年纪的陈西滢早早地就被送进父亲在家乡开办的学校,接受新知识的熏陶。随父去上海上完高等小学后,又转学去了徐家汇的南洋公学读书,但学业成绩并不理想。几经考量,最后又去了唐文治奏准朝廷开设的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
1912年新年,陈西滢在上海见到了表叔吴稚辉。吴稚辉对侄儿甚是喜欢,建议表哥将陈西滢送到英国去读书。不久,16岁刚出头的陈西滢只身前往英国求学。出发前吴稚辉带陈西滢拜见了同在上海的蔡元培先生,即日后的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
陈西滢在吴稚辉英国的家里安顿下来不久,便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住校学习,目的是方便与更多的英国人接触以提高英语水平,了解当地的习俗,主动融入社会。很快中学毕业,陈西滢又考入了爱丁堡大学学习文学,不久又转入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来陈西滢把在困境中的徐志摩也推荐给了自己的导师、著名的拉斯基教授,日后陈徐成为挚友。
由于陈西滢是自费留学,因此在英国时期的学习生活相当艰辛,写日记的习惯就是这个时期培养起来的,这样一是可以向国内的家长报告一下在英国的学习情况,二是可以锻炼一下文笔。后来陈西滢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出任驻联合国教科文代表时期仍有写日记的习惯。
陈西滢年纪虽轻,但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对当地一些媒体上有关中国的不实之词和负面报道,陈西滢经常申辩或加以驳斥,体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也展现了其良好的英文功底,因此在留学生中有较大影响和声望。这些自然也引起了吴稚辉的注意和赞许,认为文学为科学工艺之基础,从为国储才计,应给予陈西滢官费。
蔡元培1920年底起赴欧洲考察,目的之一就是为北京大学访求教员,陈西滢给蔡元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于是1922年秋,蔡元培就向陈西滢发出了邀请,邀请其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拟定教授欧洲短篇小说等课程。
1922年11月10日,陈西滢与吴稚辉等人同船由法国回到上海拿到了聘书,再北上拜见了蔡元培校长,于是正式成为一名北大教授。
陈西滢在教书之余,充分利用他的特长翻译英语作品,或对国内的一些翻译作品进行勘误指正,刊于(《晨报副刊》)的《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竞致 “编剧、话剧、导演、布景、化妆、一切舞台事务无一不能”(梁实秋语)的作者陈大悲离京、《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离职。当然另外还有对胡适、章士钊等人作品的批评、挑剔,陈西滢一时成为北京学界的闻人。后来陈西滢以《现代评论》为阵地与以《语丝》等为阵地的周氏兄弟等进行了名噪一时的笔战,
1924年2月,教育部任命无锡人杨荫榆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而前任则为鲁迅好友许寿棠。次年2月易名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以易名为导火索,该校学生自治会开始了“驱杨运动”。
1925年5月25日,《现代评论》刊登了“女师大的学潮”的来信,虽然此前陈西滢和同为无锡老乡的杨荫榆根本不认识,但看到鲁迅等人写的大量遣责、嘲讽、抹黑杨荫榆的文章只是心感不平,认为骂和战都有失君子风范。
1925年5月27日,鲁迅等人开始为蒲振声、许广平、刘和珍等8人鸣不平,从幕后走向前台,在报上发表了周氏兄弟、钱玄同、沈尹默等7人的宣言,掀起了一波一波的“倒杨巨浪”,致使对立升级,冲突加剧。
1925年5月30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粉刷茅厕》一文,指出“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致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文章矛头直指“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鲁迅看到这篇闲话后立即在6月1日的《京报副刊》上著文《并非闲话》进行驳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交锋。
接着鲁迅又写了《我的“籍”与“系”》对陈西滢进行批驳,随后又著文《碰壁之余》对声援陈西滢的李四光、周鲠生等人文章进行批驳,反戈一击。接着,徐志摩、刘半农等人各自站队加入论战。如果说第一波论战是由蔡元培调和的,那么第二波论战则是胡适平息的,起因是后来成为陈西滢夫人的凌叔华的一幅临摹画作引起,陈西滢护“花”心切,引申出“师爷”鲁迅的抄袭之嫌,又是一番唇枪舌战,终成为死敌。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等的邀请来华访问间接成全了陈西滢、凌叔华的姻缘。
陈西滢的好友徐志摩是接待大文豪的重要成员,当时住在史家胡同,而泰戈尔下榻地也在史家胡同,一路之隔的凌家花园自然是款待大文豪的上好选择。陈西滢代表北京大学参与接待,两个文学青年之后以探讨文学的名义开始交往,不久修成正果。
1926年7月14日,陈西滢、凌叔华的婚礼在胡适、徐志摩等人的见证和祝福下于协和礼堂举行,人们争相一睹留洋教授和京城四大才女之一的风采。
1926年6月由上海新月书店的印发的《西滢闲话》共收录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78篇文章,独特的艺术风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陈西滢博学而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英式的幽默风趣。
1927年,陈西滢争取到了北京大学赴日的驻外撰 述员资格,于是夫妻双双东渡日本,待了将近一年的闲适时光。1928年初,国民政府筹建武汉大学,当年9月陈西滢受聘为文学院教授,一年后,接替闻一多继任院长。
但是当时的武汉没有新文化、新文学滋生的土壤,却有中国城市的各种污点,因此陈西滢在武汉大学过得并不舒坦,特别是妻子和朱利安·培尔的绯闻更使他糟心。
“七七事变”后,陈西滢站在世界格局的高度,评析了东西方战争的大势,一些观点让日本当局胆战心惊。后来还写了不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剖析世界战局的文章,在社会上反响较大。不久武汉大学西迁乐山,陈西滢得闲游历了四川。
1939年11月,陈西滢辞去了文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12月23日,陈西滢和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138名各界人士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续任两届。1943年应聘赴英国讲学。
1946年11月19日—12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在巴黎召开,陈西滢为中国代表团参加有关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成为18个常务理事之一,陈西滢为常驻代表,直至1964年缷任。期间陈西滢为李四光等人顺利回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陈西滢本人没有接受有关方面的回国邀请。后长期居住在伦敦,生活困顿。
1970年3月12日,陈西滢突然中风,29日晚上病逝于伦敦一家医院。台湾当局聊表慰问,香港船王董浩云帮助办理了后事。
1990年,叶落归根,陈西滢和妻子凌叔华合葬于无锡十八湾陈家墓园。
作者简介
花锡君,滨湖区科技局二级主任科员。无锡民革文史委主任,无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曾长期在新闻宣传和文化部门工作,一些作品在各级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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