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知识·空间·思想：大学传统的多元展演

2025年9月13日星期六上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学术工作坊主办的“知识·空间·思想：大学传统的多元展演暨复旦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校庆”学术工作坊，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徐汇分校举行。工作坊聚焦大学制度 、学术传统、知识生产及思想传承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与会者合影

会议首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致辞，阐明了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梳理大学研究的主要维度，在制度性维度，知识生产维度和思想文化维度讨论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学科建设及国家体制影响。接受，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李峻致辞，表达了复旦附中徐汇分校对此次会议的重视及未来合作期待，强调大中小学协同育人，通过学术平台促进教育体系连贯性，尤其期待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机构在学术传统传承中的联动。

工作坊伊始，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作主旨报告“马相伯与校史记事二三事”，讨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脉络，特别是马相伯先生在其中的角色，及其在早期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办学中的影响。马相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教育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创办的震旦学院（1903年）和复旦公学（1905年）是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实例。马相伯先生于1870年代起参与“江南科学计划”，早年在徐汇公学教授拉丁语、数学等现代科学课程，培养了82名科举进士，部分学生后续成为近代中国精英。1900年后，他献出3000亩土地租金收入作为基金，创办震旦学院，强调“中体西用”但注重现代科学教育，课程涵盖拉丁语、数学、法学等。1912年，马相伯短暂担任北大校长，提出“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大，更非有大师之大，乃在于学问之大”的观点，被后续传播为经典教育理念。

上海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地，其发展中呈现众多特点，比如传教士主导的教会学校其实背后依赖上海地方精英支持，经费来源包括海关、招商局等本地机构。同时，新式学堂的市场化运作也是重要环节，大部分学堂收入学费占经费比重超三分之一，这也导致不少私立学校常被批评为“野鸡大学”，但也必须承认此举曾推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竞争模式。还有诸如办学与政治的关系，民国时期学潮成为学校创建的重要动力；而在校园建筑理念方面，早期新式学校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筑风格，如福开森等设计的交大校园，以及众多教会大学的校园，都融合中西元素并延续至今。

与谈环节，与会学者对有关马相伯先生与校史记事的议题展开了讨论与补充。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馆长欧七斤讲述了圣约翰大学与交通大学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实例，圣约翰大学依赖美国资金，其教学体系受上海地方势力影响，课程包括法学、商学。交通大学的工科优势源于上海海关、电报局等支持，1949年前工科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两校学生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圣约翰学生多来自上海富裕家庭，交大学生则更多通过考试选拔，形成“牛津-剑桥式”竞争格局。华东师范大学李林教授补充了马相伯家族的科举与宗教双重背景，马氏家族在科举制度下仅至秀才层级，是从天主教传教网络获得的更多教育资源，探索了其教育实践中的“忏悔与救赎”动机。上海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地，其发展模式以市场、地方资本与传教协作为核心，不同于北方依赖官方的路径。马相伯的办学实践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并非单向西化，而是在宗教、家族、地方政治等多维度下形成独特路径。严海建、钱益民、蒋硕等与谈教授也都从各自领域给予李林的报告与新著极高的评价。

第一场报告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傅林祥梳理了复旦大学与上海医学院初创时期在吴淞镇的校舍变迁。1905年，震旦学院退学师生借吴淞提镇行辕创办复旦公学，校舍为江南提督与三镇总兵巡视公署，1911年因辛亥革命迁离。1927年，上海医学院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以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校舍为校址，该校舍由1926年建成的国立政治大学遗留，涵盖原提镇行辕及西侧靶场空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迁址华山路。两校校舍存在空间重叠，复旦借址范围限于提镇行辕，上医则扩展至六营公所及靶场区域。通过1915年《宝山全境地图》、1921年《宝山及吴淞地形详图》等史料考证，复旦校舍位于今吴淞中学中部，上医校舍为其西向扩展部分，现均属吴淞中学范围。校舍格局方面，复旦借址时期呈“土”字型布局，上医校舍则包含三层教学楼及宿舍群，二者共同构成近代吴淞“大学城”历史遗存。

上海交通大学冯立以“近代校园比较视野下的上海交通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为题的报告回溯了上海交通大学早期校园空间的发展脉络，上海交通大学早期校园中的“方院”布局形式，承载了诸多与历史事件相关的集体记忆。分析了福开森于1896年（John Calvin Ferguson）最初完成的“中心方院”式的校园规划布局，论述拉斯洛·邬达克（László Hudec）于1930年完成的校园改扩建规划的理念——强化校园的“中心方院”布局特征。从中外校园比较的视野中论述上海交通大学早期校园规划与学院建筑方院的特征，在中西校园空间比较的视野下，可以更好地理解到近代中国校园的丰富性，以及其开放方院所孕育的精神价值的代际传承。

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教授针对校史变迁的主题，讲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先后四次迁徙，历时两年半，最终才安定下来的事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浙江大学迁移的相关决策基本上是滞后的，浙江大学是否迁徙，完全由其自身根据战局变化及安全情况决定。浙大历经迁徙，而学校保持精神不涣散，最终至遵义获得安定办学的环境，与校长竺可桢的决断与坚持是分不开的。浙大最终完成迁移已经是全面抗战爆发的第四年，作为西南大后方的后来者，通货膨胀及交通资源的紧张，使其最后一次迁移的成本高昂，其可以选择的接受地选择也有限。浙大最终来到遵义，但不能集中办学，分处各地，造成管理及教学上的诸多困难。浙江大学的仪器设备完整迁出，有力保障了战时浙大在大后方教学科研工作的进行。对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内迁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的复原，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学内迁过程中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江汉大学刘文祥副教授以武汉大学为切入点，指出武汉大学关于校史溯源的认知，自民国以来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存在校史逐渐上延的“层累”过程。北洋时期武大各历史前身均将校史起点认定为1913年，国立武汉大学前期将1913-1927年间历史视为前身，同时也开始出现溯至“清末方言学堂”的模糊校史表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峡两岸均出现了校史应上溯至1893年自强学堂的看法，至八十年代后期这一看法逐渐成为主流认知，并在1992年最终促成学校修改了校史。这一校史认知的演变过程，受到各种时代背景因素的影响和长期的历史积累，其发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上海交通大学任轶副教授讲述了广慈高级护士学校作为近代上海护理教育的重要实践，集中体现了法国护理教育模式在华移植的复杂路径。这所护士学校历年招生规模有限，但毕业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与制度化培训背景，不仅满足上海本地医院需求，更获外地租界城市医疗机构青睐，成为近代中国护理专业化、制度化进程的关键推动力量，展现了西方护理理念在地化过程中“宗教慈善-科学专业”的互动逻辑，是极其生动的护理学发展史的议题。

接下来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在会议上梳理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历程与决策演变，重庆医学院的筹建是1950年代中期全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重要实践，其过程折射出新中国初期高教资源内迁的战略考量。1955年3月，高教部《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将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部分专业及师资迁至重庆建院，后调整为以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主体分迁，采用“母鸡下蛋”模式支援内地。筹建工作由颜福庆担任建院委员会主任，上医从1955年起历时5年共调入415人，并倾其所有支援仪器、图书及解剖教学用尸体等物资，使重医从诞生即具备高起点。迁校计划最初为全迁，后因资源协调及实际需求改为“分迁”，1956年6月重医以“老有基础的新学校”名义招生，校址选定重庆潘家坪地块，犹庄巷10号成为创业起点。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央“沿海支援内地”的文教方针，也造就了沪渝两地医学院校在办学理念与校园文化上的深刻联结。

华东师范大学李林教授讲解了科举功名与学堂学位，本为中西教育及考试系统所授予的不同资格，内涵各异。近代中西交通，在制度、观念与文化层面，彼此皆需寻求可资关联的参照系统。晚清革废科举、兴办学堂、派遣游学，并受明治日本改制影响，更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展开更为直接和深广的“功名-学位”系统对接，由此也引致诸多名实错位与争议。科举功名与学堂学位竞合于新的文化与政治实践之场，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对立与替代关系，而是在制度惯性之中，存在多重套嵌和彼此互诠，并深刻影响时人的认识与选择。借鉴“知识考古”的理路，有助探寻其中不同概念与制度的生成、表述、交叠与断裂。

上海大学韩戍副教授分享了关于近代上海高校社会学系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至少有8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相关系科，数量居全国之最。然而，到1948年上海设置社会学相关系科的高校降为4所，其中真正独立办理、相对健全的社会学系仅有2所。近代上海高校社会学相关系科数量锐减，主要由于系科本身存在内在限制。其由“盛”转“衰”的变化，也是这一学科总体上自我优化的某种反映。这从侧面说明，高校的学科发展并不能随心所欲，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保持独立建制，经费相对充足，办学方向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是学科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

李惠堂先生之孙李松涛博士，则以自身的家族谱系为切入点，从先祖李惠堂任职复旦谈起，讲述了早年李惠堂先生叱咤足坛、执教沪上及扬名世界的体育人生，展示了多元视角下的华人传统与大学之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从未中断，但却经历了传统的断裂与再延续，通过内地、香港与台湾的三地华人之比较，得出结论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中西文明冲突史。回望传统，展望未来，通过大历史下的校史与家族史研究，以后的研究更应重视多元，在这样的比较中得到借鉴与有价值的结论。

江汉大学陈岭的报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华侨大学董事会的设置与运作”，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公立大学董事会制被普遍废除的情况，讨论在国民政府控制大学的党化与行政化导向下，极少数性质特殊且与党国具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国立大学却又设立了董事会，构成例外之制。国立暨南大学是国民党建政后新组建的华侨大学，在引领华侨教育发展、动员及塑造华侨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上承担特殊使命，1931年初经政治人物出身的首任校长郑洪年的争取及党国高层的运作，仿照中山大学董事会前例设置董事会，落实“三民主义化之华侨最高学府”的建设目标。董事会是暨南大学最高权力机关，具有任免校长等宏观校务决策权，运作之初发挥了积极效能，大体与以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校内治理机制形成微妙平衡。但董事会制度设计不明晰（如没有规定校长是否应为董事），党国人士担任董事又使董事会运作存在显隐交杂的派系纷争，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职权发挥逐步虚化，甚至名存实亡。

工作坊报告皆由两位参会学者参与报告人的点评，现场氛围热烈，，此次讨论会在学术讨论中顺利落下帷幕。最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对与会的众多嘉宾表达感谢，看到了学术界对于校史研究课题的热情，希望能够在交流中碰撞出更多值得重视的校史研究，未来结集成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