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群体是如何站到太平天国对立面的

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广西，而后挟兕虎出柙之势，把天父的福音和严酷的内战一起带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其北征之师又沿河南、山西、河北一直打到天津。一路延烧的战火，使这些地方守土统兵的朝廷命宫一个接着一个成了失败者，他们之中一些人命尽于刀戈之下，另一些人则跌仆之后再也爬不起来。

咸丰元年，当赛尚阿以大学士作钦差大臣，受命督师剿“粤逆”的时候，曾蒙“特赏‘遏必隆刀’”以壮行色。但仅仅过了一年半，他就因湖南战事失利而被摘去顶戴、拔掉花翎，“革职拿问”。自此退出战场，也退出了官场。

继任的徐广缙气运更促，两个月后即兵败于岳州，奉旨“革职留任”；再过一个月又在湖北同样被“革职拿问”。另一个钦差大臣陆建瀛受命“防江皖”，结果江皖都防不住，他也成了“传旨拿问，委员解交刑部治罪”的囚徒。其时上距接篆之日还不满一百天。而解递的委员还没有送他上路，太平军已攻破南京，直截把他戕杀了。

这些人都长久地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面对太平天国咄咄逼来的一派劲气，他们自己却在命运的摆布之下犹如西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之间便从云端跌入了泥淖。与他们相比，更多的人则是没等诏书严辞切责，就已丧命于太平军的打击之下。

咸丰二年岁末，太平军用地雷炸开武昌城门，“巡抚常大淳、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汉黄德道王寿同、丁忧盐道王东槐、署盐道林思熙、武昌府知府明善、武黄同知周祖衔等皆殉难。”此后安庆破，安徽巡抚蒋文庆‘视之”。金陵破，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呕血死”，提督福珠隆阴、前广西巡抚邹呜鹤皆“遇害”死。武昌再破，“总督吴文镕死之”。

每一次失地，都会有一批官场中人像茅草一般被太平天国的排刀刈倒。这些人以自己的跌落和损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战争打破了颟顸与衰颓，由此造成的震荡和脱节，又使士大夫中久以经世议论慷慨自负的那些人能够从打破的缺口里露出头来，他们为这场战争带来了另一种劲气。

从戌卒陈涉沟火狐鸣以来，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曾促成过知识分子的分化。旧朝作育出来的儒生身处板荡之世，常常会产生出愿在天命所归的过程中扶助新朝的人。而当读书人为草莽作佐命的时候，他们一定也在按儒学的面貌重新塑造草莽。亭长出身的刘邦与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都是这样做了皇帝的。可见，儒学知识分子和造反的农民并非全然不可沟通。但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从西方宗教里搬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既要打倒“满洲鞑妖精”，也要打倒孔夫子。于是“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园柝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

“毁弃”表达了两种不同信仰之间的抵触，其作践之中还包合着固有的理据；然而把“马厩”里的粪便和“椎牛屠狗之场”的血污与儒生心中的圣人放在一起，则纯然是一种轻蔑的渲世。当意识形态的不兼容性随战争的扩大而被放大之后，本以阶级矛盾为内涵的造反便很容易把兵火延烧到文化上去。

一个士人记述说：“至可恨则莫过于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环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这一类出格的犷悍粗暴，使太平天国里的老兄弟和新兄弟在读书人的眼里显得非常可怕：“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拋，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

毁弃学宫和焚烧书籍，意在向世间人传播上帝为唯一真神的教理。然而名教中人所看到的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一姓之天下的鼎革与“数千年礼义人伦”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更多的恢宏，也会唤起更多的敌意。太平天国的信仰容不得孔夫子，但它们用来排抵儒学的却又是一个狭隘独断而且粗陋不文的宗教世界。

因此，天下的儒生普遍地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曰讲道理。呜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

“尔纔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加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

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棰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骂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

“马生”不明白“兄弟”一词在西教里本自另有含义，所以愤而“肆骂”，为五伦争是非。太平军里“讲道理”的兵头也并不真知上帝教称天下人为“兄弟”的由来和确诂，所以口舌既讪，则加以辣手，用五马分尸来解决论辩。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都是历史记叙中见不到名字的小人物，也正因为如此，“马生”与“贼头”之间的冲突，写照的是一种真实的普遍。

理学崇究义理，与名教贴得最近。所以，当太平天国由广西入湖南，一路带来“名教之奇变”的时候，湖湘之间久浸于性理之学的知识分子遂身当其冲而纷纷立起，聚集成一个守护传统的群体。东南群帅一片焦头烂额，而有心卫道的章句之儒却帕首提刀，一个一个成了杀人的悍将。

王定安后来说：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徙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取？贤人君子倡率千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

这个过程说明，下层知识分子从田舍走向战场的自觉与自愿，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曾声光四播而感召一时。

太平天国喜欢“道理”《礼拜布道》，湘军中领兵的读书人也喜欢讲道理。“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着力于礼义廉耻提撕人心。言者谆谆，往往“苦口滴杜鹃之血”。

两者直面相对，各自代表了一种与精神和主义贴接在一起的暴力。

在19世纪的中国，太平天国营造人间小天堂的理想和湘军守护礼教的贲张之气都不是为地域所囿的东西。因此，当东南战火连成一片之后，脱胎于团练的湘军便一步步尾随奔涌中的太平天国，在激烈厮杀中越打越大，从湖南走向长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