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谈内卷：“全网最低价”最终会害谁

资料图。本文来源：腾讯财经 作者：冯彪 符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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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谈内卷：“全网最低价”最终会害谁

今年，三家外卖平台的价格补贴“战火”从春天烧到夏天，最终在监管的约谈声中落幕。虽不说留下一堆鸡毛，至少也在平台经济价格战的历史旧伤上，新增一道血痕。

各大平台爆单背后，外卖骑手“跑断腿”，一众奶茶店、餐饮店应接不暇。但是，当回归理性后问一句“赚钱了吗”的时候，谁也不敢拍胸脯。

平台掏出几百亿补贴，即便攻下一些市场份额，但自身利润大跌、元气大伤；部分商家为了不错过“泼天富贵”，短时间大量囤积原材料，压低价格拼销量，最终一算账，销量多了、工作累了，但算上补贴可能也没多挣几个钱；“重奖之下”的外卖骑手“舍不得休息”，订单暴增带来超时风险、体力极限和健康隐忧。

如果再问消费者捡到低价的便宜了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的观点是：“从局部均衡分析，价格下跌对消费者有利。但是从一般均衡的框架分析，降价对消费者是不利的。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厂家只能压低价格，进而降低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厂家不可能增加投资、不会再雇佣更多员工、不会给员工加工资，进而导致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最终会导致经济萎缩。”

外卖平台价格战只是产业“内卷”竞争的一个代表，近年来，从光伏、电池、化工等行业供过于求，到前沿科技领域一哄而上的“百模大战”、新能源车行业的低价竞争，内卷似乎成为一种产业发展惯性模式。

同时，内卷式的竞争也会加剧产能过剩。企业为了卷赢对手，会盲目扩张。大家都在赌自己能熬过别人、能熬死别人，这也导致集体性的破产，供给进一步过剩，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是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概念，大家都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最有利，但最终因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每个人都走向破产。

内卷竞争已经引起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2024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写入会议通报，并且要求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

时隔一年，2025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在这次分析研究“十五五”规划的会议中，中央再次提及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同时，这次会议还提到，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以及企业家要勇立潮头，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竞争主动。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反内卷、反无序竞争等成为高层会议和政策文件中的重点词汇。据高盛研报统计，今年截至目前，中国政策层已针对16个行业采取了50多项重在治理供应和规范竞争的行动措施。

最近，长期研究平台经济的经济学家黄益平也高度关注产业无序内卷竞争。他在2025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上发表题为《如何以品质竞争打破低价内卷？》的演讲，希望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传递更多品质的信息，使企业走出低价的恶性螺旋，让具有高品质的商品获得应有的价格。

同时，当国内的新兴产业在供大于求的泥潭中内卷之时，黄益平也在为这些新的优质的、但是又暂时过剩的产能寻找新出路。7月底，他前往南非等非洲国家调研，当他向当地的政商人士介绍了中国电动汽车等产业发展时，对方特别有引进的兴趣，但是目前却受制于资金困难需求难以满足。

基于此，同时也担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的黄益平正积极联动各方智库、机构，希望共同推进达成适合南方国家实际的“全球南方共识”。其中，在产业方面，他倡导建立全球南方绿色发展的计划，通过为南方国家提供一部分援助等方式，培育、孵化这些国家的新能源市场需求，这对我国的新能源产能打开更大的市场有重要帮助。

有意思的是，在南非奥利弗•坦博领导力学院的演讲中，黄益平以“产业政策的中国经验”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介绍了产业政策的起源与争议。十年前，当北大国发院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要不要产业政策发生激烈“交火”辩论的时候，黄益平正是这场辩论的主持人和见证者，当年的黄益平盛赞了这场争论本身的学术意义，但是站在林、张之间的黄益平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如今，当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在产能过剩和“内卷”竞争之时，在与腾讯新闻《经济大家说》的对话中，黄益平直言：“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出现供大于求的过程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手段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对于如何走出“内卷”，黄益平提出的措施之一，也指向地方政府，建议地方政府少搞一些大项目，多关注民生和提振需求。

但是，黄益平也没有完全否认产业政策的作用，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被用于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并提升技术和效率，但是产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重复扩大了产能规模，进而引起市场的混乱和产能的过剩。

围绕近年来内卷低价竞争的成因、危害及如何超越内卷，腾讯新闻《经济大家说》栏目与黄益平深度对话。

以下是对话原文，经编辑整理：

谈内卷的成因：供大于求导致企业抢市场

《经济大家说》：自2024年7月以来，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成为一个政策关键词。这和以往经济周期中因产能过剩带来的竞争有何不同？

黄益平：近年来的低价内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宏观背景就是供大于求。产品供给很多，企业都需要寻找市场，无非就是通过低价的方式去竞争。当前我们的经济也呈现出易冷难热的态势，需求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供大于求的问题延续性和持续性较长，范围较广，因此竞争将更加激烈，大家都在抢市场。

《经济大家说》：近年来PPI、CPI等价格指数持续低迷。您认为企业的低价内卷是导致价格指数低的原因之一吗？

黄益平：价格指数疲软或者下降，和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矛盾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

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平台上的企业和商家竞争更加激烈。比如，曾经有些平台上的一些商家打出“全网最低价”的营销策略。以前线上经济时代，低价可能还只是局部的、区域的，在平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全局性的低价危害性可能会更大。

谈内卷的危害：全网最低价会带来恶性循环

《经济大家说》：低价内卷特别是平台经济相关的内卷恶性竞争，危害是什么？

黄益平：我认为这与平台经济的特性有关。诺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提出过一个“柠檬市场”的理论。他以二手车市场为例，消费者在买二手车时通常需要了解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价格信息，另一方面是质量信息。二手车虽然价格信息简单明了，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看到，但是质量信息并不透明，一般消费者很难判断二手车质量的实际状况，质量信息很难传导。这样就导致消费者都倾向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二手车。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将导致严重后果，即大家都购买低价的二手车，那些原本质量较好但价格偏高的二手车就很难卖出去，最后也只能降低价格，这就导致市场的价格越来越低，产品的质量也越来越低。

这正是我们对内卷感到担忧的地方，最终它将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经济大家说》：过去20多年，互联网、电商平台的竞争模式常常表现为烧钱打价格战，比如当年的团购大战、共享单车大战等，消费者可能还觉得能获得优惠福利。你认为这样的竞争模式是否有正面意义，又会带来哪些负面的问题？

黄益平：我并非法律专家，因此很难判断是否属于正当竞争、公平竞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判断是否存在倾销行为或者不公平竞争，简而言之就看价格是否覆盖了成本。过去多次发生过的，一些平台通过大量补贴抢占市场，这种做法并不可持续，尤其是为了挤垮竞争对手从而独占市场，那么这种策略至少从全社会来说是有问题的，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治理。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仍然是我上面讲到的“柠檬市场”的问题，如果我们都在电商平台上采用全网最低价的策略，可能引发很严重的问题。

例如一碗牛肉面价格为8元、10元或者15元，对于消费者而言，除非他知道这碗15元的牛肉面货真价实因此会买贵的，否则他肯定会选择8元的牛肉面，这对消费者有利。结果就会导致其它商家卖价格更低的牛肉面，这样也会导致品质的进一步下降，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分析通货紧缩时也会提到类似的恶性循环。例如，1929年之所以美国发生大萧条，就是因为价格持续下降。因为当时是古典金本位制度，黄金供应无法满足产品增长所需要的货币扩张，导致价格持续下降。

我们从局部均衡分析，价格下跌对消费者有利，原本需要花费15元购买一碗牛肉面，现在只需要花费7元即可购买。但是，如果使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厂家只能压低价格，进而降低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厂家不可能增加投资、不会再雇佣更多员工、不会给员工加工资，最终导致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所以，从一般均衡的框架分析，降价对消费者是不利的，最终导致经济萎缩，这种恶性循环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谈走出低价陷阱：向消费者传递更多品质的信息

《经济大家说》：平台经济的低价内卷，对平台自身和平台上的商家有哪些影响？

黄益平：平台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了巨大好处。随着平台规模发展，商家与平台的合作将愈发紧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比如，平台推出优惠补贴的策略，那么由谁承担补贴成本?

平台汇集和支持众多企业和消费者，同时，平台也需要企业和消费者的协助才能发展壮大。平台的优势是具有强大的规模效应。它的缺点对很多企业会造成替代，可能导致一些企业或商家很难发展。所以在我们讨论平台经济，特别是要反内卷的时候，确实要考虑平台和生态企业伙伴如何健康持续成长。如果靠短期挤压其他经济伙伴的机会和利益，那也是很难长期持续发展的。这也需要平台、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

《经济大家说》：所以这样的低价就像一种陷阱。如何扭转恶性循环、跳出陷阱？

黄益平：首先需要从平衡供求关系入手，解决供大于求的矛盾。从企业的角度，面对供大于求的普遍矛盾，采取各种极端的竞争手段，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不努力销售甚至亏本销售，可能亏损得会更多。从政府层面，近期政府一直努力提振消费，这个方向非常正确，如果供需平衡，低价竞争的压力会减少。此外，像地方政府的一些产业政策，可能无法完全消除，但是可以缓解或者减少，或者能趋于相对理性。

第三个是我最近重点关注的，就是向市场传递品质的信号。我们在消费过程中，了解品质确实非常困难，特别是像二手商品和非标准的商品。如果商家和平台可以想办法提供更多关于品质的信息，那么消费者就可以选择符合自己品质需求、价格需求的产品。比如，在二手车市场，有第三方平台提供检测报告，提供担保或者保险，这就可以让消费者做出更加合理、理性的选择。

最后，我认为有些平台通过大量补贴等方式低价倾销，目标挤垮竞争对手，甚至有时候也不是平台自己出钱补贴，而是通过强制平台上的商家补贴，我认为这些行为应该规范，监管部门应该也会重点关注这些问题。

《经济大家说》：消费者当然也希望既有高品质，又是低价格的。

黄益平：是的。我强调的品质竞争，并非是说东西卖得越贵越好，而是说好的东西应该有它相应的价格，这样才能鼓励厂家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只要存在市场竞争，厂家就不可能毫无原则地加价，这是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解决的。当然，如果某厂家的产品虽然品质好，但是出现垄断行为导致价格非常昂贵，我认为这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予以规范的。

《经济大家说》：您觉得高性价比的竞争和低价内卷的界限在哪里？

黄益平：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竞争过程中是否存在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的情况，或者以降低质量为前提来降低价格。如果是提高效率和品质，同时价格做到很低，我认为这与所谓的低价内卷是不同。

《经济大家说》：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消费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技术发展趋势看，您认为哪些数字技术最有可能帮助消费市场走出内卷困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新商业模式？

黄益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使品质信号的传播相对容易，让品质信息更加透明。我们制作了关于消费品牌的指数，用于刻画一个产品的品质，也包含了很多方面的维度。希望未来人工智能或大数据能够让品质信息更透明，像价格信号一样能帮助消费者做决策。这样消费者在选择时不会盲目地只选择价格较低的产品。

《经济大家说》：现在电商平台对品质的信息也有很多的展示，例如有评分、有网友的点评等信息。但是又存在商家刷评分、买好评等现象。

黄益平：确实存在这些问题，而且对同一商品，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评价可能也不一样。

我们做的消费品牌指数也发现，有些行业的品牌信息非常清晰，品牌相对容易识别或受到消费者重视。例如手机，消费者都很清楚哪个品牌的手机品质好、性价比高。但是，有一些品牌的信息并不是特别清晰，比如，我们的研究发现女装品牌的信息就很不清晰，有可能是因为女装追求时髦、款式很多，低价对消费者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女性可能需要购买更多的服饰，相对而言，男装的品牌信息就要清晰一些。

《经济大家说》：经济学上讲到价格的时候会说在完全竞争和有效市场的概念，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信息，只是在垄断或寡头竞争的市场价格被扭曲无法反映产品的真实信息。

黄益平：价格信息能够反映品质，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品质的信息相对透明。比如手机，因为大家都在使用手机，知名的手机厂家就那么几家，信息很清晰。但是像我刚才提到的牛肉面，供应商非常多，消费者在点菜的时候，并不完全清楚价格是否反映品质。

完全竞争和有效市场的概念很重要，但是在客观现实生活中，有时信息可能并不完全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倡导，尤其是利用现代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更详细的品质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谈内卷背后的地方政府：少投资大项目，多关注民生需求

《经济大家说》：以前去产能，主要是在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的落后产能，但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像新能源车、风电光伏等新兴产业也存在过度内卷和价格战，前两年AI领域的“百模大战”。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黄益平：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供大于求可能同时存在，但是背后的形成机制不同。传统产业是因为过去曾经发展强劲，企业增加产能和供给，但是现在这些行业的需求萎缩，很多产能无法消化，这导致严重的供大于求。

而新兴产业出现的供大于求，既有可能是市场性因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政府性的因素造成的。在新兴行业发展起来的时候，企业和投资者对那些有希望和潜力的产业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工业革命时，铁路行业兴起，很快就涌现了大量铁路公司。20多年前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大量资金涌入，最后形成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当一个有潜力的新兴行业出现时，就会吸引大量投资者涌入，这就很可能导致供给增长超过需求增长，形成泡沫，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行业出现优胜劣汰。在新兴行业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过程。

但是，我认为我国存在一个相对特殊的因素，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出现供大于求的过程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对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热情非常高，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手段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我认为，政府可以有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应该被用于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并提升技术和效率。但是过去有一部分地方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虽然扩大了生产规模，但是在技术提升和效率提升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全国范围内突然涌现许多企业，供应链的快速增长就引起市场的混乱和产能过剩。

所以，我认为市场因素导致的大量投资和供过于求很难避免，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需要去规范。中央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比如对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补贴要约束，还有那些仅仅增加了产能规模而无助于推进创新的产业政策要退出。

《经济大家说》：地方政府的内卷式招商引资甚至直接出手投资产业，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黄益平：首先，我认为地方政府在过去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正面作用。在改革初期，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地方政府很积极地因地制宜做经济决策，以及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市长变身为本地经济的CEO，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和决策模式确实出现了一些弊端。弊端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目标非常简单明了，就是追求GDP增长，那么追求GDP增长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供给侧去刺激。例如，地方政府通过自己控制的资源去招商引资，甚至直接搞基础设施建设、搞大项目等。这样一来，虽然经济非常活跃了，但是市场上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矛盾，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内生问题。

我们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在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特别是提升内循环中必须提振消费，但是提振消费并非易事。每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我们就说要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从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着手很不容易，不如从供给侧直接开展大项目投资来得容易。这种模式目前还没有根本地改变，地方政府仍然倾向于通过投资大项目去刺激增长，而没有把主要的资源用于提振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样一来，通过大项目投资，短期增长速度保住了，但是需求没有得到提振，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放权不彻底。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但是我们还强调另一个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资源配置的权限大部分已经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但是权限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下一步，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将其更好地交到市场和企业手上。

《经济大家说》：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既有发展模式的原因，也有几十年来存在的思维、行为惯性，你认为应该如何调整？

黄益平：解决的办法也是有的，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第一，未来考核地方政府经济成绩时，我们能否不只是考核GDP增长？虽然现在考核指标已经非常多样化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观察到GDP仍然是最重要的指标。我们是否可以将居民消费、收入、就业等指标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在此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在有资源并且想要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它不会单独关注增加供给。

第二，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将更多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和企业。政府要更多转向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的角色，将部分组织经济活动的职能更多交予企业和市场。把调整和规范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对缓解资源配置扭曲和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是有帮助的。

《经济大家说》：央地关系也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因素，中央部署的产业发展方向也需要地方政府去落实。你认为从这个角度讲，如何避免地方政府在某些产业上“一哄而上”？

黄益平：央地关系的第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央地财政关系。虽然地方事务繁多，但是财权不足，两者之间一直不平衡。其实矛盾一直存在，只是过去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较强，比如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可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筹集到大量资金，一定程度解决了财权不足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措施没办法持续了。因此下一步可能需要重新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和事权关系，给地方更多的财权，把一些事权上交中央。

至于经济建设的职能，可以更多由企业和市场来完成。那么还要不要产业政策，中央部署的产业发展方向要不要做？我认为，还是可以有产业政策，但是中央也强调了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也要求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严禁不合规、不合法的补贴。

地方政府在推出产业政策时，我认为核心问题有两条。第一，产业政策里面用于补贴企业的钱，是不是政府自己的钱？如果是用其它主体的资金来补贴产业，这本身不可持续。因此，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约束未来可能需要更清晰。

第二点非常重要，产业政策的目标要放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比如企业的一些创新活动是有外部性的，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企业，那么企业可能没有动力进行这些创新。如果企业付出很多，但结果是全社会都可以受益，企业自身不能将回报内部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供补贴以支持它创新非常必要。

目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推出某些领域的产业政策，但是并未真正实现提高效率和创新的目标，仅仅是产能的简单重复扩张，这导致行业内卷和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

谈企业超越内卷：建议培育南方国家市场，创新可以多维度

《经济大家说》：现在行业、企业也在号召不内卷、去产能，但是这里面就存在“囚徒困境”的问题，都希望竞争对手去产能自己获利更多。怎么引导、解决这些现象。

黄益平：如果供大于求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对企业的引导肯定还是比较困难的。我想现阶段的解决方案，可以想办法扩大新需求。例如新能源车行业现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国外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欧美市场限制较多，企业可以更多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

我最近去了非洲一些国家调研，他们对我们新能源的需求非常高，但是这些国家的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购买产品和技术，所以我们能否有一个整体性的计划？

去年我提出一个建立全球南方绿色发展的计划。我的想法是，国内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技术比较领先、而且目前成本不高的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因为我们国内面临供大于求的矛盾，海外出口又面临欧美地区的一些限制，此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帮助南方国家支持他们的绿色能源转型？绿色能源转型是全人类的事情，不仅限于发达国家，还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来可能也需要做这方面的转型。新能源供给对能源不足的南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但难点在于，他们短期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的一部分援助支持，加上一部分政策性的信贷，再加上一部分完全市场化的投资，帮助南方国家实现新能源转型，这样也能为国内的新能源产能打开新的市场，这相当于是在刺激需求，只是这个需求可能最终在国外实现。

这对我们的总需求能起到提振作用，对稳定宏观经济也是有帮助的。我们拥有这么庞大、优质的产业，如果因为需求跟不上，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最终被淘汰，就像我们的新能源车企业每年都有企业退出市场，这也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提升需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样可以缓解我们的供求矛盾。

《经济大家说》：从企业层面讲，如何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创新、品质的竞争？

黄益平：低价内卷本身就是创新动力不足的体现，大家局限于原有的产业，在较小的范围内竞争，品质优势不突出。

讲到创新时，大家有可能仅仅看到比较前沿的技术层面的创新。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我最近看到毕马威的一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率，即adoption rate，在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的采用率高于发达国家。

比如，我们最近在非洲调研时看到了他们的移动货币，其实是很简单的数字货币在线上传递，虽然技术不如中国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但是对于一些非洲国家而言，它可以发挥货币支付的功能，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创新不一定是原创性的技术创新，也可以是改进产品某一方面的品质，某些管理流程的优化，效率的提升等。

我再举一个例子，吸烟的人都知道打火机，那种一次性打火机一元钱一个，据说20年都没有改变过价格。这个产业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利润相对较低。你想一元的打火机，能包含多少劳动力成本，如果劳动工资上涨，企业就很难经营。

过去几十年，这个打火机产业链从日本转移到温州，后来温州的成本也上升，再到湖南邵东，但是近年来邵东的劳动成本也在提升。打火机企业曾经考虑再搬迁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但是企业发现再搬迁很难成功，原因在于打火机虽然简单，但其中包含16个零配件，每个零配件都相当于一个小产业链，如果这些企业相隔较远，运输成本无法覆盖，这些小企业很难一起搬迁。所以最后他们大部分留在邵东，但是他们采取了更自动化的流程。虽然都是一些相对简单的自动化机器，但对这个行业很有用，目前这些打火机企业把劳动成本做到了仅需一分钱。

因此，并非每个企业创新时都需要做那些像DeepSeek、宇树科技那样的最前沿的科技，大部分企业只需要使用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改进效率和品质就能实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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