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闻名百里的天主教区因何从繁华走向没落？只因做错一件事！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距保定约40华里处，有一个东闾村，属清苑县管辖。这个村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它周围高墙环绕，中间钟楼耸天，气势宏伟，庄严肃穆。每逢天主堂占礼之日，铜钟响时声达数里。做弥撒时，敲起铁钟，声音低沉，颇有几分神秘色彩。

七七事变爆发前，东闾村群众，90%以上都加入了天主教，成为虔诚的教徒。教会的势力扩展到方圆百里以外。每到耶稣“圣诞”、“复活”、“升天”以及“神圣降临”之纪念日，四面八方的教徒，扶老携幼、驾车骑驴，云集东闾，就像赶庙会一样热闹。

东闾村天主教堂原有五六个法国神甫，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陆续回国，只剩下一个名叫李聂的中国神甫和教会会长杨振坤主持教会工作。

随着抗日运动的发展，我们党也深入到东闾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我们党派人做李神甫的工作，以便团结发动天主教徒参加抗日斗争。

经过接触，李神甫说他“谨奉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蔡宁给各教区主教的指示，对中日战争，不偏左、不偏右，要一视同仁之爱德"。再次谈判，他竟说“作为神父，只能劝人信天主，才能赦免世人的罪恶，天主教第五戒就是杀人，我怎能同意教友去杀人呢？”

1931年教宗代表刚恒毅枢机到东闾朝圣与同行主教们的合影

多次工作均未奏效。我党在村里建立的“武委会”和“青抗先”组织，也只有少数几个教外群众和从外地来这里扛活的长工参加，人数寥寥。广大教徒只是虔诚地祈祷，对抗日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此，这个村子的抗日活动远远落后于其他地方。

但是，教会的一些上层人士并没有只祈祷，而是广交地方顽固势力，干些破坏抗日的勾当。在东闾村一带有一支400多人，300多支枪的土匪，头子叫韩子犹。他自封为司令，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劫、绑票、奸淫妇女。教会的会长和他多有来往。日本侵略军对他非常恼火。

1938年7月，韩子犹驻在东闾村的消息被北大冉日军获悉，便突然袭击东闾村，韩子犹稍作抵抗，即仓皇逃窜。日本侵略军进村烧杀，教民们都跑进教堂，紧闭大门。日军乒乒乓乓砸门，扬言不开门就要放火烧房。

李神甫吓得浑身发抖，急忙让人把门打开，日军蜂拥而入，端着刺刀到处搜索，把躲在这里的几百名教民赶到前院，逼着大家说出谁是“八路”，日本兵像狼一样察看着每人的脸色，大家战战兢兢，屏息站立。

突然，敌人从人群中拉出一个脸有些浮肿的教民，说他“良心坏了坏了的"，拳打脚踢，又用刺刀顶着他的胸膛，让他承认自己是“八路"。李神甫苦苦哀求，敌人放下了这个教徒，回到街上杀死十几个教民离开了东闾村。

敌人烧杀东闾村后，街上到处是燃烧的余烟，路边是死难者的尸体和血污。死者家属呼天嚎地，李神甫给死者做终搏(一种宗教仪式)，悲惨的情景令人不忍目睹，凄凉的气氛使人悲伤至极，哀怨、愤怒的哭声，更增加了人们的忧虑。

一个血的现实使人们觉悟到一条真理：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不论信仰，不分贫富，都是他们杀掠的对象。一些教徒开始对教会的说教产生了怀疑，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迅速增长起来。

1940年初，韩子犹匪部被我消灭。匪患刚消，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县党部又挤进来和教会会长杨振坤串通一气，在东闾一带频繁地秘密活动，利用宗教势力，暗中阻止教会中的进步势力参加抗日活动。就在这年的春天，发生了一起阻止拆钟楼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防止敌人中用高层建筑阻止我之活动，边区政府号召各地拆城墙、破坏道路和拆除高房。

东闾村天主教堂的钟楼高二三十米，如果被日本侵略军利用，站上去可观察到三四里以外，对我活动极为不利，因此区委决定将其拆除。

为了使教徒明白拆除钟楼的意义，由区长带领游击队到教堂召集教徒开会。几经周折，一上午才找来几百人。这些人一进门就吵吵嚷嚷，闹个不休。经区长再三制止，才把秩序安定下来。

区长刚提到钟楼被敌人利用的危害时，人群中就有人喊道：“钟楼是我们的宝贝，拆了它就是拆了我们的脑袋！"

这人话音未落，教徒们一起嚷嚷起来，愤怒地喊道："不拆！不拆！谁敢拆，我们就和他拼命！这群人连喊带跺脚，把木板地跺得咚咚直响。区长喊破嗓子也无人答理。区小队队员见此情景，朝天放了两枪，才算制止了骚乱，大伙一哄而散，会议未开成。

两天之后，区长在一个晚上去教堂找神父和会长谈判，双方争论激烈，情况十分危急。隐蔽在屋顶上的区小队队员跳下房来，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保护了区长安全返回。

两次工作均未做成，这场风波引起边区政府的注意。经过周密调查，原来是天主教会会长杨振坤和保定日本特务机关豢养的中国特务张秉化以及汪精卫伪县党部三家串通一起制造了这次事件。

为了提高教徒们的觉悟，打击汉奸的猖狂，区委在公安局的配合下，把他们都抓了起来经过审讯，杀了特务分子张秉化和4个汪派县党部成员，教育释放了杨振坤和其他随从者。

随后在区政府组织下，从外村找来了十几个泥瓦匠，强行拆除了钟楼。这一做法虽然镇压了汉奸，拆除了钟楼，却也挫伤了教徒们的感情，为以后艰苦时期的坚持斗争带来了不利的因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许是因为法国参加协约国的原因，在一次扫荡中，日本侵略军一把火烧了教堂，大火整整烧了一天。曾经繁荣了几十年的东闾天主教堂，一朝化为灰烬，满脸欢笑的教会上层人士转眼变成凄凉。李神甫痛哭流涕。杨会长目瞪口呆。广大教徒更加仇视日本侵略军。

敌人为了变华北为其兵站基地，对根据地进行蚕食，在张()保(定)公路沿线的些村庄如南北大冉、南北辛店等地建立了碉堡，在东闾村也用拆除教堂围墙的砖修建了两座大炮楼。

他们还把一些仇恨共产党八路军的分子，组成什么“缺爹队”、“鳏夫队”等，严密监视人民群众的行动。只要发现谁家和八路军有过接触，就立即抓捕，施以酷刑，甚至杀头。

有一次，区委的两个同志在东闾村住了一夜，被敌人知道了，第二天就杀掉了房东的全家。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形势更加残酷，县区武装曾一度不得不撤出地区随分区活动。东闾村完全为敌人占据，我们的组织被破坏了，党员转入地下无法活动，我们的人也进不去。

根据县委的决定，区小队要化整为零回地区坚持斗争。我们区小队十几个人如何进入东闾村，又怎样在那里立住脚，成了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恰巧这时冀中警备旅有一位教导员负伤，隐名埋姓住在家里。他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告诉我们东闾村的基本情况。建议我们做争取天主教上层人士的工作，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我们确定把教会副会长杨桂卿作为争取的主要对象。

杨桂卿是清苑县清凉城村人，有正义感，几年来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灭宗教的无数事实，激发起他的爱国之心。只是在反动会长的控制之下报国无门。

我们了解了这个人的情况后，就利用我们区组织委员赵光同志和杨桂卿的岳父是同村的关系，通过他岳父把杨桂卿叫出来会面。杨桂卿如期赴约，一谈即通。当即商定派几个同志以扛长活的名义住进他家。于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杨家的长工大都是外地人，不信教。很快就接受了抗日的道理，表示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做抗日工作。有了群众，我们又通过他们找到了东闾村一名地下党员。这个党员正为失掉关系而苦恼，见到我们喜出望外。接着就恢复了党的组织，区小队以后争取天主教徒的活动就在东闾村党支部的配合下进行了。

为了争取天主教徒参加抗日斗争，区小队以长工串门的名义挨家挨户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教会的控制，教徒们迷信上帝很深，特别是对于神甫会长之类的神职人员，奉若神明。

因此，不揭露天主教上层的黑暗就不能孤立教会中的反动势力，就不能进一步团结教会中的进步力量。大家痛感过去拆钟楼事件的失败，决心摒弃过去“左”的做法，大胆支持教会中的进步力量，打击教会中一小撮反动分子。

区小队首先抓住贞女(会长杨振坤的妹妹)和神父乱搞两性关系的事予以揭露，并把他们和汉奸来往的真相公布出来，用日军烧教堂、杀教徒等事实激发大家痛苦的回忆。同时，区小队还召开保甲长会议，伪军家属会议，天主教上层人士会议，阐明我们的政策。经过一系列工作，群众虽然拥护抗日，但在敌人碉堡底下还是顾虑重重。

在东闾村一带的碉堡里，最高的指挥官是个排长叫丁浩成。这个人依仗日军势力，无恶不作。有一次教徒正在做忏悔，他带着一伙伪军闯了进来，硬说教徒们在密谋议事，诅咒皇军，对教徒拳打脚踢，驱散了大家，他们借机偷了教会的东西，还向耶稣像打了两枪。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我们要解除群众的顾虑，就决定先用喊话的办法对他进行点名教育，如不改过就除掉他。

在一个晚上，我们围着碉堡，指着丁浩成的名字对他提出警告。话没讲完，丁浩成开了枪，并狂喊道：“姓费的，有本事咱明着来，看我怎样收拾你！”

多次喊话教育，均无成效。于是我们决定对他实行“单打一”，为民除害。在内线协助下，我们搞清了丁浩成活动的规律，然后和县手枪队一起制定了行动计划。

趁东闾村大集时，手枪队和区小队员扮成赶集人员进了东闾村。上午11点，丁浩成带着3个伪军走出堡。手枪队员按照内线发出的暗号，迅速盯住自己的目标，在丁浩成辱骂卖桃老人时，手枪队员开枪打死了他，其他两个伪军被缴了械，第三个伪军因为是内线，故意放枪掩护其返回碉堡。

打死丁浩成，影响非常大。群众拍手称快，传得活灵活现。有的说：“八路军是神龙，显头不显尾。”也有的说：“靠天主耶稣不保险，还是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摆脱苦难。”

杨桂卿副会长参加抗日活动更积极了，他的家成了我们在东闾村的联络点。他为我们的队伍捐赠粮食，变卖自己的田产并亲自去保定、北大冉给部队采购药品。

到1942年，他干脆停止了宗教活动，把全部力量投入到抗日工作上来，成为我们地下组织的重要骨干。他的行动，带动了广大教徒参加抗日，同时也引起日本侵略军的忌恨。在一个晚上，由汉奸带领，抓走了杨桂卿，经严刑拷打，杨桂卿宁死不屈，惨遭日军杀害。

但是东闾村的群众却彻底发动起来了。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东闾村的抗日局面完全打开。村两头虽有炮楼，已经形同虚设，大白天我们都可以在村里来往行走，敌人在炮楼上既不敢下来，也不敢开枪。

广大教徒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也明显提高。他们冲破宗教的束缚，走上了抗日斗争的前线，许多人解下了胸前的十字架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东闾村就有32户为革命牺牲了亲人的生命。东闾村的天主教堂从此停止了活动，以往的繁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