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一部出色的城市史和劳工史著作

当多数劳工史研究聚焦于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时，海外汉学家贺萧却将目光投向 1900 至 1949 年天津工人的日常生活 —— 从纱厂女工面临的 “额外卫生问题”，到工人对抗剥削的 “泡蘑菇” 策略；从脚行夫的暴力生存法则，到三条石工匠的师徒关系。

这部曾绝版的经典著作《天津工人》，如今以修订版重现，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近代中国劳工世界的全新窗口。

贺萧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新劳工史视角，运用大量口述史料、报纸报道与档案文献，不仅还原了天津工人的生存困境：同工不同酬的性别不公、工厂内的性暴力威胁、贫困边缘的挣扎；更挖掘出普通劳动者的智慧 —— 在分散的经济结构与复杂的主客关系中，他们以非正式方式维系生计、构建社群。正如罗威廉在书评中所言，这本书 “对中国劳工史和城市史都是重大贡献”。它以丰富的细节打破男性中心叙事，让女工、临时工等 “失语者” 的故事重见天日。

一部出色的城市史和劳工史著作

（罗威廉对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书评）

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E.P.汤普森（E.P.Thompson）从新左派阵营内部向劳工史学家发起了挑战。他说，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机械模型强加于早期工业主义的历史上，简直是鲁莽之举，因为马克思所定义的阶级意识实际上是成熟工业社会的产物。无论如何，“阶级”并非一个不可改变的实体，而是动态人类关系和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通过这种方式，汤普森有效地恢复了文化在研究劳动人民历史中的地位，并使后来的作家意识到，必须将劳工史上的重大事件——罢工和抗议，视为与劳动者日常行为模式、家庭状况、娱乐习惯、宗教态度等紧密相连的活动。

不幸的是，汤普森的观点至今仍未被中国历史学家采纳。中国劳工史学最前沿的观点（本质上主要是让·谢诺的作品）正是他所谴责的那种机械的、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

然而，贺萧（Gail Hershatter）听到了汤普森的声音。和他一样，贺萧也是一位“积极参与”的历史学家，在撰写关于天津工人阶级的文章时，她显然更愿意向我们讲述大规模抗议行动和工人团结的故事。然而，她必须坦率地承认，“最终，工人阶级的抗议几乎没有对这座城市的政治命运产生任何影响”（原书第237页）。她的书本质上是对天津劳工激进主义相对缺失的一种辩解，她以雄辩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部分问题（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于天津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显然是“非线性的”。例如，最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小型的、基本上未机械化的作坊；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作坊并非如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是现代工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工业资本主义同时产生的副产品。

现代工厂工业在天津经济中所占比例很小，天津经济高度分散，主要由交换而非生产功能主导。帝国主义的存在（至少直到日本占领之前）与当地经济结构关系不大，本土和外国的企业家精神一直很弱，整个经济仍然受到当时动荡政治的制约。少数大型工厂的劳动力并非来自被取代的手工业者，而是直接来自农村。

因此，工人进行基于阶级的抗议的倾向在结构上受到了抑制，因为他们缺乏要捍卫的手工业传统，缺乏可以动员起来对抗的明显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单位规模小，无法提供足以进行集体行动的“临界质量”。

然而，与经济结构同样重要的是当地文化的背景（贺萧倾向将其过于狭隘地标定为“传统”）。外国观察家一再指出，天津人口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激进的一面，而这里所介绍的城市社会组织无疑有助于解释这种看法。如果当地社会是分散的，那也并不完全是无序的；工人虽然往往是新近的移民，但也绝不是没有根基的。当时盛行的社会组织模式是基于高度复杂的个人主客关系的社交网络，在工作场所，这种关系往往体现在工厂工头、劳工帮派头目或秘密社团头目身上。艰难的时世和强烈的地方特性导致了贺萧所说的“暴力文化”，其中包括城市流氓的装腔作势的硬汉行为、对微小劳动垄断的凶猛帮派式捍卫，以及高水平的日常犯罪。

作者指出，这些活动绝大多数是针对同一阶级成员的，而非如汤普森所暗示的那样，是对城市精英的一种象征性抗议。

贺萧确实展示了这种暴力文化在适当情况下如何被用于工人阶级的目的。然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结果通常“并非新中国成立后工厂历史中所颂扬的那种高度可见和自觉的行动”（原书第111页）。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行动的目的是保护现有的工人生计，这正是国民党活动家所追求的，并且他们不时地成功地将此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联系起来（参见史谦德关于同时期北京工人的著作《北京的人力车夫》）。

那些研究过中国城市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贺萧对天津的描述既引人入胜，又并不真正令人意外；这座城市既富有自身的地方特色，又与其他大型商业城市的观察结果大体相符。

这本书写得既聪明又巧妙。它提供了关于物质生活、娱乐形式、地方节日和个人成长仪式的丰富细节。它有效地利用了当代人（尤其是南开大学的研究者）对当地经济的研究，并用口头回忆和报纸报道作为补充（尽管考虑到当地报纸的丰富性，本来可以更多地利用它们）。一个主要且不可原谅的缺失是缺乏一个汉字词汇表。

总的来说，《天津工人》对中国劳工史和城市史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城市史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我深信，即使这本书并非特别出色，但通过填补现有的巨大空白，它也将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它确实写得非常出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罗威廉

原书评参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 2 (May, 1987), pp. 396-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