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本质上就坏吗？

孩子看完《南京照相馆》回来，我问他观感如何，他搔搔头说：“别的都还行，就是……片中伊藤这个人物，到后面突然就成了坏人，都不知道他怎么转变的。”

这倒是个有趣的点。在《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一开始谈不上是好人，只不过是想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大捞一笔横财，只是在目睹了犹太人的悲惨处境之后，才一点点转变过来，那种心理有着漫长的铺垫，就让人感觉比较自然、合理。

去豆瓣上看了下，发现也有人疑问：“ 剧情发展到最后，伊藤就是一个彻底的伪君子，极端利己，这样的人怎么会冒着丧命的风险去火里抢救胶卷？”但底下不少回答却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他一开始就不是人，随军拍照是为了自己家族的所谓荣誉”、“这种反差恰恰能表现出他们的本性”。

这部电影在豆瓣上最高赞的一篇影评《小津安二郎，你没死在中国太可惜了》也重点谈到了伊藤：

一开始你会以为伊藤这个角色是那种“比较有良心的日本鬼子”，到后面你会发现完全不是。伊藤才是日本鬼子的真实写照，而他所有的犹豫、伪装，再最后的本性暴露，都可以用主角那句“我们不是朋友”来定义。

在他看来，伊藤“也是现在很多日本人的缩影”，“他们表面上体面、文明，看上去和那些上来就烧杀淫掠的武夫不一样，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没有本质区别”。别看“现在的日本人虽然表面上人畜无害”，“他们的价值观依然是军国主义，只要达到一定条件，他们都是潜在的军国主义者”。

由此他想到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认为这是“很典型的一类日本人”：“他们的外表极具迷惑性，谁能想到拍出《东京物语》《秋刀鱼之味》这种温情片的文艺导演，背后也有着野蛮残忍的一面呢？谁又能想到以二次元、懂礼貌、平成废宅为外表的当代日本人，背后又会有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小津安二郎（左）曾参与侵华战争

这篇影评得到最高赞并不意外，因为像这样的本质主义论调在国内极为盛行。按照这种看法，伊藤的转变就没什么突兀的——那只不过是他一直遮掩伪装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而已！

也就是说，“日本人本质上就很坏，即便在他们做好事的时候也不要信任他们”，而且这种敌人还更阴险可恶，因为你难以提防，但“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尾巴”的。

本质主义常常断言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都有一种共通的“本性”——你可能也听一些人说过，“女人本性就喜欢被征服”，又或者，“上海人骨子里都是小市民”。这种性别歧视、地域偏见，在国内相当盛行，有的是人信之不疑。虽然本质主义装出一副洞察他者的样子，且异常坚定，但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武断。

最棘手的一点是，本质主义制造割裂，因为它实际上假定：他者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信的，即便表面上友善，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本性迟早会暴露，既然如此，那么对方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撼动这一信念。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有时是组织）就是这样：一旦认定你这个人不可信了，你说啥都没用；但如果是他们无条件信任的人，那么哪怕一再遭到对方伤害，也会为之百般开脱。

电视连续剧《无悔追踪》里，警察肖大力一直怀疑教书匠冯静波是潜伏的特务，尽管冯在学校里是人人称赞的好老师，几乎挑不出毛病，甚至被评为劳模，但肖还是吃饭睡觉都在琢磨蛛丝马迹，连亲友都觉得他着了魔。整整四十年，他一直执着地监视着冯的一举一动，最终，垂暮的冯静波终于给他写信自首，请他宽恕“昨日的敌人”。

这个故事相当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哪怕没有证据，但直觉最终还是被印证为是对的，只要你不被敌人的表象所迷惑。这是一种绝对的、缺乏调整的僵化态度，因为“调整”只会被看作是立场不够坚定。

相比起来，在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坚定忠于法律与正义、对冉阿让穷追不舍的警察沙威，虽然相信“你是个贼，永远不可能变成好人”，然而结局却是冉阿让反过来救了他，最终沙威在信仰崩溃之下投河自尽。因为雨果相信人可以被环境、经历所改变，也相信博爱。

本质主义偏见：“我相信社会群体存在有一个不同的、且不变的本质。”

确切地说，这倒也并不只是中国人如此。《心智社会：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世界》一书指出，“ 我们人类倾向于从本质主义角度来看待物种”，总是假定“ 一个物种的所有成员都有某种内在品质”，“ 这就暗示了两个物种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这种直觉认识既不正确（哲学上）也不准确（科学上），但在现实中却可能很有用，例如方便将群体做简单分类，并大致预测对方的行为反应。

问题在于，本质主义假设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就使得相互理解、信任变得不可能。如果对方已经被认定“从本质上就是坏人”，那么他无论怎么做好事，也都难以取得原谅，除非他完全、彻底地认罪。

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指出，权威主义伦理学强调有罪感，权威之下“人自己具有罪恶之心恰恰是他具有美德的标志，因为罪恶之心象征着在权威面前的‘惧怕和发抖’”：

由于权威的利益是生死攸关的，因而他规定：服从是最大的善；不服从是最大的恶。在权威主义伦理学中，不可宽恕的罪行是反抗……即使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惩罚并感到有罪，就会使他变善，因为这样，他就是承认了权威的优越性。

国人耳熟能详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这一伦理学的产物：只要认罪态度良好，就能获得权威的一定的宽恕，否则就罪加一等。也就是说，这不但要求对方完全认罪，而且还意味着要承认己方的道德优越性。

在豆瓣的那篇最高赞影评中，作者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并不是粉红，我一直很认同普世价值。但正因为认同普世价值，我才明白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是普世价值的威胁。”他甚至相信，如果中国人能有犹太人那样的“宣传优势”，“那‘踏平东京’之类的战狼言论肯定就不会有那么多批评者”，感叹：“警惕日本军国主义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全世界的政治正确？”

怎么解释一个相信日本人和中国人存在本质差异的人，却自认是认同普世价值？看来，他理解的“普世价值”就是一套“被全世界接受的观念”，也就是说，在他眼里，其实“普世价值”是“文化霸权”的代名词。

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界正陷入分裂。《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书这样总结：

晚现代社会正在经历全面的文化化，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我称之为文化化甲——是生活方式的文化化，个体从全球文化产品市场收集可用之物，用来“实现自我”。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观，也可以称之为超文化。另一种文化化以集体为导向，建设一种道德上的身份共同体。我称之为文化化乙，它的机制基于内与外的二元区分，遵循均质共同体的模式，均质共同体也被称为想象的共同体，其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本质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这两种文化化体制之间的根本冲突是晚现代的特征。

这两者的关键差异，在于如何看待集体的群体认同：“在超文化观念里，个人是独异性所在，而在文化社群主义观念里，整个集体才是独异的，比如一个民族，它与其他民族都不一样，有‘自己独有的’内在复杂性。”这样，“文化本质主义在自己的集体和他人的集体之间、在群内人与群外人之间建起了一道坚实的边界。”

不难看出，我们国内所盛行的，正是后一种：太多的国人所秉持的并非那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观，而遵从一种基于文化本质主义的集体身份。他们相信外部世界是危险的，他者（尤其是敌对的他者）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信任的，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必须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身份。

别看国内的个人主义看上去方兴未艾，但一到这样的时刻，就显露出我们这个社会深厚的社会基底仍然是集体主义的底色：大众关注的重心并不是他人“做什么”（doing），而是“是什么”（being）。由此不但可见国人对“人性”理解的深度，也表明他们对人的不信任感，他们以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没有意识到，这使自己陷入一种与他者的永恒冲突之中，因为他们期待中的和解将永远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