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二年再迎修订，公募基金销售费率改革呈现四大亮点

时隔十二年，公募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再迎修订。

9月5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对《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下称《规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规定》共有六章28条，主要包括合理调降公募基金认购费、申购费、销售服务费率水平,优化赎回安排，部分持有期限超过一年的基金不再计提销售服务费，设置差异化的尾随佣金支付比例上限，建立基金直销服务平台等六方面内容。

销售费率改革有四大亮点

据了解，此次《规定》的修订是落实《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方案》和《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分阶段推进费率改革的“最后关键一步”，主要有四大亮点。

其一，降费力度大。此次降费，将股票型基金的认购费率、申购费率上限由 1.2%、1.5%调降至0.8%；将混合型基金的认购费率、申购费率上限由 1.2%、1.5%调降至0.5%；将债券型基金的认购费率、申购费率上限由0.6%、0.8%调降至0.3%。

销售服务费率调降方面，将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上限由0.6%/年调降至0.4%/年；将指数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上限由0.4%/年调降至0.2%/年；将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服务费率上限由0.25%调降至0.15%/年。

业内人士分析，以近三年平均数据测算，第三阶段基金销售费用改革将整体降费约300亿元，降幅约为34%。

其二，通过优化赎回费制度安排约束“炒基金”等短期行为。一方面，将现行“赎回费部分归基金资产所有，部分归基金销售机构所有”的制度安排，优化为“赎回费全部归基金财产所有”，引导基金销售机构通过提供持续性服务，由赚取“流量”收入向赚取“保有”收入转变。

另一方面，统一赎回费收取标准，明确除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同业存单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基金除外，各类基金及其份额均按相同标准收取赎回费，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

此外，《规定》还明确对投资者持有期限超过一年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不再计提销售服务费。

其三，聚焦个人客户服务和权益类基金发展。在业内人士看来，降低客户维护费占管理费的分成比例，不涉及对投资者实质让利，但对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行为影响较大。

一方面，对于向个人投资者销售基金形成的保有量，继续维持客户维护费占管理费比例不超过50%的上限，鼓励基金销售机构持续做好个人投资者服务。

另一方面，区分权益类基金和非权益类基金，对于向机构投资者销售权益类基金形成的保有量，继续维持客户维护费占管理费比例不超过30%的上限，对于向机构投资者销售债券型基金、货币基金形成的保有量，将客户维护费占管理费的比例上限由30%调降至15%，鼓励基金销售机构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

其四，建立基金行业机构投资者直销服务平台，解决行业直销运营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等问题。根据《规定》，证监会指导中国结算搭建公募基金行业机构投资者直销服务平台(FISP平台)，通过制定统一业务标准、对接多元主体、汇集行业直销力量，为各类机构投资者投资公募基金提供了集中式、标准化、自动化的“一站式”全流程数据信息交互服务。

三个阶段费改累计让利超500亿元

往前回溯，此轮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已持续两年有余，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2023年7月，证监会制定印发《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方案》，提出按照“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的实施路径分阶段推进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工作，逐步降低公募基金综合投资成本。

据了解，三个阶段累计每年向投资者让利超500亿元。第一阶段，主要降低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产品的管理费率、托管费率，由1.5%、0.25%统一下调至 1.2%、0.2%以下，每年为投资者让利约140亿元。

第二阶段，主要调降基金股票交易佣金费率，降低基金管理人证券交易佣金分配比例上限，被动股票型基金产品交易佣金费率不得超过0.26%，其他类型则不得超过0.52%，每年为投资者让利约68亿元。

第三阶段，主要调降认申购费等销售环节费率，按照上述数据测算，每年为投资者让利约300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销售费改革针对公募基金销售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立足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切实降低投资者成本，引导基金销售机构切实端正经营理念，专注提升客户服务能力，促进形成良好的行业发展新生态。

比如，此次修订对公募基金认(申)购费、赎回费、销售服务费等销售环节费用均进行合理调降、优化，不仅显著降低投资者投资成本，还进一步压缩了流量费收入空间，引导销售机构由赚取“流量”向赚取“保有”转变，从源头上解决“赎旧买新”等行业顽疾。

再如，本次修订强化监管制度的刚性约束，统筹解决沉淀资金孳息归属、基金投顾重复收费、基金份额设置不公平对待投资者等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等。此外，兼顾不同类型机构的业务发展模式差异的客观事实，统筹不同类型费用改革的协调一致，促进行业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