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李鸿章-----赵一飞

当我的学生在历史课上对李鸿章全盘否定，将其简单标签化为“卖国贼”“汉奸”时，我觉得很有必要谈一谈客观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必要性了，这远比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定论更为重要。

我在开学第一课上曾说过，中国古代史总能让每个中国人心生自豪。前秦诸子激荡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巅峰，汉朝喊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浑气魄。南朝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而整个南朝（宋齐梁陈）也仅仅延续169年，如果一个人能活100年，那也得死去活来的经历10次。隋唐更不必说，与亚欧非各国的广泛交往铸就盛世盛名，“唐人”的称谓自此传遍四方。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远超前代，海上丝绸之路蜿蜒穿越百余国，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相继传入东亚、东南亚与欧洲，深刻改写了世界格局与人类文明进程。即便到了开始落后于世界的明朝，也仍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气节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值得铭记。

反观中国近代史，却满是压抑与憋屈。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却又百足不僵，致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一步步走向没落，百姓饱受涂炭之苦，生灵有倒悬之危。从道光皇帝开始，后续君主更是一代不如一代。道光朝查办林则徐，签下《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屈辱的近代外交；继承者咸丰帝以“仁孝”之名继位，却在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时避走承德避暑山庄，临终前的权力安排更将王朝推向慈禧太后专权的深渊；同治帝或许曾有励精图治之心，虽造就短暂的“同治中兴”，终究不过是王朝的回光返照，后期耽于放纵，19岁便英年早逝；若说同治帝是“傀儡皇帝”，那光绪帝便是彻头彻尾的“提线木偶”。用我的话来说，这哥俩绝对算得上一对难兄难弟，在慈禧老佛爷的掌控之下都没得到一个好下场。

现在，我要说的是李鸿章，当然我也不喜欢这个晚清官场上的“老油子”。现在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是贬多褒少，单单其主张放弃新疆一事，足以担负一世骂名，更不提在其为官任上“宰相合肥天下瘦”了。但平心而论，若仅凭这些便将“卖国贼”“汉奸”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未免有失公允。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生于官宦世家，1847年中进士，后升任为翰林院编修，此后在晚清的乱世中逐步崛起。他曾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为维系清王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19世纪60—70年代洋务运动中他更是核心实践者，先后创办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为中国军工奠定基础。编练新式陆军（淮军），换装西式武器（采购英国“李-恩菲尔德”步枪、法国“米涅”步枪、德国克虏伯火炮），聘请英法教官推行西式训练，建立近代军队编制。

筹建北洋水师时，他一手推动修建威海卫、旅顺等海军基地，订购英国“超勇”“扬威”等巡洋舰，向德国购买“定远”“镇远”“济远”等主力舰，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然而甲午海战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也曾打着“求富”的旗号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和近代学堂，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试图以实业支撑国家发展。

在人才培养上，李鸿章同样颇有远见。1872 年，李鸿章与曾国藩奏请“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至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4批120名幼童赴美，其中包括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民国第一任总理）等后来的近代化骨干，后又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与陆军培育了第一批专业人才。

由此可见，这位饱受争议的晚清官员，在国家危亡之际还是做了一些事，不管他是出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或者自己的名誉的目的，至少不是在潜身缩首，苟图衣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的网络怪象，总有一些做实事的人被污蔑为博眼球、沽名钓誉，而不做事的喷子却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敲得键盘啪啪作响。

当然，历史的功过可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功过相抵。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要外交官员，代表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经济利益和国家尊严。我梳理了一下大概如下：中日《北京台事专条》（1874年）和《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共赔款70万两白银；《中法新约》（1885年）赔偿法国200万两白银；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赔偿日军军费2亿两（后因 “三国干涉还辽”，清政府额外支付“赎辽费”3000万两，总计2.3亿两）；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赔偿各国军费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9.8亿两（史称“庚子赔款”），以海关税、盐税作抵押，将中国拖入更深的财政深渊。

清朝向各国赔款数额之巨，纵观人类历史也是罕有的，而李鸿章作为这些条约的参与者和签署者，要说这些耻辱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也没人信服。当然，让人气愤的，绝不止赔款这么简单，领土、司法、关税自主权丧失，中国的事不再由中国人说了算，打碎牙只能往肚子里咽，这才是最可悲的。

不妨再回顾 1895 年马关谈判时的一个细节。3 月 24 日下午，日本外滨町的路边挤满了围观人群，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大清钦差大臣的模样。前一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他提出极其苛刻的停战条件：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接管津榆铁路，清政府承担停战期间日军军费。李鸿章发电请示清廷后，当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在他返回住宿地的途中，一个叫小山六之助的青年从路边的人群中蹿出，左手按住轿子，右手掏出手枪，从李的右侧向其面部开了一枪。“负伤的李鸿章立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毫无震惊的神色，态度泰然自若。目睹这一幕的我感叹，真不愧是了不起的人物”。（引自下関郷土会編：《郷土》第11集，1965年，第89页）

万幸子弹不大，又或是李鸿章确实命大，他的伤势并不严重，十几天后伤口已渐愈合。但由于其年事已高，不宜开刀，终于这颗子弹就此一直留在他的血肉中直到盖棺，或许，这也是命运对他一生功过的某种隐喻。

在后来的谈判中，日方同意将赔款从3亿两白银减少到2亿两，而这1亿两的让步并不在日方原先的预案中。有人说“李鸿章挨了一枪，给大清省了一亿两”，这也不无道理。

可细想之下，这是他能为那个即将倾覆的帝国大厦能做的所有了。这一刻，你能要求一个72岁的老人还做什么呢？他去或不去谈判早已身不由己。或者退一万步来讲，总不能让慈禧太后亲赴敌营交涉吧。我想，那一刻的李鸿章，心中定是充满了无能为力的疲惫与凄凉。换做现代人60岁退休，72岁早已儿孙绕膝、安享晚年了，更不用说去替国家和民族背负骂名了。

倘若历史有假设，李鸿章能生在当下，根据他的生平和洋务运动期间的表现，我觉得他应该会成为一个军事家或者外交家，亦或者教育家也不无可能。在强大祖国的支撑下，或许面对战争他不必让北洋水师困守威海卫港，在跟外国交涉时也可以挺起胸膛，发出最强音“你们没有资格说站在实力的角度跟中国谈判”， ——而这一切的底气，都源于国家的强盛。

李鸿章是清朝衰亡史的书写者，但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功，亦有过，甚至过大于功。但我们仍需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他，毕竟，他与那个腐朽的清王朝一样，都无法真正独立自主地掌控自己的命运，更无法逆转一个时代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