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山西村民抓住一名敌特，公安局长大惊失色：他身份不简单

“1955年3月12日晚上，你听说了吗？刘太保又被带走了。”深夜的小巷里，两位闻喜县的老乡压低嗓音交谈，灯影摇曳，空气里透着一丝惶恐。

新中国刚刚走过第六个年头，家家户户都把保卫胜利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当作头等大事。那几天，闻喜县公安局接连收到群众来信，矛头指向同一个人——刘太保。举报人说此人行迹可疑，与外地流窜的特务暗中来往，甚至“掏枪”吓唬过邻居。县里立刻行动，民警在村头把刘太保带走。谁都以为，这回抓住了漏网“敌特”。

然而，仅一盏茶时间，刘太保便走出大门，他拍拍裤腿上的尘土，朝站岗的民警点了点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局里只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此人身份特殊，不便深查。”村民更懵了：特务怎能说放就放？

不得不说，当时的安全形势不像后来那样明朗。国民党残部、土匪团伙、暗线特务交织在一起，普通人分辨谁真谁假并不容易。很多人对刘太保的印象还停留在抗战末期：他常年不在家，偶尔露面就与社会闲散人员搓麻、喝酒，连他亲弟弟都气得说“早知道这样，当年就不支持他参军了”。

外表的确可疑。白天，他总在县城茶馆抄近道进进出出；夜里，又时常翻过院墙溜向荒凉的河套。有人暗中跟踪，却发现他只是与几位“过时军官”小声聊几句，即匆匆离去。越琢磨越像潜伏特务。举报便接二连三。

公安局长武占魁接到卷宗时，先是一皱眉：“不会又是虚报？”他翻到一张泛黄电报，神色骤变。这张电报来自省里保密专线，只写了寥寥几字：刘太保，秘密工作，注意保护。武占魁把电报塞进抽屉，吩咐：“口风一定要紧。”

刘太保究竟什么来路？时间要拨回到1938年。18岁的他加入晋南抗日游击队，脾气冲、胆子大。一次打闻喜火车站，他自告奋勇夜探敌营，摸清守备布置，部队顺利炸毁日军弹药库。那次他差点被卡宾枪刺穿后背，硬是从排水沟滚了两圈才捡回命。战后，他被首长写进战报，称作“孤胆小队长”。

1940年，他赴延安“三青班”学习，第一次接触到更系统的情报学。课上一位老情报员警示年轻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地下工作，生死就在一瞬。”这句话刘太保记到今天。结业后，他奉命渗透阎锡山部队。身份必须保密，连老家的父母也只能收到几张写着“外出谋生”的家信。

1946年春，他已是阎军44师1团上尉指导员，表面上领兵操练，暗地却监听、劝降、保人。被逮捕的共产党员侯中和就是他救下的。那天夜里，他将侯的卷宗偷偷抽出，抹掉关键字句，再塞回原位；转天，又陪审讯官喝了半斤“四特”，才把事压下。多年后侯中和回忆：“若非刘太保，我早成无名枯骨。”

时局急转，1949年4月，太原外围炮声震天，刘太保与营长杨永和谈了整整一夜。从军事形势到百姓疾苦，他掏心掏肺。天亮时，杨永和点头：“走吧，全连跟你干。”两小时后，枪口掉转，机关枪连开不开一枪，便迎来解放军主力。双塔寺据点因此轻易拔除，为太原解放争得宝贵时间。

接下来刘太保的档案又一次沉入水面。这正是他工作特性——越关键越要无名。建国初期，党内情报部门需要在地方埋下“钉子”监视残特余患，他再次被派回闻喜，与早年交道甚多的旧军官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为了让身份更逼真，他刻意把日子过得邋遢：不务正业、混迹街头、偶尔发酒疯。

这种“伪装”代价很大。母亲去世那年，邻居还劝他：“你就这样混下去？！”他只说一句：“我自有安排。”妻子更是差点与他离婚，后来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才稳住。即便如此，他依旧按规定绝不能透露半个字。

1955年的那次风波，公安局虽然知道他属内部特情，但不方便公开真相，只能采取“带走—释放”方式平息群众情绪。结果弄巧成拙，乡亲们越发认定“这人后台很硬”。一年又一年，这顶“敌特”帽子悬在他头顶，直到1960年代运动扩展，他被隔离审查，差点酿成冤案。所幸几位知情领导极力周旋，把他从边缘拉回。

1979年，中共闻喜县委下发文件，为刘太保彻底平反。文件里第一次公开了他在隐蔽战线的功绩：抗战十余次立功，解放太原特殊贡献，情报工作机要级别。那份薄薄的材料让很多老街坊面红耳赤。有人去看他，满怀歉意，他却摆摆手：“都过去了，我不怪任何人。”

岁月无声流逝。2007年4月25日，刘太保安静离世，享年89岁。家中旧木箱里，有他珍藏的两件物品：一张1939年的闻喜火车站手绘地图，和一条早已褪色的上尉领带。子女整理遗物时问：“您为何保留这条领带？”他生前答过：“那是我‘两面人生’的见证，也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谁是敌，谁是友。”

回顾刘太保的足迹，会发现“身份不简单”四个字远不足以概括。他在枪林弹雨时冲锋，在人心叵测处潜伏；被怀疑，被唾弃，却一次次把生死置之度外。正因为无数像他这样的无名英雄，才有今天的山河无恙。

他没留下豪言壮语，只留下半句自嘲：“我就是个跑腿的。”可在秘密战线上，有时一个“跑腿”就能决定一城之安、一战之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