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市场上的男性都去哪里了？‌

在性别比本就失衡的当下，相亲市场上想象中的男多女少现象，却并没有出现。

当下的相亲市场，可以说是非常困惑。首先就是一二线城市相亲活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如成都1:43，杭州1:40，广州等地甚至出现女性需支付500元入场费而男性免费的情况。

而与此同时，农村地区35岁以上未婚男性数量已达1876万，性别比高达107.85:100。这种城市相亲女性多，而农村相亲男性多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折射出当代婚恋市场的深层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为108.9，但为何在相亲市场上男性却显得“消失”了？

原因没那么复杂，但也不简单。

从男女比例结构来看，我国适婚年龄段性别失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4年最高峰的121.18降至2025年的105.2，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103-107)。这种失衡是独生子女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1980-2000年间，许多农村家庭通过性别选择技术确保生育男孩，导致这一时期出生的男性数量显著多于女性。

当这批孩子进入婚龄期，便形成了“婚姻挤压”现象——即在适婚年龄人群中，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导致一部分人无法找到配偶。

根据2025年最新数据，我国有超过4500万20-40岁的单身男性，预计到2030年将接近5000万。这种基础性的人口结构失衡，为当前相亲市场的性别比例问题埋下了伏笔。

首先，经济压力是迫使男性退出相亲市场的最直接原因。以一线城市为例，我国一线城市平均房价收入比高达20:1，意味着普通男性需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购买一套婚房。

北京六环外房价甚至突破8万元/平方米，一套60平米的婚房首付至少需要150万元——相当于一个程序员不吃不喝5年的全部收入。江西某县城彩礼均价达38.8万元，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15倍。

在房子和彩礼两座大山面前，事实上已经无形之中筛选了很大一部分单身男性。

除了硬性的经济条件之外，长期的养育成本也不容小觑。

根据育娲人口智库的数据，目前我国一线城市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直接成本超过100万元，占普通家庭收入的70%以上。

与此同时，国内职场的35岁中年危机也使男性陷入集体焦虑，35岁以上程序员再就业薪资平均下降40%。经济压力与职业不稳定形成双重挤压，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男性因经济压力选择退出相亲市场。

而反观女性，在相亲市场中则几乎是没有门槛的。

相亲市场存在明显的性别双标：男性倾向于“向下兼容”，即接受条件略低于自己的女性；而女性则普遍追求“向上匹配”，希望伴侣在学历、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优于自己。

这种差异也导致越来越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因匹配对象稀缺而滞留在相亲市场。

除此之外，大部分女性在相亲市场中也几乎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是未婚，其他方面良好，几乎都能够在相亲市场中成为“香饽饽”，而反观男性，因为各种各样的硬性条件约束，相亲市场本身的门槛，已经足够筛掉一部分男性。

另外，城市化进程也加速了婚姻市场的分层。农村女性通过教育或务工进入城市后，往往选择留在城市择偶；而农村男性因经济条件薄弱、教育资源匮乏，在婚恋市场中也往往处于劣势。

在云南大理农村摸排出的3万余名大龄未婚男性中，多数因经济与学历问题难以匹配城市女性需求。这种城乡流动导致农村单身男性与城市单身女性的现象并存，形成婚姻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除了以上原因，女性自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导致男性变得“稀缺”起来。

这里所说的稀缺，并不是广义上的男性稀缺，而是因为女性寻求的是“向上匹配”，这也导致一些优秀的女性往往渴望寻找更优秀的男性，而这部分男性群体，其实是非常稀缺的。

2025年，我国37%的女性拥有自有房产，一线城市30岁以上未婚女性中68%有房。经济独立使女性不再将婚姻视为生存必需，而是更看重精神契合与三观。

当女性经济独立之后，对男性的要求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车房，而更多的要求背后，往往也意味着更少达到标准的人数。

目前来看，我国本科女生占比已达55%，硕士及以上学历者中女性占63%。这些高学历女性择偶时往往要求对方“全方位无短板”：身高175cm以上、年薪50万+、有房无贷、情绪价值高等。

而通过大模型预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符合条件者不足适婚男性的5%，这也导致优质女性间的“顶层竞逐”白热化。

上海某相亲机构负责人透露：“985硕士、年薪40万的女性，常被年薪百万的男性以性格不合婉拒”。

性格不合当然是表层原因，实际上内里更多还是当女性开始拥有男性的经济实力时，其要求往往也会像同等经济实力的男性那样，要求更高，甚至比同等的男性要求还要高。

而任何一个市场里，高要求背后往往意味着稀缺。

从地域来看，相亲市场也并不全是“女多男少”。

目前事实上只有一二线城市相亲市场呈现“女多男少”的极端现象。其中，高房价(深圳均价8万元/㎡)、高强度工作(超60%的90后每周工作超50小时)和性别比倒挂成为主要障碍。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中西部三四线城市县域婚姻市场逆势增长。重庆上半年县域登记量占比达58%，山西吕梁对初次登记夫妇给予1500元奖励，实施半年后即带动当地结婚率提升9%。

另外，自2025年5月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也取消了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实现“跨省通办”。该措施实施后两个月，跨省份登记量环比增长27%，其中流动人口占比超60%。这一改动便利了异地婚恋群体，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总的来说，相亲市场男性“消失”现象是人口结构、经济压力、社会观念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础性的人口性别失衡与经济门槛的抬升，迫使大量男性主动或被动退出相亲市场。

而女性经济独立与教育水平提升，则改变了传统婚恋规则，使择偶标准更加多元且苛刻。城市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婚姻市场的割裂，形成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要缓解这一困局，仍然需要多管齐下。通过宏观引导平衡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完善住房、教育等保障，降低婚姻经济门槛；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婚恋文化，这可能才是未来的最优解。

当然，从绝对的性别比来看，当下相亲市场的问题，事实上从男女比例的绝对数上，就已经注定了。

而性别失衡导致的一系列彩礼、买房等婚恋文化，可能才是导致男性退出相亲市场的主要原因。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