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官？

《仕途之外》前言

文 | 白品键

来源 | 华章同人

“仕”与“隐”是中国士人一个长久以来面对的课题。作为一种人生抉择，“隐”往往被放在“仕”的对立面。在古代中国，凡拒绝入仕者，不论其拒仕的理由是什么、拒仕之后处于什么状态，大多被称为“隐”，或称隐士、隐者、逸民、隐逸、处士、高士等其他别名。从早期的文献史料来看，隐士之身份与形象起源相当早，《论语》中有荷丈人、长沮、桀溺等耦耕的洁身避世之士，至庄子则崇尚“虚而待物”的人生观，大量真实或虚构的隐士皆现身《庄子》书中。整体来说，隐士除了拒绝出仕之外，大多还拥有志节清高、安于贫贱、避世等特质，形成了中国士人的另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

在正式进入本书所要讨论的“不仕”问题之前，这里要先简单梳理一下关于“隐”的问题。隐士的传统其来有自，而且源远流长，乃熟悉中国史者皆知的事情，只是如要溯源，最早能推源至何处？“隐”的对立面是否就是“仕”？隐士有许多不同的样子，那么要具备什么要素，才能被称为隐士？

近代以“隐”为题的相关研究论著不算少，不过大多为通论中国隐逸文化的，如早期关于隐士的代表著作——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等。

蒋星煜此书的序作于1943年，受到时代的影响，蒋星煜对于隐士有相当的恶感，可以说其写作的目的便是反对隐士，认为隐士来自个人主义与失败主义，因此其书末结论直称“勇敢地生活，不做隐士”。书中对于隐士有相当大量的负面批评，诸如“隐士这种自私而萎缩的人生是不合理的病态的人生”，“中国社会受了隐士‘孤高自赏’的流毒，所以人各行其是，苦难不能共当，欢乐不能同享，这是值得我们猛醒的”，等等。

蒋星煜于序中将隐士定义为：

“隐士”的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礼，视富贵如浮云。

虽然蒋星煜以品格内涵来定义隐士，但行文中则明显将“不仕”与隐士做联结：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国家的领袖？为什么不愿意做官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哪一点值得我们喝彩和拍掌？却很少有人去研究。

除此之外，蒋星煜又在《中国隐士的政治生活》一章中，将隐士的政治生活分为“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以在野之名务在朝之实”“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三类，并说明：“隐士既一旦从政，即失去隐士身份，故于此不拟赘述。”诸如此类，皆可见蒋星煜实际上是以“仕”“隐”为基础来开展关于隐士的讨论的。

总而言之，《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企图通贯中国整个历史去讨论“隐”，却无法深入探讨“隐”或“不仕”现象的历史成因、变迁以及仕途之外士人的不同样子。

［明］陈洪绶 《陶渊明故事图》之“种秫”

若要在各种通论古代中国隐士的书籍当中，举出一本较能挖掘隐士在各种情况之下的不同样子者，则当以胡翼鹏的《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一书为例。

胡翼鹏在绪论中便标明了“隐士”此一称号定义之困难：

藏与不藏、仕与不仕、宗教与世俗，矛盾对立的行动和人生都可以被纳入隐士的范畴，因而，“隐士是什么”似乎不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

简言之，胡翼鹏发现隐士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样子，无论是内涵与形式，或时代对于甄别隐士的标准都相当不同。因此胡翼鹏此书的主要问题在于讨论“隐士是什么”，而不以某个确切而简单的答案来定义“隐士”。

尽管如此，胡翼鹏在德行之外，仍不得不以“不仕”作为隐士的“本质根据”“根本特征”“关键立场”，认为社会辨识隐士的焦点，以及史家甄别隐士的特征，皆以“不仕”为首选，仕宦中人则被排除在隐士行列之外。整体来说，胡翼鹏以“不仕”作为隐士的某种基础，并且承认在此基础之上，隐士可以有各种变化，乃至某些个案可以跳脱于仕与不仕之间。

本书原则上同意胡翼鹏对于“隐”与“不仕”的关联性的分析，在后续的章节当中，所论述的“不仕之士”也有大量的隐士位列其中。然而《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一书毕竟企图在整个古代中国历史中挖掘“隐士”身份的建构模式，对于中国早期“隐”与“不仕”的起源、关联性以及更加细致的演变过程，无法有太多的着墨，因而此点则是本书写作可以发挥之处。

通贯整个中国历史来讨论“隐”，早期隐逸的溯源便难以深入。而以先秦两汉时期的隐士、隐逸为论题的，这里再举三本专书为例。

其一是文青云的《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一书。此书有不少精彩的见解，对先秦至东汉隐逸传统的建立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对于政治社会的变化以及特定思想家的影响都有相当的着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青云仔细地爬梳了《尚书》与《易》中时常被后世引为隐逸起源的部分，认为其中并未发现隐逸思想。此外，借由《诗经》的相关讨论，文青云意识到世袭贵族与官职的关系，由于君王未必符合世袭贵族的理想，但他们又需要维护君王统治的权威与合法性，因此世袭贵族若要拒绝履行个人对于统治者的职责，需要有其他理由。通过这样的推论，文青云认为“中国的隐逸真正始于孔子”，亦即由于孔子赋予了拒绝官职可依循的某种道德原则，使隐逸变成了可能，而隐士也因此出现于古代中国。

除此之外，文青云对于隐逸的定义也相当具有一贯性：他强调隐逸的关键要素是“自由选择”，而非“迫于环境的压力”。因此在文青云的理解中，拒绝官职是一种隐逸展现自我原则的表现，是重要而未必是绝对的因素。由此可知，文青云对于“隐”的定义全然是思想意义上的，而非生活形态或其他物质层面上的，也因此能将“隐”与“仕”从对立的层面解放出来，在论述上避免了许多顾此失彼的问题出现。

虽然如此，文青云的论述仍不得不面对几处不足。首先，文青云否定了孔子之前存在着“可以被确切称为隐逸的事情”，但其论证的方法往往是通过质疑史料的可信度，或是主观地认为其事迹“离奇”“相当不可能”而加以排除。即便是伯夷、叔齐、介子推等著名的早期人物事迹，乃至《论语》的记载，都被其排除在外。这种疑古过甚的态度，多少也带给了这本经典著作一些理念先行的阴影。其次，文青云的论述多半通过个案的例证来开展，对于时代的面貌无法有更具说服力的论证，也有待后续的研究予以补充。

其二是王仁祥的《先秦两汉的隐逸》一书。此书除去头尾的绪论与结论，正文四章分别探讨了隐逸的起源、先秦诸子的隐逸观、从春秋到新莽的隐逸与政治，以及东汉时期的隐逸风气。四章又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两章主要探讨隐逸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后两章则触及了隐逸风潮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王仁祥论述战国后期至两汉的篇幅不少，又广搜史料，将可见的资料并列讨论，对隐士的处境与思想都尽力做到同情地理解，堪称早期隐士相关研究的奠基之作。

王仁祥对隐逸起源的爬梳颇具启发性。他继承了文青云对《易》不具有隐逸思想的说法，却不排除《诗经》中已可见隐逸的存在，并引西周青铜器为例证，认为早在西周时期便有隐士出现。王仁祥还通过《诗经》中诗人所表达的忧愁与劳瘁，为封建贵族社会出现隐逸动机做出了相对应的诠释。

不过王仁祥在书中仍预设了“隐”与“仕”的对立，因此不得不将“隐”的讨论置于政治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

这将牵涉到一个文青云略有处理而被王仁祥轻轻放过的关乎士人的重大问题，即“仕”在春秋以前的世袭社会当中，是否能作为一种“自由选择”？如果作为世袭官员的贵族并无是否“仕”的自由选择，那么“仕”与“隐”仍然是一种对立的概念吗？

其三是蒋波的《秦汉隐逸问题研究》一书。蒋波以秦汉为断代来讨论隐逸问题，并且对于史料所见的“隐逸”做了相当程度的爬梳与整理，同时绘制了表格。虽然断代的区段以及选题的目标都与本书有所差异（本书论述“不仕之士”而非“隐逸”，主要讨论战国至两汉之际而非秦汉），但整体而言《秦汉隐逸问题研究》与本书的讨论范围相当接近。

整体来说，蒋波此书在秦汉隐逸方面可谓后出转精，对秦汉的隐逸现象有了相当细致且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以往研究较少的部分。蒋波不但将“暂时隐逸”的现象纳入讨论，对于隐士立足于社会的基础也做了初步的探索，包含第四章所探讨的隐士经济来源，第六章秦汉社会尊隐风尚的影响，等等。除此之外，蒋波费心收集了大量隐士案例，并完成了“西汉后期隐士统计表”“两汉之际隐士统计表”与“东汉隐士统计简表”三表，某种程度上为本书解决了部分基础工作问题。

蒋波此书虽以“秦汉”为断代，但又花了一些篇幅回顾了先秦的隐逸问题，且对于“隐士”有相当明确的定义：“那些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有机会或有条件出仕，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生或人生某个阶段选择不仕或暂时不仕，或曾经出仕为官却因故主动去官不仕的人。”蒋波显然将“不仕”与“隐”做了明确的联结，甚至可以说是以“不仕”作为“隐”的定义。如此一来，便与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一书一样。这样的定义是否符合先秦社会的情况是一相当值得继续讨论的议题。

此外，虽然蒋波讨论秦汉隐逸现象时，能扣紧政治、社会的演变脉络，但回顾先秦隐逸现象时，并未追随文青云与王仁祥对于先秦文献所做出的还原解释（如《易》爻辞的解析），也未能针对先秦贵族世袭政治下的隐逸现象做出回应。此书以秦汉为断代，不能在回顾先秦的部分有过多苛责，因此代表了此论题还有更多讨论空间。

近三十年来关于隐逸的研究论文十分丰富，对于秦汉的不仕现象也多少有些论述。然而或由于其论述问题与本书颇有差异，或所论之完整度不如前述专书，故此处不费篇幅进行文献回顾。

综论历来对于“隐”的看法，大多数仍将其与“仕”对立，并以“不仕”作为“隐”的主要定义。然而就字义而言，“隐”为蔽、藏之意，而“不仕”是拒绝官职，二者不可互训。将其用于“士”，则“隐士”与“不仕之士”也不必然能等同，“隐”有隐于卑职小吏者，亦有隐于朝市者，未必不仕；“不仕”有畏罪自退而未曾藏身者，亦有居家却时时高论政事者。

本书主要谈论“不仕”，但由于其与“隐”之间有太多的牵连与混淆，不论是字义、历史脉络或具体的案例，都需要加以厘清区别，且理当从历史发展的源头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