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易学世界

王夫之的易学世界

作者丨张学智

- 内容简介 -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其学问“博大恢宏，幽微警警”（钱穆语）。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造精神，撰著了多部经史著作，其中关于《周易》的诠释最为全面、深刻。本书将王夫之置于明清学术嬗变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四圣一揆”“乾坤并建”“占学一理”“彖爻一致”的解易原理，尤其注重他寓理学于经学之中，象数与义理、价值与知识并重的思想方法。并通过乾、坤、无妄、震、既济等卦的阐发，显示他总结明亡教训，为未来中国文化树立典范的用心。

- 作者简介 -

张学智，生于1952年，宁夏中卫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教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现代哲学。著有《明代哲学史》《心学论集》《中国儒学史·明代卷》《贺麟思想研究》《儒学的精神与演进》《中国哲学概论》等。

目录

导言：王夫之的周易诠释与明清学术嬗变/1

第一章　则图画卦与揲蓍之数/17

一、则图画卦，易象以成/17

二、揲蓍中数的重要作用/26

第二章　观象玩辞与三十六象/33

一、观象玩辞：象的基础地位/33

二、筮与卦：人为与自然两种成卦之法/36

三、三十六象：乾坤并建为体，错综合一为用/40

第三章　本体思维与卦序/48

一、乾坤并建与本体思维/48

二、对卦序中相因、相成、相反的驳难/53

三、卦序中的时间与空间/58

第四章　大象诠释与成德之教/66

一、卦德为说/68

二、卦象为说/73

三、卦名为说/79

四、对司法刑狱的重视/82

第五章　乾坤并建与阴阳向背/86

一、乾坤并建——周易诠释总纲/86

二、知能、易简与纯杂/91

三、体用相持：太极有于易以有易/98

四、“阴阳向背”：幽明与隐显/107

第六章　占学一理，即占是学/113

一、易非卜筮之书/113

二、占学一理，即占以示学/118

第七章　太和中的诚与变合/134

一、太和与诚体/134

二、变合/141

第八章　《周易内传》的解释学/150

一、程颐、朱熹的解易传统/151

二、王夫之的周易解释学/159

第九章　乾卦阐释的几个维度/168

一、主有、主动及健顺一体/168

二、元亨利贞：德与智/173

三、对功利的阐释：儒家与道释/179

四、对乾卦时位的阐释/185

第十章　坤卦与史事鉴戒/199

一、易之赞坤，必赞其行：以健为顺/199

二、履霜而知坚冰：辨之须早/205

三、坤之为美：以礼乐文章配天/208

第十一章　无妄、震卦的阐发及其时代关切/214

一、“无妄”：存在的真实/214

二、“震”：对动的表彰/223

第十二章　大有卦诠释与南明政治/231

一、弱君如何御强臣/231

二、君子隐遁之道/236

三、对佛道体用论的批判/240

四、孚信德威与输诚为国/248

第十三章　既济卦阐发中的时代关切/253

一、既济与未济/253

二、自然与人文/257

三、清浊与安危/260

四、顺遂与危乱/267

第十四章　未济卦阐发的几个维度/277

一、乾坤并建与“未济”/277

二、未济何以可做终卦/281

三、小人之“亨”与“贞吉悔亡”/286

附录:

王夫之衍《老》的旨趣及主要方面/291

王夫之《庄子解》《庄子通》对庄子的改铸/309

十七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崩地解”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明清两朝的更迭及其带来的学术形态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的学术实践中表现出来。王夫之对这种改变的发展趋势是清醒的、自觉的，他以他的周易诠释应和、推动了这种改变。

王夫之的易学诠释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以经典注释扭转明代语录之学，为儒学树立新的学术典范；第二，以主有、主动、主生生之化育的哲学批判佛老的虚无和邵雍的先天学，重建儒学刚健笃实的面貌；第三，以物本论批评阳明后学，恢复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第四，吸收宋明理学重视价值传统，重视人格修养，重视身心体验和形上关怀的特点，将它灌注于经典注释中。这些方面表现出他深切的牖世之心。

01.

语录之学与经学传统

王夫之痛感明代经学衰敝，学者以理学取代经学的弊端，力图恢复经学、奠立价值方向，规范礼乐制度，保存知识系统，指导修身治世的作用。本来经学在儒家各种学问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且有鲜明的实用特点。近代著名经学家皮锡瑞曾论述汉代经学的作用说：

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自汉至唐，经学始终是儒家各种学问的中心。至北宋理学崛起，经学尚与理学并行，当时第一流的理学家多兼治经。虽然重视通过经学的形式发挥理学，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子，皆重视注经，不单以语录之学名世。此时因学术风气所关，主要注目的是他们的理学。他们讲理学的语录因有亲切直接、不拘时地、随机指点等优点，逐渐为学者尤其是他们的学生所重。特别是朱子，对语录之学的兴起与发展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他编集二程和上蔡语录，又辑录周、张、二程文集与语录中的重要话语为《近思录》，而此书自编定后一直是进入理学堂奥的重要入门书。《朱子语类》的编定，更是把语录之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夫之（1619—1692）

元代人学问崇实，除讲学语录外经学著作也颇为可观。至明初，朱元璋特别表彰儒学，喜读宋儒性理之书，理学的地位遂以升级。永乐间颁行三部《大全》，作为科举之辅助。但此三部《大全》，识者嗤之，以为陋劣之书。明代科举，沿用元代之制，以朱子学为功令，渐渐变注重“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为注重四书中的义理与文辞。顾炎武说：

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

可谓“四书彰而五经晦，语录兴而经学亡”。明初诸儒，重实行而略著述。有所著述，皆其读理学诸书之札记，重在书中大意，及对诸语录的体验。最著名的有吴与弼的《日录》，胡居仁的《居业录》，薛瑄的《读书录》等。薛瑄甚至认为诸经之注疏和理学大意之发挥，至朱子已尽，后人只须依朱子所言切实躬行即可，无须再有撰作。

王阳明崛起，力攻朱子支离，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甚至以弟子读经书为厉禁。又认为朱熹悔其早年所作《集注》《或问》：“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王阳明的《传习录》以语录形式讲述他的哲学思想，阳明后学以《传习录》为师门之教典，专意于语录之学。

明中晚期以后，讲会活动日益活跃，讲者皆用语录形式，所讲内容多致良知之义，经学益以晦亡。明代经学所可称述者，如季本、郝敬、丰坊等，所造皆不如宋元人。皮锡瑞即以宋以后为“经学积衰时代”，而明代之经学尤敝，“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明代语录之学之盛，亦由于明代科举最重四书；四书取代五经，实有其必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四书大全》）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

与《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同颁者为《性理大全》，此书广采周、程、张、邵及朱子等所著之书，分理气、鬼神、性理、道德、圣贤、诸儒等名目，这些都是宋明人语录经常论及的话题。故语录之学很大程度上是由科举所推动而趋于极端的。

↑王阳明

明代经学衰敝是中国学术演变的事实，学者多有此论，确乎不诬。但理学的兴起，理学代经学而为学术中心，亦有其历史与逻辑的依据。理学的兴起，首先是为了将日益昌炽的佛道二教逐出思想舞台，恢复儒学的中心地位。而恢复儒学思想统治，首先要恢复的是儒学的精神价值。五经、四书虽皆儒学精神价值的载体，但五经繁重，四书简明，儒学之核心从四书中比五经中更容易见出。

朱熹曾说：“《语》《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经功夫多，得效少。”“《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熹在编辑《近思录》时也强调，四子是六经之阶梯，是学习儒学的实下手处。《近思录》是后来流传最广的理学读物，朱熹以上思想对语录之学的流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韩愈是宋代理学的先驱，倡道统之说，而道统的实质是仁义等儒家基本价值。其为古文革新运动，又大力倡导“文以载道”，道不必专在经书。唐中期以后至五代末，社会动荡，士习卑陋，也需要儒家的精神价值作为修身治学之道使之振刷。更为重要的是，唐宋之改换，是中世到近世的转移，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是学术文化之重心下移。

由于书院的发达，雕版图书的出现，学术为更多的中下层读书人所掌握，非贵胄子弟的特权。而四书主要是一套修身成德的学说，不像五经那样包罗广泛。五经中所蕴含的政事纲维、礼乐制度乃至历史文化意识、知识性的名物度数，都被化约成了人格修养的不同方面。而人格修养所需要的对宇宙人生的觉解与体验，更适于用直抒胸臆的灵动活泼的语录形式来表现，而不必借手繁重艰深的经典注疏形式。

这一点在明代表现得尤其典型。黄宗羲谓明代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唯理学超越前修。而理学最典型的承载形式是语录之学。明代学术重心更加下移，甚至出现了泰州学派这样将儒学推展到普通劳动者的学术派别。明代书院更加发达，士人讲会更加频繁，规模亦更加扩大，这都为语录之学的发达准备了土壤。由明代前期薛瑄的读书札记，到明中期王阳明的讲学语录，到阳明后学特别是“二溪”（王龙溪与罗近溪）的笔舌交胜，讲学雷动风行，再到东林、蕺山的裁量人物，訾议国政，语录之学发展到烂熟。而经学反倒成了少数专家之业，沦为主要是知识的活动，丧失了作为儒学基础的重要地位。

以四书诠释为代表的语录之学直切人的价值关怀，直切修身治世的现实问题，直切修身成德所需要的对宇宙人生的觉解与体验，所以主要是一套关于价值的学说，一套以尊德性为主的学说。对平民文化发达的明代社会来说，它是最适切的学术形式。但对于欲恢复儒家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价值传统与知识传统兼容，修身成德与制礼作乐不偏废之传统的思想家来说，语录之学偏重于尊德性，偏重于价值传统、个人修身而削弱了道问学的知识传统，削弱了儒家制度文化、历史人文意识等重要方面。

↑黄宗羲

黄宗羲就曾说：“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清代乾嘉学者江藩也说：“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汩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自梨洲起而振其颓波，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全祖望论到黄宗羲对于清代学术转型的功绩时也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守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在明清递嬗之时，自觉担负文化传承、文化重建之责的思想家所考虑的是，如何能将宋明理学重视价值传统，重视人格修养，重视身心体验和形上关怀的优点保存下来，且能恢复儒家的注经传统，使两者统一于一个载体上——既有儒家经学的形式，又有理学的内容，兼取二者之长而弃各自之短。王夫之的《周易》诠释便是这样一个系统。

02.

王夫之易学诠释的特点

王夫之身处明清鼎革之际，遭亡国之痛，在抗清活动失败，南明政权无可为的情势下，隐居著书，将突出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文化关怀灌注在学术活动中。他的志愿是，恢复儒家以经学为价值之源，为制度之本，为实用根柢的传统，批判地吸收佛道思想的合理成分，以经学为纲领，子史为辅翼，重建中国文化健实、正大、昂扬的面貌。这一志愿首先表现在他的学术规模之广大、深邃上。仅以经部著作而言，《易》类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附发例）、《周易稗疏》（附考异）、《周易大象解》；《书》类有《尚书稗疏》《尚书引义》；《诗》类有《诗经稗疏》（附考异）、《诗广传》；礼类有《礼记章句》；《春秋》类有《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四书类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四书笺解》《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这些著作的特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致广大而尽精微。即，既有字义文句、名物度数的训诂考证，又有意义的发挥。而意义的发挥，既有以原文之片断为因由广为阐说自己见解的，又有根据严格的义例原原本本解经的。

王夫之的著作规模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意向，这就是，纠正宋明以来特别是明代儒者以语录为学，蔑弃经注，以理学掩蔽、代替经学的做法，又吸收理学重视价值之源，重视义理发挥，在体验和思考中展开修身治世活动等长处。从这一点看，王夫之仍是个理学家，他是在理学总体框架中强调经学传统的。他不同于顾炎武以经学代理学。顾炎武主要是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证上彰显儒家经学实证性、知识性、实用性的原貌。而王夫之这方面的内容只体现在他为诸经所作的《稗疏》《考异》上，除此之外更有大事在，这就是广为揭示儒家经书所包含的价值性、义理性内容。这部分内容体大思精而又紧扣时代脉搏。王夫之将他重建儒家文化的鸿愿主要寄托在这类著作中。

↑顾炎武（1613—1682）

四库馆臣以乾嘉学者的去取标准选录前者而弃去后者，故收诸《稗疏》而不收阐发义理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诸《稗疏》“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卷帙虽少，固不失为征实之学焉”“确有依据，不为臆断”“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但对王夫之《稗疏》之外发挥义理的著作未收一字。个中原因，除书中多违碍之语外，更重要的恐怕在于这些著作不合乾嘉学者的脾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王夫之在注经中灌注了理学的基本内容。

明清之间学术转换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替去语录之学，恢复儒家经学传统。但在王夫之这里，经学并非乾嘉学者那样的经学，而是合经学理学为一，容纳了理学优良成分的经学。乾嘉时期的经学，是在明代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制约下，在明清之际诸大师所倡导、所身体力行的经学的基础上，由于外部（如文字狱）、内部（如经学中实用传统、知识传统的强调与恢复）诸因素共同作用才出现的学术形态。这种学术形态与儒家重价值之源，重人格修养，重实际事功的传统距离较远，不是王夫之所理想、所希望出现的经学形态。

下面以易学著作为例说明王夫之新经学的特点及这种特点在明清学术嬗变中的意义。

王夫之实际钻研易学始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是年王夫之28岁。后二年避兵于莲花峰，越加讲求，服膺易理。37岁时，在晋宁山寺中开始写《周易外传》（以下或简称为《外传》）。58岁时，完成《周易大象解》。迟至67岁，写成《周易内传》（以下或简称为《内传》）。《周易稗疏》与《周易考异》大概作于他避居莲花峰越益讲求易理之时。王夫之对于自己的易学著作，最重视的是《外传》《内传》《大象解》三书。在晚年所写的《周易内传发例》中，王夫之总括地交代了自己的治易经历和诸书要旨：

《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而此篇（按，指《内传》）守彖爻立诚之辞，以体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厘之逾越。至于《大象传》，则有引伸而无判合，正可以互通之。

这是说，《外传》并非系统的解经之作，而是就各卦中某些象数、义理片段，引申为说。主要是指点、标举、发挥儒家主有、主动、主生生之流行的学说，批评佛老之空虚寂静，批评受佛老影响的儒家派别，特别是邵雍的先天学，为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学术之重建奠立精神方向，间以评论历代人物和史实，借以总结明亡教训。严格说来，这是一部“六经注我”的著作。在易学本身，特重其中的象与数所可引申发挥之处，卦爻之间无连贯，一卦中可有数义，随机阐发，纵横捭阖，以说理透辟为高。

而《内传》则是“我注六经”的著作，固守卦爻辞之本义，视各卦为一整体，卦爻之义相连属，共述一卦之义；阐说不就孤立之一辞一句，卦爻辞之间有逻辑关联，各卦为周易总体的一个局部。而阐说之内容，以天人不二、天人合德为宗。至于《周易大象解》，则纯就一卦的象辞引申发挥，不与卦爻辞有直截关联，也不理会卦爻辞中吉凶悔吝筮占之辞，惟以君子效法大象辞中含蕴的天理而兴起德行为着眼点。这就是他说的“惟大象则纯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若夫学易者，尽人之事也。尽人而求合乎天德”之义。

王夫之关于周易的三部著作，有据首尾一贯的义例对经典的逐句解释，有对经义的引申发挥，有对经中字句、事数的考证。这种新的经学范式之导向，在于融理学于经学中，破除语录之学的狭窄拘隘，返于经学的广大健实，对理学突显价值传统，重视成德之教诸优良成分，仍保存于经学中。它可以克服经学的繁重渊浩、重视家法、以名物度数的考证淹没对精神价值的提扬等弊病，以精神价值的求索带出通经致用的效果。这是王夫之心目中的经学，与乾嘉时期的经学固大有不同。

张学智｜著，本文节选自《王夫之的易学世界》的“导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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