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15日清晨,你真打算去当兵?”母亲把手里半旧的棉袄递给我时,声音压得很低。那一刻,我点了点头,又猛地挺直腰板,仿佛这样就能提前适应部队的队列口令。
那是一个寒风吹得门轴吱呀作响的年代,国际局势紧绷,县广播站反复播放“备战备荒”的口号。乡亲们的注意力却更集中在年终分红——几百斤玉米能换多少布票,而十八九岁的男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穿上军装,走出狭窄的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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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收到征兵通知后,班里的热度陡然升高。课桌上摊着政治学习材料,下面却悄悄传阅着县武装部印的《常见病自测表》。我自测成绩挺好,却偏偏错过预检。原因很简单:和铁匠铺的朋友去借炉火烤鞋,被烟呛得一双眼睛通红,回校时预检已结束。
转折出现于初检那天。排在木门前的队伍歪歪斜斜,一位山西阳泉口音的代理排长喊我的名字:“刘××?过来聊两句!”他上下打量我后,只吐出“还行”两字,却像给我打了强心剂。爷爷站在角落,看见我立正得笔直,胡子都乐得抖了抖。老人作为“贫下中农代表”被请来监督公正,他私下却不断提醒我:“光靠家庭光环不够,身体素质是硬杠杠。”
正式体检设在公社大礼堂。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大队医疗室,正好在血压台旁帮忙。他悄悄塞来一个纸包,里面是切成细条的咸萝卜干,说能补盐分。我体重46公斤,勉强过线,却在耳鼻喉科被拦,“流清鼻涕还是稠鼻涕?”医生问。我愣住,脑海里飞快盘算哪一种影响小。见我支吾,他皱眉。我只得老实交代上月因高烧引起的鼻出血,连夜勒头巾止血的糗事。医生听完摆手:“问题不大,下去吧。”汗水瞬间顺脊梁流到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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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验血,大伙裹着军大衣挤在礼堂长凳上,各自琢磨谁还能留下。第二天要去县医院透视,九公里土路,说远不远,却足以把精力榨干。我兜里只有父亲临走递的1块钱,但心里兴奋得发热,于是豪气冲天地给剩下五个同伴买了全票,九角钱一挥而空,只剩一毛。
透视合格,我却得到一条“内线”:大队指标只有五个,而我在“候补”栏。年轻气盛的我整夜翻来覆去,天明直接冲到民兵营长家。“我哪点不够?”我连珠炮似的列举家庭成分、团员身份、县双代会代表、视力一流。营长抓耳挠腮:“你别急,定政审名单时再比。”
那段日子,我像拧紧的弹簧。一面帮父亲整理药柜,一面盯着武装干事的院门。终于,政审环节上,一个正式对象因“历史问题”被刷下,我递补成功。武装部那张《入伍通知书》印着红章,递到手心时还有油墨味,我却只感觉指尖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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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临行前,我回校办团组织关系。午饭依旧是黄豆面条配清水白菜,大家用半只辣椒瓶抢着蘸汤。我嚼着面条,心里打鼓:我还欠食堂两块钱。去办公室找王老师,他皱眉道:“先交费,再盖章。”这话像冰水当头。我急了,连声保证部队安顿好就寄钱,他摇头:“原则不能破。”
两元钱在今天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可当时能顶一户人一周口粮。我退到走廊,冷风从窗缝钻进棉衣,浮躁渐渐被理智压住。我硬着头皮借遍同学,最终好兄弟王国强掏出皱巴巴的两张一元大团结:“拿去,不用急着还。”我攥着钞票冲进办公室,王老师这才稳稳地在介绍信上盖了公章。我能感觉到他的为难,也能体会他的坚持。
两天后,百姓敲锣打鼓送新兵。爷爷把自家最好的旱烟袋往我口袋里塞:“人要有骨气,更要懂规矩。”父亲则重复一句叮嘱:“到了部队,记账本别丢。”我明白,他不只是担心钱,还是担心我守不守得住那两块钱带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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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穿过黄土高原,映着冬日苍阳。我摸着胸前的通知书,想起那场为两块钱奔走的尴尬,不由苦笑:英雄气概往往败在细枝末节。后来在北京军区,我记账如同记日记;再后来转业回乡,合影里的王老师头发变白,我仍主动迎上去握手。那两块钱既没砸碎我的政治前途,反倒成了我行事作风的锚点:信誉重于票子。
有人问我当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常说,部队教我的是纪律,但那两块钱让我明白,纪律的背后是担当。欠账可以补,信誉若丢,再亮的军衔也捡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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