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费力拿到《入伍通知书》，却因欠2元差点断送政治生命

“1970年1月15日清晨，你真打算去当兵？”母亲把手里半旧的棉袄递给我时，声音压得很低。那一刻，我点了点头，又猛地挺直腰板，仿佛这样就能提前适应部队的队列口令。

那是一个寒风吹得门轴吱呀作响的年代，国际局势紧绷，县广播站反复播放“备战备荒”的口号。乡亲们的注意力却更集中在年终分红——几百斤玉米能换多少布票，而十八九岁的男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穿上军装，走出狭窄的山沟。

学校收到征兵通知后，班里的热度陡然升高。课桌上摊着政治学习材料，下面却悄悄传阅着县武装部印的《常见病自测表》。我自测成绩挺好，却偏偏错过预检。原因很简单：和铁匠铺的朋友去借炉火烤鞋，被烟呛得一双眼睛通红，回校时预检已结束。

转折出现于初检那天。排在木门前的队伍歪歪斜斜，一位山西阳泉口音的代理排长喊我的名字：“刘××？过来聊两句！”他上下打量我后，只吐出“还行”两字，却像给我打了强心剂。爷爷站在角落，看见我立正得笔直，胡子都乐得抖了抖。老人作为“贫下中农代表”被请来监督公正，他私下却不断提醒我：“光靠家庭光环不够，身体素质是硬杠杠。”

正式体检设在公社大礼堂。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大队医疗室，正好在血压台旁帮忙。他悄悄塞来一个纸包，里面是切成细条的咸萝卜干，说能补盐分。我体重46公斤，勉强过线，却在耳鼻喉科被拦，“流清鼻涕还是稠鼻涕？”医生问。我愣住，脑海里飞快盘算哪一种影响小。见我支吾，他皱眉。我只得老实交代上月因高烧引起的鼻出血，连夜勒头巾止血的糗事。医生听完摆手：“问题不大，下去吧。”汗水瞬间顺脊梁流到鞋里。

晚间验血，大伙裹着军大衣挤在礼堂长凳上，各自琢磨谁还能留下。第二天要去县医院透视，九公里土路，说远不远，却足以把精力榨干。我兜里只有父亲临走递的1块钱，但心里兴奋得发热，于是豪气冲天地给剩下五个同伴买了全票，九角钱一挥而空，只剩一毛。

透视合格，我却得到一条“内线”：大队指标只有五个，而我在“候补”栏。年轻气盛的我整夜翻来覆去，天明直接冲到民兵营长家。“我哪点不够？”我连珠炮似的列举家庭成分、团员身份、县双代会代表、视力一流。营长抓耳挠腮：“你别急，定政审名单时再比。”

那段日子，我像拧紧的弹簧。一面帮父亲整理药柜，一面盯着武装干事的院门。终于，政审环节上，一个正式对象因“历史问题”被刷下，我递补成功。武装部那张《入伍通知书》印着红章，递到手心时还有油墨味，我却只感觉指尖发烫。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临行前，我回校办团组织关系。午饭依旧是黄豆面条配清水白菜，大家用半只辣椒瓶抢着蘸汤。我嚼着面条，心里打鼓：我还欠食堂两块钱。去办公室找王老师，他皱眉道：“先交费，再盖章。”这话像冰水当头。我急了，连声保证部队安顿好就寄钱，他摇头：“原则不能破。”

两元钱在今天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可当时能顶一户人一周口粮。我退到走廊，冷风从窗缝钻进棉衣，浮躁渐渐被理智压住。我硬着头皮借遍同学，最终好兄弟王国强掏出皱巴巴的两张一元大团结：“拿去，不用急着还。”我攥着钞票冲进办公室，王老师这才稳稳地在介绍信上盖了公章。我能感觉到他的为难，也能体会他的坚持。

两天后，百姓敲锣打鼓送新兵。爷爷把自家最好的旱烟袋往我口袋里塞：“人要有骨气，更要懂规矩。”父亲则重复一句叮嘱：“到了部队，记账本别丢。”我明白，他不只是担心钱，还是担心我守不守得住那两块钱带来的教训。

火车穿过黄土高原，映着冬日苍阳。我摸着胸前的通知书，想起那场为两块钱奔走的尴尬，不由苦笑：英雄气概往往败在细枝末节。后来在北京军区，我记账如同记日记；再后来转业回乡，合影里的王老师头发变白，我仍主动迎上去握手。那两块钱既没砸碎我的政治前途，反倒成了我行事作风的锚点：信誉重于票子。

有人问我当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常说，部队教我的是纪律，但那两块钱让我明白，纪律的背后是担当。欠账可以补，信誉若丢，再亮的军衔也捡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