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战斗结束，团长嫌烈士抚恤金太少请示父亲，父亲出了个主意

一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但关于1979年那场自卫反击战的记忆，还清晰地留在我脑子里。这记忆不是父亲亲口告诉我的，是他讲给大哥听的，讲的也不是战斗有多激烈、多残酷，而是关于烈士抚恤金的事。
1978年，我14岁，还在上初中。那时我家住在安乐窝的军部家属院，父亲是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年底的一天，父亲回家说，他们要出去执行任务。母亲问他跟谁去、去哪、去多久？父亲只说去的人不少，至于去哪、啥时候回来，一个字也没多说。母亲是军人家属，理解父亲的沉默，只是默默地给他收拾出差的衣服。
我年纪小，不懂父亲说的“执行任务”是啥意思，以为他又是去军区或者哪儿开会。以前他也常这样，一出去就好多天……没想到，父亲这一走就是四个多月。等他回来，已经是1979年3月中旬了。这么久没见父亲，我很想他，但我知道，更想他的是母亲。父亲不在家的这些日子，母亲瘦了二十多斤。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就从别的家属那儿打听到，父亲他们是去了云南前线。那段时间，正好是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日子。父亲五十多岁了，又是他这个级别的干部，不可能上前线带兵打仗。但母亲知道，枪炮不长眼，人在前线总归不安全。

父亲回来后，还是忙得脚不沾地。不是在军里开会，就是去各师或者军区开会。一个星期我能见到他两三次就不错了。4月初的一个周末，父亲总算有点空。看我悠闲地从外面回来，还问了几句我的学习。我成绩一般，班里52个人，我排28名左右。为这，父亲没少批评我，说我不像大哥那样学习好……等我回到客厅，发现父亲和当副教导员的大哥正在说话。很少抽烟的父亲，手里夹着烟，屋里烟雾缭绕的，不时传来他的咳嗽声。
电话响了，父亲接完电话就出门了。我问大哥，父亲怎么了？大哥看了我半天，才告诉了我一件和父亲有关的事。
原来，去年年底到今年头三个月，父亲离家那段时间，确实是去了前线。虽然他没跟着部队出境作战，但部队撤回来后，他参与处理了很多重要的事。头一件要处理的，就是烈士的善后。有些牺牲烈士的家属接到通知，已经赶到了部队。可当时牺牲烈士的抚恤金是500块钱。尴尬的是，在前线，赔给老乡的马和驴，有的都赔了600块。这成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却不好明说的一个事实。
一天晚上，一个团的团长和政委来找父亲。他们说，团里在战斗中牺牲了不少干部战士，很多烈士家在农村，是家里的顶梁柱。人牺牲了，按现在的标准只给500块抚恤金，实在拿不出手，心里很不安……团领导想来想去，实在没辙了，才想到来找在后指的父亲。
父亲说：“烈士抚恤金标准低，这是事实，也是规定。你们嫌标准低，那你们有钱吗？”团长看看政委，说他们农场有点钱，也想动用这笔钱，但怕违反纪律，不敢动。父亲说：“标准是死的，不能违背。但人是活的，办法也是有的。动用农场经费，有啥不敢的？你们要这笔钱，还有比给烈士家属更重要的事吗？”

大哥说，父亲他们出发前，军里其实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简单议过。首长的意思是，如果部队反映抚恤金低的问题，可以建议从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收入里想办法解决。但当时军里也没有上级的正式文件，所以只能低调处理，一事一议……
得到父亲的答复，团长和政委放下了包袱，高高兴兴地走了。刚才大哥和父亲就是在说这事。父亲抽着烟，止不住地叹气……他担心的是，要是有的部队没有农场，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那就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给烈士家属发抚恤金了……
那时我年纪小，不太懂抚恤金意味着什么。等我1983年参军到部队，特别是后来提干带兵以后，才真正明白了抚恤金的份量。

1986年我们部队参加老山轮战，抚恤金标准提高到了2000元。在我看来，无论是1979年的500块，还是1986年的2000块，都是国家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给烈士家属的一份心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牺牲了无数先烈，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抚恤金去拼命的。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数不清的先辈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为了人民的利益，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中国军人最可敬、最伟大的地方。
二十年前，老父亲病逝了。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和非凡往事，渐渐走进了历史深处。但先辈们为国家安宁抛头颅、洒热血的风范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是我们今天安稳生活的根基。这份沉甸甸的付出，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