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顺差飙升，接近1万亿美元，但成千上万外贸工厂接连倒闭，原因是什么？

2024年我国贸易顺差逼近一万亿美元，数字像烟花一样耀眼。

可沿海服装鞋厂却像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

一边是出口高歌猛进，一边是工厂大门贴上封条。

为什么顺差越大，倒闭越多？

这个问题像钉子一样扎在每个人的心里。

官方统计的顺差由海关口径的货物贸易加总得出。

它只计算货值，不区分产业。

一辆电动车与一箱衬衫在账面上可以等值，但背后的就业、利润、技术密度完全不在一个维度。

当电动车、芯片、LNG船成为出口新三样，它们用更少的人创造更高的产值。

一台智能焊接机器人可以顶替二十名熟练焊工。

一条动力电池产线只需要几十名技术员就能年产数十亿元。

传统工厂靠人力堆叠的竞争力被技术迅速稀释。

过去做一亿条牛仔裤需要三万名工人，现在做一亿颗芯片只需三千名工程师。

账面上出口额更高，可工作岗位断崖式减少。

我在浙江走访了五家曾经做欧美快时尚订单的服装厂。

老板们都说同一个词：没单。

不是客户消失了，而是客户把订单挪到了越南、孟加拉，或者直接改用自动化剪裁的本地工

一位做了二十年牛仔裤的老板给我看仓库里积压的布料。

他说过去一个款式可以翻单十次，现在一次就被砍单。

快时尚品牌用算法预测销量，用柔性供应链压缩交期，留给中国中小工厂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窄。

技术升级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需求结构。

欧美消费者开始追求环保、可追溯、小批量。

传统大批量、低附加值的“跑量”模式被贴上落后标签。

与此同时，中国电动车却在欧洲港口排队下船。

我在上海外高桥看到滚装船一次装下五千辆新能源SUV。

它们在欧洲的售价比当地同级燃油车低两成，性能却高出一截。

这种碾压式优势背后是国家补贴、规模制造、供应链垂直整合的共同结果。

欧洲厂商被迫让出份额，他们的工人游行抗议，却无法阻止订单流失。

造船业也是如此。

韩国三大船厂曾经垄断LNG船，如今中国船厂靠国产殷瓦钢和分段建造法把交期缩短三分之一。

一条LNG船订单意味着两亿美元出口额，却只需要两千名高技能工人。

芯片出口的增长更惊人。

国产14纳米逻辑芯片良率突破九成，直接吃掉日韩部分中端市场。

晶圆厂日夜运转，但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人影。

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的共同特征是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

它们对GDP和顺差贡献巨大，对普通工人却未必友好。

一位被鞋厂辞退的阿姨对我说，她只会踩缝纫机，现在去应聘保洁都要会扫地机器人。

转型的代价首先落在低技能劳动者身上。

他们没有股权，没有专利，只有一身力气。

当力气被机器替代，他们只能回到收入更低的家乡。

地方政府也面临两难。

传统工厂倒闭意味着税收减少、就业压力上升。

可如果强行补贴落后产能，又会错失高端产业链的窗口期。

我在苏州工业园区看到政府给芯片厂土地几乎零地价，给服装厂却要求三个月内搬离。

政策的天平早已倾斜，市场信号更加赤裸。

企业主也不是没有努力。

一位做外贸地毯的老板花了两百万买数码印花机，想把个性化定制做成卖点。

可客户告诉他，花型AI生成、七天交货、包邮到门，这些要求他一条也做不到。

最后机器被二手转卖，工厂关门。

技术代差一旦出现，追赶成本呈指数级上升。

中小企业没有研发预算，只能眼睁睁被甩出赛道。

失业潮正在从沿海向内陆蔓延。

四川、河南的劳务输出大县出现返乡高峰。

县里新建的产业园招的是会CNC编程、懂MES系统的年轻人。

四十岁以上的普工只能去打零工。

这不是简单的周期性失业，而是结构性淘汰。

岗位消失的速度远超再培训的速度。

教育部门也在调整。

中职学校砍掉服装专业，新增工业机器人维护、新能源检测。

可一位校长苦笑说，学生还没毕业，教材里的技术又升级了。

个人命运被时代洪流裹挟。

有人抱怨，有人认命，也有人奋起。

我在东莞遇到一位前鞋厂主管，白天送外卖，晚上学Python。

半年后他入职一家自动化公司做售后工程师，工资翻倍。

他说转型像跳崖，不跳是等死，跳了可能粉身碎骨，也可能长出翅膀。

宏观层面，高附加值产业创造的利润正在反哺社会。

电动车产业链带动充电桩、软件、出行平台。

芯片厂带动设计、封装、设备、材料。

这些新岗位需要新知识，也提供更高收入。

问题在于知识门槛的跨越需要时间。

一个四十岁初中文化的工人很难在半年内学会单片机编程。

社会必须提供过渡性的缓冲垫，比如失业保险、技能培训、灵活就业平台。

我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展看到他们的做法。

工会、企业、政府三方共同出资建立“转型基金”，被裁员的工人可以领原工资八成，最长两年，期间必须完成指定课程。

这种模式值得借鉴，但不能照搬，因为我们的劳动力规模是德国的十倍。

金融系统也在重写规则。

银行更愿意给芯片厂授信，却对传统工厂抽贷。

一位银行经理说，不是歧视，而是风险定价模型变了。

落后产能的抵押物是缝纫机和厂房，高端制造的抵押物是专利和订单。

资本市场更残酷。

一家做童装出口的企业连续三年亏损，股价跌到退市边缘。

隔壁做碳化硅功率器件的公司刚上市就涨十倍。

投资者用钱投票，加速了资源再配置。

顺差数字的辉煌掩盖不了微观层面的撕裂。

它像一盏探照灯，照见了中国制造的巅峰，也照出了阴影里的眼泪。

未来五年，倒闭潮还会扩大。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到2030年全球服装业自动化率将超60%。

即使越南、孟加拉也面临被机器替代的风险。

中国中小工厂唯一的出路是向小单快返、设计品牌、柔性制造升级，可这需要极强的数字化能力，大部分老板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业的岗位也将迎来洗牌。

当国产光刻机突破，芯片工程师会从紧缺走向过剩。

当电动车渗透率超过50%，电池回收、软件迭代将替代产能扩张成为主线。

任何技术赛道都会经历野蛮生长、红海竞争、寡头垄断的周期。

对个人来说，终身学习不再是口号，而是生存必需。

对政府来说，如何在保持产业升级速度的同时，减少社会震荡，是一道高难度考题。

对企业来说，要么成为技术浪潮的驾驭者，要么被浪潮吞没。

我倾向于认为，这种“顺差与倒闭并存”的局面是转型的必经之痛。

它残酷，却不无解。

关键在于把阵痛转化为动能，让被淘汰的人有重新上车的机会。

这需要在产业政策、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区域协同上系统发力。

比如把高附加值产业的税收增量定向用于传统工人培训。

比如把东部淘汰的设备整厂迁移到西部，配套订单和培训同步过去。

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技能认证体系，让工人的技术在跨省流动时被承认。

市场不会等待任何人，但社会可以拉一把掉队者。

只有这样，下一次顺差再创新高时，才不会伴随那么多心酸。

回到最初的问题：顺差近万亿，工厂却倒闭，原因并非出口衰退，而是出口换血。

旧血流出，新血注入，身体暂时贫血，却可能变得更强壮。

我们正处在输血的关键期，既要稳住心跳，也要加速造血。

能否熬过阵痛，将决定中国制造是昙花一现，还是真正站上世界之巅。

来源：宸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