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业进：伯克的保守主义，是国人上一个百年欠下的一堂必修课

学人简介：刘业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关注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保守主义、公共政策分析。著有《传统与秩序：伯克、法国大革命与西方政治的演化》（2024）、《经济演化——探索一般演化范式》（2015）等作品。

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韩宗洋、魏思雨共同完成。

01.

埃德蒙·伯克与他的时代和问题

学人：您的新书《传统与秩序：伯克、法国大革命与西方政治的演化》结合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来探讨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在中国，很多读者对伯克还不太熟悉，专门从事中文伯克研究的学者也并不多。您能否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伯克其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图：埃德蒙·伯克（1729-1797）

刘业进：伯克（Edmund Burke）生于1729年，卒于1797年。他出生在爱尔兰，但成年后活跃于英国政坛，是英国下议院的重要议员，也是辉格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称为“辉格党的党鞭”。他不仅是英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是近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就像亚当·斯密被称为古典经济学之父一样，伯克则被誉为保守主义之父和现代政党之父。

学人：伯克在近代中国启蒙时期没有被广泛传播和阅读，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有民族崛起、民族启蒙的需要。那么您是否考虑过，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期，当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受到讨论的时候，伯克在中国的影响力依旧不大？

刘业进：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中国的启蒙运动谈起。中国的启蒙运动大致发生在晚清到民国北洋政府这段时期。那时中国引进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但主要吸收的是偏激进主义的启蒙运动思想。而在西方启蒙运动中，保守主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支。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民情、国际局势和时局，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特征，这一部分思想几乎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

所以今天重新阅读、引进保守主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启蒙运动的一种“补课”。一个完整的启蒙思想体系中，既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也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等等。但中国的启蒙运动恰恰缺少了保守主义这一块。我们今天重新读伯克，重新引介保守主义，就是要弥补这一缺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到，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以后，甚至进入21世纪，保守主义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说明现代国家的转型进程仍未完成。影响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进步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成型，尤其需要保守主义提供的理论资源。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冷战结束，保守主义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此之外，大多数模仿英美的国家对保守主义资源重视不够。这种忽视必然导致问题。即使在英美这样保守主义的发源地，由于民主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托克维尔曾经警示过的“民主的危险”依然存在。英美自身在民主实践中也在淡忘保守主义思想资源，所以他们同样遇到了问题。于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国家的稳定仍然需要保守主义思想支撑，这才出现了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回潮。

至于中国，情况更加特殊。从晚清启蒙算起，到1912年民国成立，甚至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这段时期，保守主义并没有得到重视。中国更多是走向了激进的、暴力性的社会改造路径。今天我们仍然延续着那场“中国特色”启蒙运动的遗产，但由于当年就缺失了保守主义这一环，所以我们至今仍缺乏相关的思想资源。

图：《传统与秩序：伯克、法国大革命与西方政治的演化》，刘业进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史宸，2024年11月

确实，也有极少数学者在民国时期翻译或引介过例如白璧德（Irving Babbitt）等保守主义思想家，但规模和影响非常有限，对伯克的研究和传播更是微乎其微。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依旧主要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框架里讨论问题，而对保守主义重视不足。

但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不断提醒我们：保守主义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它其实是社会秩序的一般原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缺少了它，任何社会在运行中都会遇到问题。

学人：您作为学者，是如何开始对保守主义产生兴趣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入这个领域的呢？

刘业进：我大概是在十多年前，至少在十年前开始关注伯克的。我是从经济学开始，最初学习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但很快发现它的不足，于是转向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都有很大影响，比如1990年的诺奖得主科斯、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但随着研究深入，我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停留在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的重要性（制度决定论），却缺乏一个关于制度起源与演化的视角，缺乏对制度优劣的演化论评价。

这时我转向了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不仅研究技术的演化，也研究文化和制度的演化。制度的演化恰好与保守主义关注的重大社会变迁高度相关。保守主义对于制度如何在历史中逐步沉淀、如何在变迁中保持连续性，有比经济学家更深刻的洞察。也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演化经济学和保守主义之间的交集。可以说，我就是以一个政治学“门外汉”身份踏入了伯克的世界。

还有一个契机不得不提。大约在2018年前后，复旦大学韦森教授来北京出差时，我和韦森教授有过一次交流。我们谈到伯克的代表作《法国革命论》（也译作《法国革命反思录》）。当时韦森教授说，这本书可以用“令人拍案叫绝”来形容。作为一位在新制度经济学上有深厚造诣的学者，他给伯克如此高的评价，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更坚信自己研究保守主义的方向没有错。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在深入阅读伯克了，但多少有些犹疑。韦森教授的评价给了我学术上的共鸣与信心。

所以在那之后，我更加坚定地，要用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保守主义，尝试写一本从经济学角度来阐释保守主义的书，并把这种解读引介到中国。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这大概就是我进入保守主义研究的一段学术“机缘”。

学人：刚才我们提到伯克的相关话题。伯克活跃的18世纪，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时代。比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约翰·密尔等人，都与他前后或几乎同时代活跃。当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也异常热烈。伯克在这场大辩论中的立场可以说颇为特殊，他对法国大革命多有抨击，言辞十分犀利。他的《法国革命论》或者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作为一篇“反革命”的文章，流传甚广。您能否给大家讲讲，伯克是如何论断法国大革命的？他的著作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刘业进：这个问题比较专业，需要深入来讨论。伯克一贯秉持保守主义思想，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数十年就一直如此。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他其实早就有对保守主义思想的阐述，例如他的讽刺作品《为自然社会辩护》和《论优美与崇高的起源》。在处理政治事务方比如，大英帝国作为宗主国如何应对美洲殖民地独立的问题，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以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如何管理，这些问题他都曾系统阐发过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观点。

所以，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立刻做出了回应。不过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大革命刚开始时，他或许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唱赞歌的，态度比较乐观。他当时对局势尚不清楚，以为这场革命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重演，即在一百年后法国也出现了一次类似的制度革新。但这种乐观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大约一个月到两个月，他就敏锐地发现情况不对——他第一个嗅出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

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是在1789年5月5日，当时召开了三级会议。很快，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投票争议。第三等级，也就是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工商资本代表，逐渐掌握了主导权。他们否认教士和贵族等级的地位，声称“第三等级才是整个法国的代表”。这一转变在伯克看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秩序被颠覆，他也由此意识到革命背后潜藏的血腥与危险。

接下来，第三等级实际上“另立中央”，彻底推翻了国王权力与王位继承的合法性。贵族阶层和教会阶层这样的重要社会建制，也被完全摧毁。这与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可谓针锋相对。就在这个时候，法国朋友德蓬曾写信问他：“法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您怎么看？能不能给些意见？”德蓬原本是希望得到伯克对大革命的支持。但伯克在回信时已经完全觉醒，他在写作中展现出对这场革命的深刻质疑与激烈批判。他的写作时间大致是在1789年，当年5月革命爆发，到10月6日民众把国王从凡尔赛押送到巴黎旧王宫时，伯克已经彻底认清了事情的实质：从一开始的谨慎乐观，到逐渐产生怀疑，再到最后的全面批判。

图：1789年,凡尔赛宫最后一次三级议会

他的批判是“火力全开”的。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社会内部的动荡，而是在欧洲文明的核心地带，对整个西方文明发起的一场对文明的“征服”，一场对文明的战争。这不仅是野蛮对法国人的征服，更是针对整个欧洲、北欧乃至英格兰的战争。因此，他呼吁英国必须全力防止这种野蛮、血腥的暴政兴起，因为它会对我们珍视的传统造成全盘摧毁、践踏和焚毁。法国的革命烈火必须扑灭——哪怕以战争的方式也在所不惜。伯克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祖国英国，因为他担心革命的烈火一旦蔓延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就会陷入同样的危局。事实上，当时英国国内也有一些激进分子，比如里查德·普莱斯博士（Richard Price）。他在布道时就大肆赞美法国人民的伟大，并把法国革命比作1688年“光荣革命”的重演，认为英国应当全力支持。他们甚至与法国国民议会、以及当时由米拉波等人主导的革命政权建立通信，好像是代表英国向法国送上祝福。但这些根本不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伯克对此高度警惕，认为这种行为是假冒英国之名，可能会对英国本身产生严重影响。如果让这种趋势继续蔓延，不仅法国会陷入血流成河、乾坤颠倒的境地，英国也难以幸免，城门之火，殃及池鱼。

图：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1723-179），威尔士道德哲学家、牧师、数学家，政治活动家，支持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参与编辑发表贝叶斯定理

因此，在这样的局势下，伯克怀着捍卫文明、保卫英国，也保卫法国传统与文明遗产的心情，写下了那篇充满激情与愤怒的著作。他认为，法国也完全有可能以一种和平方式实现现代国家转型，正如英国在100年前所做的那样。但大革命的走向却是暴力和毁灭性的。他凭借自己长达三十年的从政经验，写下这部文采飞扬、思想深刻、但也有些隐而不显、略显晦涩的著名著作，最终成为保守主义思想的奠基之作。

学人：是的，伯克是一位非常有预见性的思想家。他在著作中提到的“大混乱”“大恐怖”“政治暴政”“制度失序”，后来都一一应验于法国。这也是为什么伯克本人及其思想，直到今天仍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您在书中提到，伯克批评法国大革命之后新政府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原本以解决财政危机为目标的大革命，最终滑向了经济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恐怖。

在这一点上，背景是七年战争之后，英法又卷入美洲独立战争，两国都通过扩大公债来筹资。但在今天，国债已经不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物。那么您觉得，如果伯克生活在今天，他会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他当年对公债的批评，对我们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启示呢？

刘业进：就货币和财政而言，当时还没有所谓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说法，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这更是远未出现。但在经济问题上，伯克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非必要不举债，举债必须以可靠信用为前提。

英国当时的情况是，国力非常强盛，信用良好，因此举债相对容易。无论是殖民地扩张、军队建设，还是英法争霸、七年战争，英国都能以较低利率顺利筹资。而法国则完全不同。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但延续到路易十六时，国力已明显衰退。虽然法国一度在欧洲和殖民地拥有广泛影响力——比如在北美的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在美洲的部分殖民地、以及在阿尔及利亚等地——但随着长期的战争和中央集权体制（托克维尔更加精确地界定为“行政的中央集权”）的僵化，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上迟迟没有实质性动静，经济和财政活力大不如前。

进入18世纪后期，法国因制度僵化而财政恶化。举债利率越来越高，老百姓常常在债券到期时拿不到偿付。政府不得不通过委托私人或保护人来举债，但无论如何，财政都已入不敷出，政府仅仅支付到期利息都无能为力。伯克的核心判断是：举债本质上依赖的是信用，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信用可靠，债务才能持续。而法国的信用早已岌岌可危，此时举债无异于扬汤止沸。

到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的财政危机已发展到极端严重地步。每年的财政收入连偿还国债利息都不够，更不用说正常的军费、宫廷开支、行政费用，以及地方行政、司法与地方总督体系的庞大花销。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体制僵硬而昂贵，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困境。

与此同时，法国在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争夺激烈。七年战争中，密西西比河以东和加拿大大片领地落入英国之手。此后，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又出于打击英国、报仇雪恨的目的，大举投入资金和军力，甚至出动海军、资助美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可以说，美国的独立离不开法国的支持。然而，这场战争让法国财政彻底崩溃，陷入到不可收拾的境地，这才有后来路易十六国王在显贵会议失败后召开三级会议的事情发生。

1788年，路易十六召开“显贵会议”，本想通过让贵族、教士分担部分税收来缓解财政危机。但显贵们拒绝与国王合作，依旧坚持既有特权。伯克认为，这是显贵阶层的一次重大失误，甚至是一场“显贵的反叛”。因为他们的拒绝，最终局势是主导权落入第三等级之手。1789年，已经164年未曾召开的三级会议被迫再度召开。最初的目的只是解决财政危机：让贵族多交税，农民也分担一些，一起共渡难关。但很快，性质完全改变。第三等级代表迅速掌握会议主导权，把原本的财政问题转化为一次篡夺、政变和暴力革命。他们不仅要解决财政危机，还要彻底推翻就制度和旧社会，重建一个新社会秩序。最终演变为一场暴力革命。

所以，伯克真正反对的不是“举债”这一财政工具，而是法国这种在国力衰微、信用薄弱、偿还能力缺失的情况下，依然不断举债的做法。

学人：也就是说，伯克反对的不是公债本身，而是法国这种在信用薄弱、缺乏偿还能力情况下的过度举债，可以这样理解吗？

刘业进：伯克的财政思想与亚当·斯密有联系，也有显著差异。首先，他们都重视国家信用。斯密强调国家支出必须以收入为基础，不可随意透支；伯克同样认为，债务的根本在于信用。国家举债，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可靠的偿付能力，最终只会带来混乱。

然而，二者的出发点不同。斯密的经济学视角偏向系统性分析，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理性计算；伯克则更多从历史经验和道德判断出发，他不仅考察国家的财政账目，更关注债务对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和民众信任的影响。换句话说，伯克看到的是财政行为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后果，而不仅仅是数字上的盈亏。

伯克也并非完全反对债务工具。他认可在国力强盛、信用良好的前提下举债的合理性，经济中有益的大规模长期投资不可能靠本年度财政收入解决，如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财政操作便属此类。他反对的是类似法国的情况：国力衰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信用破产，却依旧不断举债，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他强调财政稳健的重要性，不仅为了经济本身，更为了维系国家秩序与政治合法性。

因此，伯克的财政思想可以概括为：债务是工具，信用是基础，国力是保障，稳定是核心。无论是对法国的惨痛教训，还是对英国的成功经验，他都用历史事实验证了这一点。他的思想不仅是对18世纪法国危机的回应，也为后世提供了对财政与政治关系的深刻洞察。

学人：这就是为什么您在自己书中将伯克的经济思想总结为平衡、节俭和审慎吗？

刘业进：是的。这是财税税收方面。在一般经济思想方面，斯密任何伯克的思想与他完全一致，即看到市场自发秩序的本质。

02.

演化经济学：历史是一条奔涌不息的河流

学人：现在的保守主义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有很深的联系，但当代奥派呈现出来的政治立场非常多元。一些奥派学者主张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墙，也有奥派的经济学人主张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奥派在当代有着非常多元的面向，也让人不太清楚奥派的实际立场和主张。能否请您重新给我们明确一下：什么是奥地利学派？以及奥地利学派与您现在的研究对象有什么关系？

刘业进：好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保守主义与奥派的关系。你举的例子很鲜明：有些奥派主张美国建墙，有些奥派主张全世界的人自由进出美国。这听起来几乎是针锋相对的立场，但他们都自称奥派。这可能让外界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到底学懂了没有，是半吊子的爱好者，还是学懂了的专家。那种主张民族国家都开放边境，全世界自由移民的学者，我看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半吊子水平的荒唐观点。

我也长期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包括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等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当代奥派学者如柯兹纳、贝奇、福斯、克莱因、德索托等。我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推崇这些经济学家，但我发现奥地利学派本身仍然存在一个短板，这个短板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

举刚才的例子：有人主张建墙，也有人主张自由迁徙，奥派内部存在明显差异。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强调市场、自由、理性选择，但有时过于抽象、教条化，缺乏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的考量，犯了伯克所谓“形而上学的疯狂”“抽象权利”崇拜的毛病。保守主义主张，它不是基于抽象概念的自由，而是基于政治实践的智慧，强调传统与时间积累下的经验。自由是一项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不是我们活着的当代人做下来开大会“协商”出来的权利。所有“社会契约论”者在理解诸如自由、财产权、平等等核心议题的解释都是错误的。

换句话说，自由迁徙不是单靠一句“全世界各国可以和自由进出”就可以实现的。我们需要传统智慧和实践经验来补充奥派理论的短板。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自由移民好，自由贸易好，如果因此要求美国放开边境，让大量非法移民自由进入，一个相对完备的法治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可能会被其他文化和信仰力量稀释，原本相对稳定的制度秩序可能受到冲击，美国作为世界上相对完善的市场、法治、政治避难所的功能也会被削弱。

学人：您刚才提到，您认为演化经济学比传统经济学的视角更加深刻。那么您能否具体谈谈，演化经济学在哪些方面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补充或改进呢？

刘业进：好的。演化经济学的第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把经济看作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终局。这是一个常识，经济中每天都有人获得利润（当然也有人亏损），这就是说明经济一刻也没有出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即使是“循环轮转”的经济也是一种思想实验而已。第二，它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还深入到文化层面。事实上，经济演化是文化演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演化有一套基本机制，我们通常概括为“VSR”：Variation（变异）、Selection（选择）、Retention（保留）。演化的对象或单位可能是制度、信仰、价值观、观念、习俗、传统——总之,用一个统一概念就是“文化基因”。具体的经济制度，比如私有财产权、公司制度等等都是文化基因的子集。技术也同样如此，它在经济学里始终是推动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演化经济学正是把技术演化纳入了研究议程。制度演化和技术演化二者交互着推定社会演化。

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是，在一系列严格假设下寻找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即所谓“一般均衡”，它关心的是这种均衡解是否存在、是否唯一、是否稳定。这些在数学上已经推演得非常精巧了。但问题是，它是一个静态的框架，仿佛一旦达到均衡，经济就进入某种“终局”，即使是“循环轮转”的经济也不存在。现实中，经济永远不会停滞，因为利润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资源配置还没有最优，才会不断促使改进。我们观察到或者有理由预期，那一天经济中利润被捕捉光了，经济终将打到一个零利润的稳态吗？根本不可能。

演化经济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承认经济的动态性，承认制度和技术的持续变迁，并且用“变异—选择—保留”（VSR）机制来解释这种变化。这比传统经济学的视角更加贴近现实，也更能解释创新的问题。比如企业的组织惯例、制度安排、商业模式的更新，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往往被抽象化甚至忽视，而在演化经济学中则是研究的核心对象。

学人：您提到演化经济学与文化演化的结合，让我想到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以及以赫胥黎的进化论为基础衍生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理论在近代中文世界其实并不陌生。您如何看待严复引介的“天演”观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刘业进：确实，演化经济学的出现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密切相关。新古典经济学自19世纪末，尤其是从1890年前后一直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出版，可以说主导了经济学上百年。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在这种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兴起，把制度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而不是既定不变的条件。这本身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修正。与此同时，演化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形成潮流，标志性著作就是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他们不仅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也把文化演化、人类学等领域的成果吸纳进来。

图：《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除了纳尔逊和温特，还有几位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比如西蒙（Herbert Simon）、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得·理查森（Peter J. Richerson），他们主要研究文化演化的具体机制。另外像威特（Ulrich Witt）、霍奇逊（Hodgson）、何梦笔（Herrmann-Pillath）、多普费尔（Kurt Dopfer）,弗洛们（J.J.Vroman）等人，也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股跨学科的学术潮流。后来甚至有了专门的《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不过，在中国，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者仍然比较少。这与我们学术引进的时间差有关。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在国际上早已兴起，而中国真正引进和大规模研究却相对滞后。因此，我们往往是“跟在别人后面走”，大概有几十年的差距。演化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与修正，和奥地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一样，都是在指出主流经济学静态框架的不足，强调经济与制度演化的动态性与历史性。

学人：如今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某些学派，都会追求一种超越时间、超越历史的通用解释范式。在进行演化经济学研究时，您是否也有类似追求？比如，在构建演化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时，您如何区分地方性的经验与普适性原则？

刘业进：这是个更复杂的问题。我在研究保守主义、演化经济学以及文化演化理论时，一方面依托现代科学的框架，另一方面借助伯克的保守主义。我尝试将两者结合，寻求一种一般性、普适性的范式——既能容纳多样性，又能适用于不同社会背景。这种范式既关注地方性的经验，也强调普遍原则，形成对历史演化的整体理解。

学人：您“对历史演化的整体理解是”什么？

刘业进：现在我们越来越形成共识：技术是“演化”的，制度是“演化”的，观念也是“演化”的。我们生活在演化的洪流之中——这是条河流，不是湖泊。我们不谈生物学，谈的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演化，制度的演化。那么，它的演化本体是什么呢？在生物学上有明确的物质载体——基因和染色体。而在文化和社会演化中，它的本体则包括几个方面，我分开讲。

首先是信仰。新颖的宗教信仰或者准宗教信仰例如儒家，某种程度上就是准宗教信仰。真正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它们是体制化的，它不是旅游景点，而是真正发挥社会凝聚功能的实践场所。在任何有合作秩序出现的地方，总有信仰或准信真正在发挥作用。

其次是价值观。价值观涉及人类认可的规范，如和平、自由、正义、善良等。当然，也有一些“病毒式”的价值，例如在某些地区存在的极端信条，它们同样是演化本体的一部分。

第三是制度。制度包括经济制度、财产权制度、合同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如何签订、执行和履约，这都是制度演化的一部分。

第四是语言。语言本身也是演化的产物。比如，泰语和越南语在语音上与汉语相似，但由于地理隔绝，它们的方言逐渐独立成新语言，类似生物中的物种隔离和分化。

第五是企业内部惯例——“routine”——具体的工作程序、工艺和操作方式——构成企业的“基因”，是定义企业的选择单位。

最后是技术。技术尤其重要，因为它的“演化速率”非常快。技术的演化表现为更完备、更安全、更高效、更舒适。技术也是社会和文化演化的关键领域。所有这些——信仰、价值观、制度、语言、企业惯例、技术——都是演化的本体。

那么，文化和社会演化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化基因与文化表型的关系。文化基因表现为人们的行为、礼仪、合作方式，也体现为经济绩效、技术进步、军事能力等。换句话说，文化基因决定了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演化的核心机制可以用三个词概括：Variation（变异）、Selection（选择）、Retention（保留），也就是创新、选择和保留（VSR机制）。举例来说，新药研发就是一个典型的竞争选择过程。不同药厂研发针对同一疾病的药物，谁先成功，谁就获得市场垄断和利润。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技术，也存在于价值观、语言、制度、国际货币地位等领域。自然选择在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无处不在，它冷酷、无形，但极其有效。

最后是保留。那些在长期中具有适应性优势的制度、技术、观念、价值观，会被社会持续保留。文化演化是动态的，因为变异永远在发生，每个人都希望创新、追求利润、扩大影响力。但一旦形成优势，社会很难倒退——就像波音飞机，已经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不可能再回到螺旋桨木质飞机时代。这就是文化的“基本效应”，也是演化机制中的关键环节。

学人：那么我们能预测未来演化的走向吗？

刘业进：基本上无法预测。演化都是事后解释，我们无法预测它会演化到什么程度，无论是技术演化还是制度演化。我们不能保证未来演化会越来越好，也不能断言会变坏。例如，高度发展的技术可能摧毁现有人类生态位，甚至未来以我们不能预见的方式彻底恶化人类生存环境。“演化无目的”——只要具备演化条件，一个演化进程就自发启动。所以我们既不能做乐观预测，也不能做悲观预测。文化演化和社会演化都是自动的，由Variation、Selection和Retention三个机制轮番迭代起作用。

演化本体在这三个机制的不断迭代下，文明才得以发展——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植物和动物到人类，再到神经系统，最终形成具备语言能力、心智能力和复杂技术的社会：能够制造波音飞机、光刻机、高铁、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这样的复杂性不是由我们自身有目的地制造，而是演化的偶然产物。

文明是偶然的产物，它依赖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地球生态系统。未来演化的结局无法预知，也可能永远没有最终结局。即使毁灭重来，演化还是不可避免。这就是我对演化本体、演化核心机制以及未来展望。在生物学物质意义上还是在精神、心智和文化意义上，我都置身于演化的“流”中，你无法离开“流”来观察流，就像我们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03.

我们需要的保守主义：

更高一级的审慎，而非权力的妄想

学人：由于2024年末特朗普的第二次当选，新保守主义又被进一步与特朗普彻底绑在了一起。但传统保守主义和特朗普式的新保守主义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您能谈谈您眼中特朗普式的美国保守主义与伯克式的保守主义的差别和共同点吗？

刘业进：好的，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比较有挑战性，国内学者在站队问题上（支持/反对川普总统）非常撕裂。首先，我的书主要是正本清源地阐述伯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我把它定义为“正统保守主义”，并讨论其历史演变。从伯克对保守主义的初步论述到进入政治实践，它所体现的党派价值和政策纲领，构成了政治现实中的保守主义。

而我讲的伯克保守主义，更强调理论性。这种思想性的保守主义，如果要真正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就会呈现出多种形态。那么谈到特朗普，第一次上台时，他代表了保守主义的一种回归；第二次上台，则是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强化，也有所偏离伯克意义上的正统保守主义。但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上台，特朗普式的保守主义都与理论上的正统保守主义有所不同。

首先，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现实政治中出现了两党竞争的格局。民主选举要求政治家为了赢得选民，必须调整政策纲领。无论左派的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保守主义，都要向中间选民靠拢。假如你完全按照伯克的理论行事，是不可能直接在选举中胜出的。这是政治实践上的第一种偏离：理论的纯洁性在现实政治中必须打折扣，尤其是在争取中间选民时。

第二点，是特朗普个人对正统保守主义的偏离。我想批评的是，在他第一任期内，我们还曾出版文集赞扬他的“特朗普主义”，因为当时他还未出现重大的偏离正统保守主义政策。但在第二次当选后，他的一些做法就显现出明显偏离。按照伯克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的第一美德是审慎。而“更高一级的审慎”，意味着当文明受到威胁时，政治家必须明确立场，甚至采取果断行动，而不是袖手旁观。例如，面对俄罗斯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入侵乌克兰，保守主义要求政治家必须明确反对，而不能以“美国优先”置身事外，甚至在表态（就算不出钱）上也出现摇摆——我的意思是，无论你美国出钱不出钱，反对侵略行径的态度必须鲜明而坚定。至于具体如何解决侵略战争，如何停火、和平和争端解决，那时具体战略和策略问题。不过实际上，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对乌克兰在资金和武器供应方面都做出了实际上的支持。总之，作为保守主义者真实秩序、自由和和平，出钱不出钱，反对侵略战争的态度要明确而坚定。

学人：作为延伸，我们当然知道，美国的特朗普、德国的联盟党、日本的自民党，都不会称自己是伯克式保守主义的继承者。但英国保守党则一直以伯克继承者自居，并广泛推崇伯克的政治思想。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事件中，欧盟和英国也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那么您认为，英国保守党在政治表现上是否体现了您提到的“更高一级的审慎”？

刘业进：英国有深厚的保守主义政治传统，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在面对文明挑战时，都体现了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政治家的审慎以及特殊时刻的“更高一级的审慎”。英国政党的演变也显示出他们对议会政治的尊重，避免走极端的暴力夺权道路，从而保留了制度内的保守原则。在现实国际事务中，例如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两党都体现了对文明的捍卫，这是伯克所说的“更高一级的审慎”的体现。

学人：您认为，在这个时代回顾保守主义理论的价值是什么？保守主义对个体又有什么教义？

刘业进：保守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合作秩序的一般原理。保守主义的价值——也就是伯克思想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唯一的选择，而在于它提醒我们，作为个体和一代人，我们都非常渺小，不要自负和宽狂妄。每一代人都继承了祖先的文化遗产、经验和知识。这些传统帮助人类解决合作、生存、适应自然环境、减少冲突、提升幸福感等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具有永恒的意义。

人们的理性经常高估自己。有时是总统，有时是一代人，但保守主义告诉我们，每一代人都处在文明的演化之流中，依赖着传统——不仅是制度、宗教和价值观，还包括技术和生活经验，比如制造飞机、手机、汽车、平板、拖拉机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年代的专利。

保守主义提醒我们：不要抱有极端民族主义心态，也不要妄自高估个人或国家的能力。文明的演化像河流，需要积累、实践和经验。我们今天的生活比三百年前的国王更舒适、更幸福，这都是传统智慧的成果。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传统都是完美的。对于那些明显有害的传统——例如侵犯女性健康（中国的女性裹脚）、危害儿童身心健康（非洲的割礼）、鼓励暴力或杀戮的教条（某些宗教极端原教旨主义派别）——理性可以判断并去除。除此之外，传统应当被尊重和保留。保守主义告诫我们，不要轻易尝试“开天辟地”、全盘推翻过去的做法。任何彻底的重建几乎不可能成功，就像在大海上造新船一样艰难。改良应该是渐进的，一根一根地替换旧船上的木板，而不是一次性拆掉整个船体。

对政治家来说，保守主义尤其重要。它强调审慎和实践智慧，而非“抽象权利”理想，例如私有财产、自由、公平、平等……。政治家的决策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和自由，因此需要以保守主义为底色，稳步推进改革，而不是诉诸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当统治者的暴政让人民无法喘息时，暴力推翻才有其条件与正当性。

学人：可以理解为，您核心的意思是：建立在摧毁一切传统上的革命或改革，往往会带来灾难，对吗？

刘业进：没错。历史上有很多惨痛例子，比如拆除孔庙、焚毁佛经、清除碑文，都是全盘否定传统导致的灾难。再比如阿富汗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这样被毁，这都是狂妄带来的悲剧。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因为现实不美还甚至苦难，而以美好的名义全盘性改造社会的企图比它推翻的政治社会更糟糕——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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