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抗议数字游民的背后，城市“绅士化”为何困扰多国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墨西哥、泰国特派记者 谢佳宁 张矜若 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徐嘉彤】编者的话：上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格拉斯提出“绅士化”（gentrification）概念，用来描述工人阶级社区中的居民逐渐被中产阶级取代的过程，这一现象往往伴随着城市景观更新、房价攀升、人口结构改变等特征。近些年，跨境旅游、数字游民潮的加速发展，给城市“绅士化”问题带来更复杂的因素。墨西哥城、巴塞罗那、威尼斯等国际名城都相继爆发过大规模示威活动，呼吁推行住房改革、抑制租金上涨、调整鼓励数字游民的政策等。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绅士化”过程中平衡好住房保障、历史文化保护、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成为多国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理性诉求掺杂排外情绪

今年7月4日，在美国庆祝独立日的同时，墨西哥首都居民的愤怒却在沸腾。当天，数百名墨西哥城居民走上街头，强烈抗议美国数字游民的涌入和过度旅游带来的住房危机和生活成本上涨。部分人提出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的理性诉求，但也有不少人在抗议过程中宣泄排外情绪，如破坏星巴克咖啡店、威胁外国食客、绘制反美涂鸦等，令墨西哥政府与民间舆论陷入两难。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批评称：“仇外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即使是出于像城市‘绅士化’这样的合理问题。”

“墨西哥的抗议活动表现出对城市‘绅士化’的深刻沮丧。”专注于拉丁裔群体的数字新闻网站wearemitu报道称。在墨西哥城工作生活的4年时间里，《环球时报》特派记者能明显体会到当地公寓租金快速上涨，也看到一些本地低收入家庭承租压力在不断攀升。近年来，墨西哥城社区的商业结构也发生改变，传统的玉米饼小店、理发店等被咖啡馆、普拉提工作室、共享办公空间逐步替代，外国人集中的地区公共空间“外语化”和文化活动游客化十分明显，导致本地原住民文化认同感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墨西哥基层社区与社会组织把问题归咎于房地产投机和政府监管缺失，认为这是本国结构性住房危机的外显。墨西哥自2022年起主动吸引数字游民和国际客源，存在“引客又治客”的矛盾。

在报道墨西哥城、西班牙巴塞罗那、意大利威尼斯、葡萄牙里斯本等多个城市相继爆发针对数字游民和过度旅游的示威活动时，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提到，驱动墨西哥城民众对“绅士化”怨恨的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墨西哥城住房供给不足且市场化程度高，边缘化群体聚集在资源不足的社区中。在房产投资回报吸引下，当地房东大都优先考虑将房子租给能支付更高租金的外国租户，使得边缘化群体被进一步推向外围。报道认为，墨西哥抗议者不只是对“大量涌入的喝着咖啡的数字游民”生气，更是对“数十年来的城市不平等、受到忽视和排斥”作出回应。再加上墨西哥城中产和文化从业者对居住地身份认同敏感，上述问题显得更加“切身”，进而导致矛盾爆发。

中国数字游民楠楠在墨西哥城生活了近两年，她在抗议活动发生后接受《环球时报》特派记者采访时说，刚来墨西哥城时，她被这里的都市现代化和大量工作机会吸引，积极融入本地生活，但她明显感受到当地繁华社区对数字游民的冷漠和偶发指责，“当地人把矛头指向我这样的人”。她承认，数字游民在提升部分街区消费、带来外汇的同时，也“无意中”推高了房租和服务价格，使得低收入群体觉得无所适从。而高收入本地群体又有一种身在自己国家，却要将优质资源与过多外国人共享的不适。她希望市政府能既保障本地居民权益，又为她这样的合法居留者提供明确规则，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目前，墨西哥城政府已提出初步方案，将出台监管规定，以确保房东的租金涨幅不得超过通胀水平。同时，当局还强调打击仇外言论、保护当地生活方式。但专家提醒，这些举措若无配套的长期制度性住房供给与税制改革，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绅士化”与投机行为。

包容度各不相同，“关键在于是否触及生存底线”

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谷浩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提醒说，“绅士化”这种城市更新带来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需要依据不同人群来判断。除了上文提到的负面后果，“绅士化”客观上也会起到刺激经济增长、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社区活力等积极作用。

《环球时报》驻泰国特派记者漫步在清迈最繁华的宁曼路上，不同肤色的人汇聚在半开放式的咖啡店和餐厅中，有人敲击着电脑键盘，有人戴着耳机处理工作。这座享有“世界数字游牧之都”美誉的城市，正持续吸引着全球数字游民前来扎根。再比如首都曼谷，便捷的交通网络与首都独有的资源优势，更构成对数字游民的强大吸引力。以记者常去的健身房、舞蹈室和泰语班为例，几乎每节课都能遇到至少一位从事远程工作的外籍人士。在这两座城市，共享办公空间都分布广泛，咖啡、餐食、电源插座和免费网络是“标配”，瑜伽馆、素食快餐店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

据在清迈从事Web3行业的数字游民秋秋介绍，在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期间，当地住宿价格的确会出现大幅上涨，但她没有感受到过泰国民众对数字游民的不满。同在清迈旅居写代码的中国数字游民阿斯告诉《环球时报》特派记者：“我们外国人常去的地方，当地人确实很少涉足。”他曾听闻一些清迈居民抱怨数字游民聚集区物价上涨，不得不前往远离市中心与景区的区域采购日常用品。就连他个人认为性价比较高的瑜伽课，也鲜少有当地人报名。不过，整体而言，“微笑之国”的民众对外国人的态度仍以友好为主。

这和泰国自身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相比于墨西哥这种传统农业国以及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泰国经济更加依赖旅游业和服务业。泰国政府去年明确将“远程工作者/数字游民”列为拉动旅游消费的重点客群，通过延长免签期限、增加停留天数释放消费潜力。

这也和泰国政府出台明确规章制度、促进接纳数字游民的举措相关。首先，为减少对本地居民生活的影响，泰国通过酒店法和公寓章程限制“日租房”，引导客源流向持证酒店、公寓式酒店及合规长租房源。因此，泰国国内舆论即便有所不满，也主要针对不合规房源运营者，极少针对数字游民个体。其次，当地还积极推进对数字游民的接纳。2022年，清迈Alt共生空间便举办“了解泰国远程工作者需求”小组讨论会，泰国本地人与数字游民共同参与交流。有泰国学者研究发现，数字游民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为本地人创造就业。部分数字游民还会雇用本地自由职业者，让当地人有机会接触商业和IT领域知识，学习数字技术与业务技能。比如阿斯就告诉记者，为了工作需要，他临时雇用了毕业于清迈大学的奥姆帮着处理一些事项，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带着奥姆“边学边干”。

不同城市的居民对于“绅士化”的反应如此不同，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孙佳山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当地居民反应强度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落差是否触及其生存底线。”他解释说，美国一些数字游民对墨西哥城部分社区居民有着“降维式打击”的影响，比如其收入远超当地咖啡豆农等农业从业者，有着“天上地下”的经济鸿沟，这自然会带来激烈的反抗。

“绅士化”话语本身具有局限性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墨西哥城“绅士化”相关新闻引发国内不少网民关注，并提出疑问：我国一些城市是否也面临类似风险？这要先从“绅士化”的概念讲起。

事实上，自从“绅士化”一词首次被提出后，它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争议的话语。南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谭华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学界目前逐渐认同一种符合当代城市发展的“绅士化”定义：原土地使用者被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属性的土地使用者所替换，并伴随资本再投资与建成环境变化的过程，是一种特指基于社会阶层向上更替的空间重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向上”的。

谭华云提醒道，全球60多年的相关研究揭示出，“绅士化”是一个具有多样形态和地域差异的现象，它不是一个全球统一的过程，没有客观标准。比如，在美国、西欧等移民国家，阶层置换、社会分异、族裔冲突等“绅士化”的负面议题被广泛讨论。而在中国，大家谈论的更多是地方政府、市场力量、相关人群多方协调下的路径选择和利益安排，相对具有积极意义。

孙佳山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要看到“绅士化”话语本身的局限性。墨西哥城爆发大规模抗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悬殊的现状，这一矛盾爆发的核心在于经济落差被群体性放大，而西方最初定义的“绅士化”框架并没有体现出这种全球发展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

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

孙佳山强调，中国数字游民的迁移与墨西哥等国面对的所谓“绅士化”现象存在两点关键差异。第一，经济落差程度不同。相比美国数字游民和墨西哥群众之间的收入落差巨大，中国数字游民（如北上广的迁移者）与大理、景德镇等地居民收入差距有限，且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明确带动效应。第二，迁入带来的社会效应不同。大理、景德镇的“新移民”绝大多数是已经融入而非颠覆本地生态的移民，如景德镇的“景漂”依赖本地陶瓷产业链与社区形成共生关系。相比之下，墨西哥城则因数字游民涌入占据公共资源，导致部分原住民流离失所。

谷浩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面对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确保多方利益。长期从事“绅士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南开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博士苏伟锋也告诉记者，墨西哥城等城市当地居民对“绅士化”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切身利益是否得到尊重和保障。

苏伟锋说，目前国内学界尚未观察到类似墨西哥城强烈抵抗“绅士化”的现象。原因在于，我国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更新政策，地方政府综合运用规划、财政与社区参与等多种工具，采取提前预防、过程干预和多方共治等策略，集体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本地居民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学界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如德国的谨慎更新原则、荷兰的混合社区策略等。

苏伟锋以大理为例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许多外来者在成为数字游民的过程中深度融入当地成为“新大理人”，甚至主动参与到本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中。这种互动关系超越了一些海外抗议者抨击的“文化挪用”这个相对简单负面的标签。苏伟锋表示：“中国实践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契合某个学术定义，而在于为全球面临类似变化的城乡地区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探索出一条更包容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