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不连续的激进性：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

作者｜贺萧（Gail Hershatter）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荣休），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2011—2012）。长期从事文化史、劳工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196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这项研究涉猎极为广博，同时又深奥复杂，简直就是详尽无遗的。书中追溯了从1780年到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这个时期“大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以及在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和雇主方面是一致的”。汤普森的研究不仅仅对英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是在召唤一种新型的劳工史：一种不仅仅集中关注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正规活动，而是更注重研究阶级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历史。汤普森吸收了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理论，特别关注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变成自觉积极的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

《天津工人：1900—1949》

[美] 贺萧 著

喻满意 任吉东 许哲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汤普森批评了任何定义阶级的企图——“几乎用数学的方法——有多少人在生产方式方面存在了某种关系”。相反，他提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解释：

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个纯正的阶级样本，只能呈现一个有关“尊重”与“爱”的阶级……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时间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许许多多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个人；但如果我们在一个足够长的社会发生变化时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在他们的关系、思想和制度中观察模式，那么阶级将由人们自己生活的历史来定义，而这是它最终的、唯一的定义。

汤普森的著作倾注大量笔墨分析了英国工匠在进入工业资本形成期时特有的思维方式、惯习及联合的模式。这些因素（如果确认的话，可以将其归类为“传统”，传统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态的）表明了工人们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变工作条件和休闲方式做出反应的行为来源。进而，汤普森极力表明，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在应对扩张中的资本主义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群体。相反，他将工人阶级在自身形成过程中看成一个积极的因素。

汤普森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与学术压制的一种反应。在他的著作出版后的20年中，学界和政界（至少在学术范围内）按照他的研究方向拓展领域。一代年轻的学者（他们中许多人是新左派及各种后续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包括第三世界的工人历史上。这些学者中，许多人既没有采用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取向，也没有像他那样喜好细节的描述。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从引用他的论述开始，而他们的工作表明，他们认真地试图运用和进一步拓展他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这些历史学者（以及少数历史社会学者）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大体上说，他们从五个方面拓展了汤普森的研究，这五个方面常常是相互关联和交叉的。首先，他们拓展了研究的地理范围。汤普森研究的是英国工人阶级，而其他学者尝试研究法国、意大利、俄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研究不仅仅是汤普森的关注点及其研究方法在其他区域的简单的地理转移。鉴于汤普森成功地建构了水准很高的英国工业革命编年史，研究其他国家的学者常常不得不按照这种结构撰写这段历史。他们的关注点通常要比汤普森的更为狭窄，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地方。这些对汤普森研究的拓展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历史的比较范围。例如，学者们必然要问，持续的移民潮如何影响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土地与俄国产业工人的意识形成有着怎样藕断丝连的关系。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工匠们的经历提供了特别丰富的比较点。汤普森将地位受到工厂体系威胁的工匠视为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开创者。随后的研究特别是法国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工匠激进主义在各个城市和各行业出现的原因。

在把汤普森的研究拓展到其他地区和时期的同时，学者们也丰富了工人阶级史的研究方法。汤普森的长处在于对传统文字资料详尽的搜集和精彩的阐述，而他的后继者得益于历史统计方法和电脑的计算能力。他们仔细地研究婚姻登记、死亡证明、人口普查数据和警察报告，对工人阶级移民、家庭结构和职业流动提出了新的解释。汤普森可能不愿认同新一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因为他们过于迷恋数据而有时会忽略了他的告诫，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化成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关系。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提供的不仅是一种虚幻的精确，他们还帮助我们重构了那些没有加入工人社会也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的人们的生活。他们使得追问汤普森有关一个数量更大和更加多样化的劳动群体的问题成为可能。

这个扩大了的劳动群体包括很多妇女，而对汤普森研究的第三个拓展开始致力于研究她们的经历。正如其他领域的妇女史研究，学者们已经不能仅局限于简单地关注女性经历之类的标准问题。他们修改旧概念，提出新概念。比如家庭工资经济概念的提出，使得历史学家能够发问，妇女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提出的还有下列问题——虽然绝不可能有全面的答案：妇女工作性质的改变对于性别角色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妇女工资相对较低的原因，妇女对工人阶级政治的参与。频繁产生的对妇女在工人阶级中角色的新认识，促使长期保持的正统观念发生了改变。例如对妇女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散工的分析，改变了大型工厂取代所有旧的生产方式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工业线性发展的观点。更确切地说，制作火柴盒和针织产品的家庭制造业与工厂并存的确有助于工厂生产的兴盛。对女性工作收入的调查，有望对资本主义非线性逻辑形成更加深入的领悟。

对汤普森理论研究的第四个发展是关注工人的激进问题并试图解释它。一些历史学家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结构与传统的研究，另外一些人则关注工人政治经验的积累或长期的经济变迁。他们和汤普森一样已经观察到雇主试图要求新一代工厂雇工遵守工业纪律和工人们顽强抵抗工业纪律的斗争。他们追溯工人们“学会游戏规则”的过程和开始“不是为反对时间（延长）而战斗，而是为（自己的）时间”而战斗。通常，这些历史学家试图解释罢工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联合的自然延伸。而且，他们还追溯共同联合得以发展起来的各种根源：共同的乡下祖籍、共同的工厂经历、共同的方言和习惯、战争和经济危机时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历史学家研究工人激进行为在方法上兼收并蓄，一些人偏好用计算机探讨相关性，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ff Waves) 跟踪长期的经济周期，其他人则探究雇主们的抱怨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但是，他们赞同汤普森的观点，即“工人的行动以及使他们了解这些行动的意识，不能仅仅依靠直接的政治事件来加以解释”。

汤普森理论拓展性研究的最后一点是工人阶级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它在英国曾引发大量的学术争论。汤普森曾因把“阶级”仅仅简化为“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而忽略其“在经济关系中的根源”，而广受批评。批评他的人指出，由于他坚决避免对理论的机械应用，所以他刻意避开了所有的理论，甚至所有的抽象概念。更进一步地，汤普森的后继者被指责把工人阶级的历史简化成去政治化的“文化”观念。汤普森强调意识要排除其他因素，因此这些作者粉饰阶级意识并忽视意识形态。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将工人阶级与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大社会隔离开来，因此不会搞清这些事件的革命意义。这些批评人士呼吁回归工人阶级政治的研究，不是把工人阶级政治狭隘地看作组织的历史，而应该更宽泛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历史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批评引发的争论多于新见解，但是他们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汤普森可能会赞同的研究选题：工人阶级历史在各个方面与社会大历史的整合。

面对如此多产和富于想象力的学术群体，以及许多历史学家近20年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先是备受鼓舞，然后陷入绝望。在汤普森著作出版的前一年，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发表了他关于1919到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成果。20年后，1982年，林德·谢弗（Lynda Shaffer）关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湖南工人运动的专著出版。在这20年间，几篇关于广东工人运动的地方研究论文和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研究小组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增加了有关工人抗议运动的研究成果。然而很明显，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历史的研究跟不上其他国家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步伐，如苏联，那里搜集资料同样有问题。这种学术的沉默虽然令人沮丧，但不令人费解。简单地说，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注意力在其他地方。不论中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近现代历史学家，他们关注的都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1949年革命。这导致他们回溯到19世纪去研究先是西方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这导致他们去研究中国乡村，去探求农业经济的动力和分析作为社会革命根源的农民；这导致他们去研究20世纪的中国大学这个非常明显的政治活动的发源地。但是，这一般不会导致他们进入工厂，更别说工匠的作坊和中国工人的家里。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工人们获得关注大多是当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或革命抗议的大规模全国性运动发生关联的时候，就如同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40年代后期那样。在政治沉寂期，他们的活动不被关注，一直被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忽略，工人们只是主要事件模糊的旁观者。

然而，就中国工人而言，不连续的激进性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事实。它促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外部，去探究工人阶级是如何与社会其他阶级发生互动的。为了理解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沉寂，需要考察工人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统治阶级彼此之间的关系、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权力的实施以及支配权问题。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这样向外进入更大的社会，这有助于构建工人的行为和思想。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斗争的研究中，全大伟（David Strand）开始探索这一主线，发现“近代组织活动是工人用来保护和增进其利益的若干斗争策略之一——在这方面，‘垂直动员’至少和‘横向发动’一样有力”。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建议，探索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包括“国家的性质、法律结构、权力和渗透以及国家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国家权力从根本上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域和斗争的结果产生影响”。

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是向内，转向工人阶级自身，更仔细地考察意识、组织和行为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不是机械的。正如埃利（Geoff Eley）和尼尔德（Keith Nield）在一次有关德国工人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工人们缺乏组织未必是“对现状满意或缺乏阶级意识。这种消极情绪可能暗示‘对客观可能性的恰当评估’”。这种对意识的研究反过来让我们在时空上回到了过去，回到了20世纪大多数中国工人出生的村庄。这个工人阶级的持久性如何？表面上看起来“手忙脚乱的”中国新通商口岸的城市化，实际上可能是一个进进出出的复杂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城市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群体却不是城市生活中的常住人口。再者说，乡村来源与战斗性之间的联系并不能用一种预测模式推论出来，而是必须研究他们的各种复杂特性。流动性、短期性和农村保守性可能使工人们不那么忠于城市的条件，从而使得工人们战斗性也不那么强。但是，如果乡村联系网络被带进工厂并加以重塑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乡村纽带的持续也能增加战斗性。重要的是，工人们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运用他们的乡村关系纽带。

最后，关于工人战斗性的研究推动我们去研究那些试图在中国的工作场所建立组织的空想家和社会组织者。这些人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已经在历史文献中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这些思想观念被工人阶级接受或改变，它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搞清楚。至于政治策略是劳工们自己创造的，还是借鉴旧的反抗传统（城与乡）或吸取在城市工厂学到的独立与厂外组织者的经验教训，我们还知之不多。因此，即使是大部分时间处于沉寂状态的工人阶级也能够告诉历史学家许多关于大社会，关于意识、组织和行为的关联，关于革命进程，最后关于阶级发展本身的信息。目前有关中国工人的研究刚刚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问题，研究题材的组织不是围绕着处境艰难的工人运动中相互不关联的事件，而是围绕工人自身以及他们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相关的阶级的出现。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大部分还有待书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件乐事。如果某人正在通过研究找出一座城市中的工人，要拼接这座城市的原貌，是困难的，有时也是乏味的，遗漏和掺杂带来的误差几乎不可避免。而另一方面，这一研究领域的范围可能比每一个事件和方向都已经被其他学者谈过或分析过的其他领域更为广泛。

本书讲述的是20世纪前半期华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的工人历史。1979年春我开始这项研究时，原本希望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对天津纺织女工的研究。但我发现，（与已经做过更好研究的上海形成对照）天津的纺织女工人数很少，这也使我获得了第一个教训——要考虑到区域特征。我的研究还受阻于近代天津城市史研究的缺乏，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呈现了这一城市背景，前者着重介绍城市的地理空间发展及其碎片化，后者着重阐述在帝国主义和地区混乱的影响下，当地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莫测。

随着我研究的进展，研究范围变得包罗万象，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天津的工人阶级非常分散，除了我希望研究的纱厂工人，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人、搬运工、其他临时工等。资料将我的注意力引导到工人的碎片化、分裂性，性别分工的变化，还有令人头疼的非线性方式的成长上。第三章描述了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区分，但是也探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的共同点：与乡村的联系、与家族之间密切的关系、在城市经济中作为边缘与临时过客的地位。

随后的三个个案研究，侧重每个行业特有的主题。第四章讨论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对学徒工的使用和虐待。第五章探讨了运输行业的社团组织和帮会同盟。第六章记录了棉纺厂厂主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推行工业纪律的努力，包括利用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女工的性别弱势。虽然这些行业工作境况的差异很大，但是一定的主题不断重现，例如，跨阶级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制度化的暴力无处不在。第七章揭示了工人们利用他们有限的休闲时间，加强和拓展能在城市中保护他们的关系网络。市场、娱乐、假日和庆典仪式不再是政治和工作之间的一个领域，而成为能够揭示政治和工作的文化模式的布景。

这些章节的内容都暗示，劳工的战斗性不应被看作与“正规”工人阶级行为的突然决裂，而应当被看作其延伸。第八章拼接还原了天津有组织劳工运动史。当精英政治控制弱化，或者政治活动分子把组织工人作为目标的时候，抗议活动就会在天津较大的工厂爆发。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利用工人之间已经存在的结盟。然而，罢工是众多生存策略中的一种，不应作为分析工人阶级意识唯一可靠的指针。本书是有关许多规模不一的企业的工人研究，既包括激进时期之间，也包括激进时期中的情况。本书不赞成那种研究体系，即让工人匆匆登上和离开相隔二十年的历史舞台，同时被动地和无人察觉地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