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朝贡体系中的欧洲国家

作者：[美]费正清 / 邓嗣禹 译者：王学深

朝贡体系中的欧洲国家

正如古代朝贡形式为在理藩院管辖下的满蒙关系提供了一种范式一样，1500年以后经涉重洋而来的欧洲人，也被纳入类似的传统制度之中。这种修正随着明朝和葡萄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完成，其结果是将葡萄牙从传统的朝贡体制下抽离，转向16世纪中叶建立起的“澳门体系”，葡萄牙形式上已经是朝贡国，而在实际上通过隔离使葡萄牙人变得无害。葡萄牙人住在被围墙围起来的澳门半岛上，向当地政府缴纳地租，并只能定期赴广州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初融入这一体系，尽管在18世纪末广州逐步变为真正的外事活动中心。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隔离政策仍在持续。外国人被限制在广州府城外的公行活动，持续到1858年。即使在1842年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朝也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或从那里出发的一天路程的距离之内。这一情况表明，清政府在面对危机时绝非不能适应。清朝的外交政策虽然盲目且顽固地坚守传统制度，但也不乏防御性的变通之处。

17世纪，葡萄牙人被安全地限制在澳门，而其他西方国家尚未构成威胁。《康熙会典》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朝贡活动，特别是荷兰的活动，清朝显然对此很满意。欧洲的朝贡活动记录如下，但请注意在“西洋国”条目下记载高度混乱的情况。

“荷兰国：按荷兰国，在东南海中。顺治十年[1653]请贡，十三年[1656]进贡⋯⋯[贡期和贡道见表3.6]

“顺治十年，荷兰国遣使航海，请修朝贡。十二年[1655]，广东巡抚奏称荷兰国遣使赉表方物请贡，礼部覆准：该督抚量差官员兵丁护送来京，其到京人数，不得过二十名，仍令该督抚择谙晓荷兰语音三四人偕来。十三年，荷兰国贡使哔呖哦悦嘢哈哇㘃等到京，宿会同馆，进表一道。礼部覆准：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每次进贡员役不得过百人，入京员役止二十名，余俱留住广东。该地方道将严加防卫，俟进京人回，一同遣还本国，不得久住海滨。奉旨：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着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

“康熙二年[1663]，荷兰国遣出海王统领兵船，至闽安镇助剿海逆，并请贸易。奉旨：着二年来贸易一次。三年[1664]，荷兰国遣出海王助兵剿贼，克取厦门、金门，颁敕谕二道，遣礼部官员笔帖式，斋赏赉银缎前往，同该督给荷兰国人带归。

“五年[1666]，荷兰国入贡贸易。奉旨：荷兰国既八年一贡，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六年[1667]题准：荷兰国违例，从福建来入贡，除今次不议外，嗣后遇进贡之年，务由广东道入，别道不许放进。

“二十五年[1686]议准：荷兰国进贡之期原定八年一次，今该国王感被皇仁，更请定期，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完日即令回本国。又令荷兰国贡道，改由福建。又议准：荷兰国道路险远，航海进贡艰辛，嗣后进贡方物，酌量减定。

“西洋国：按西洋在西南海申……

“康熙六年，广东巡抚奏称西洋国遣官入贡，正贡船一只，护贡船三只。七年[1668]题准：西洋进贡，以后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八年[1669]题准：令正副使及从人二十二名来京，其留边人役，该地方官给与食物，仍加防守。九年[1670]，西洋国贡使吗 吻萨喇哒㘃到京，具表进贡，赏赐筵宴毕，差司宾序班一员，伴送至广东，交该督差官护送出境。西洋国贡使玛讷撒尔达聂，行至江南山阳地方病故。礼部题准：内院撰祭文，所在布政司备祭品，遣本司堂官致祭一次，仍置地营葬，立石封识。若同来使臣愿带回骸骨，听从其便。

“康熙十七年[1678]，西洋国王阿丰肃，遣使具表进狮子来京，兵部给沿途口粮驿站夫船，礼部仍差官伴送至广东，交该督抚差官护送出境。”

在这些叙述中，欧洲使节被同化，纳入中国传统体系之中，甚至为死去的葡萄牙使臣采用了儒家的祭祀，这是如此令人惊讶，以致无需评论。无论事实如何，官方的记录是非常完整的。

在上述我们曾引用的《乾隆会典》(1764)的规定中，其进贡一节并没有详细描述欧洲国家，虽然在同时出版的《大清会典则例》中包含了许多我们尚未涉及的材料。

对我们而言，1818年完成的《嘉庆会典》是迄今为止最有意思的版本。这是清代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个修订版——《光绪会典》(1899)是以1818年版为蓝本的——并在其中保留了与早期版本中传统朝贡形式相同的规定。在嘉庆版本中，那些即将打破国门的欧洲国家仍旧被自鸣得意地与宋腒朥、急兰丹、丁机奴、六崑等马来半岛上的小地方并列在一起。欧洲的地理与风土人情在清朝眼中依然似阴影下的混沌状态，模糊不清。也许我们必须假设，1818年版《大清会典》的官方编纂者们确实更加全面地了解情况，但他们不屑于给予这些欧洲入侵者应有的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顽固的偏见和一厢情愿般的想法。无论如何，这些描述都是官方的叙述，而且毫无疑问会被官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参考，并持续到1899年最后一版的《大清会典》出版时。在1899年版的《大清会典》中，所有对西方国家的描述都被省略了，而对朝鲜和越南的描述虽然已经过时，但却被逐字重印了。我们在下面详细摘录了这些官方的叙述，以便在原本位置上展示其中对于欧洲人的提及。

“凡四裔朝贡之国：曰朝鲜。朝鲜即古高丽。明洪武中，李成桂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国朝崇德二年[1637]，国王李倧举国内附，始敕封为朝鲜国王。其国北界长白山，西北界鸭绿江，东北界图们江，东、南、西皆滨海。

“曰琉球。琉球，明初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各为王。后山南、山北为中山所并。国朝顺治十一年[1654]，琉球国世子尚质缴到明季敕印，始敕封为中山王。其国在东南大海中，当福建之东。

“曰越南。越南即古交趾，旧号安南。国朝康熙五年[1666]，安南世子黎维禧缴到明季敕印，始敕封为安南国王。乾隆五十四年[1789]，黎氏失国。其国推阮光平为国长，款关内附，并请来朝，遂敕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嘉庆七年[1802]，阮光缵复失国，农耐国长阮福映遣使斋进表贡，并缚送闽广洋面逸盗，呈缴安南旧领敕印。上嘉其恭顺，诏改国号曰越南，始敕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其国北界广西，西界云南，东、南滨大海，逾海而南，即古日南地，亦并于越南。

“曰南掌。南掌，即老挝，于雍正八年[1730]国王素马喇萨始遣陪臣奉表入贡，钦颁敕谕赐该国王。乾隆六十年[1795]，始敕封为南掌国王。其国在云南极南徼外。

“曰暹罗。暹罗古为罗斛、暹二国。后暹为罗斛所并，遂为暹罗国。国朝顺治十年[1653]，始遣使请贡。康熙十二年[1673]，始敕封森列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噱陆坤司由提雅普埃为暹罗国王。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缅甸所破。四十六年[1781]，国人郑昭复土报仇。国王无后，推郑昭为国长，遣使入贡。五十一年[1786]，敕封郑华为国王。其国在缅甸之南，与内地隔。南滨大海，皆由海道往来。

“曰苏禄。苏禄于国朝雍正四年[1726]始遣使入贡。五年[1727]钦颁敕谕赐该国王。其国在东南海中。

“曰荷兰。荷兰又名红毛番。国朝顺治十年始通职贡。康熙三年助大兵克取厦门、金门，颁敕谕褒奖。其国在西南海中，后占据噶喇吧，遂分其众居之，仍遥制于荷兰国。

“曰缅甸。缅甸即阿瓦。乾隆十五年[1750]，国王蟒达喇始遣陪臣奉表入贡。五十五年[1790]，敕封孟陨为阿瓦缅甸国王。其国在云南腾越州天马、虎踞诸关之外。

“曰西洋。西洋诸国。

“曰博尔都嘉利亚国。国朝康熙九年[1670]，国王阿丰肃始遣陪臣进表入贡。

“曰意达里亚国。雍正三年[1725]，国王伯纳第多始遣陪臣入贡。

“曰博尔都噶尔国。雍正五年，国王若望始遣陪臣入贡。

“曰咭唎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遣陪臣入贡。各颁敕赐该国王。其国均在西南海中。

“余国则通互市焉。互市诸国：曰日本国，即倭子，在东海中，与中国贸易。在该国长崎岛，与普陀东西对峙。由此达彼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

“曰港口国，在西南海中。雍正七年[1729]后通市。由该国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达广东界，计程七千二百里，距厦门水程一百六十更。

“曰柬埔寨国，即古真腊国，在西南海中，介越南、暹罗间。由虎门入口，程途与港口国同，距厦门水程一百七十更。旁有尹代吗国，距厦门水程一百四十更。

“曰宋居朥国，在西南海中，为暹罗属国。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其国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旁有仔、六昆、大呢三国。哧仔东北与宋胝朥接，其国距厦门水程与宋腒朥同。六昆东与哧仔接，距厦门水程一百五十更。大呢，一名大年。东北与六昆接，距厦门水程与六昆同。三国均于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

“曰柔佛国，在西南海中。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由虎门入口，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柔佛属国有丁机奴、单咀、彭亨三国。丁机奴达广东界计程九千里。单呾距厦门水程一百三十更。彭亨与柔佛相连。

“曰亚齐国，在西南海中。相传旧为苏门答剌国。

“曰吕宋国，居南海中，在台湾凤山沙马畸东南，至厦门水程七十二更。明时为佛郎机所并，仍其国名。康熙五十六年[1717]，奉谕禁止南洋贸易。雍正五年后通市如故。

“曰莽均达老国，在东南海中。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距厦门水程一百五十更。

“曰噶喇吧国，本爪哇故土，为荷兰兼并，仍其国名，在南海中。雍正五年[1727]后通市不绝，距厦门水程二百八十更。

“曰干丝腊国[Portugal]，在西北海中，与暎咭唎相近。

“曰法兰西国[France]，一曰弗郎西，即明之佛郎机，在西南海中，并吕宋后，分其众居之，仍遥制于法兰西。又其国人自明季入居香山之澳门。国朝仍之。每岁令输地租银，惟禁其人入省会。由其国至中国水程五万余里。

“曰国[Sweden]，在西北海中，计程六万余里达广东。雍正十年(1732)后通市。

“曰嗹国[Denmark]，在西北海中，入广东程途与国同。自雍正年间[1723—1735]来广东通市,后岁以为常。”

这些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惊人的含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从18世纪甚至更早就是如此，并一直流传下来，对法兰克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菲律宾人，甚至是对荷兰人的记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地理著作中被完全地混合在了一起。重要的并不是发生了这种错误，而是它在清代持续了这么长时间。18世纪中叶存在的含混程度在《皇清职贡图》中被很好地说明了。《皇清职贡图》是描绘所有国家“野蛮人”形象的绘编，附有解释性文字，在每一个案例中展现不同性别和各阶层人士的服饰。编纂《皇清职贡图》的资料由各省督抚收集，交送军机处，并进呈御览。然而，在解释文本中有下列(错误)陈述:1.23(译者按:1.23 指《皇清职贡图》卷1,第23页，下同)，本朝康熙六年(1667)(意大里亚)通朝贡(实为荷兰)，雍正三年意大里亚教化王(Pope)来贡；1.47，英吉利亦荷兰属国；1.49，法兰西即明之佛郎机也；1.51，喘(典)亦荷兰属国；1.61，荷兰，又析其名曰瑞，曰英吉利；1.71，占领吕宋的西班牙人，被认为就是占领满剌加和澳门的葡萄牙(佛郎机)人。(这种对荷兰的夸张的印象显然起源于17 世纪。)

这种持续性含混状态的最典型事例就是 1844 年11月，作为钦差大臣，刚刚完成与英国、美国、法国的谈判的耆英，也许作为当时中国在西方国家问题上最权威的专家，在向皇帝汇报时竟称法国(咈oman)就是明代的佛郎机(葡萄牙)，由此衍生出法国对天主教的兴趣由来。在利玛窦来华后，耆英解释道：“咈囒哂(France)人辄以澳门让大西洋(Portugal,葡萄牙),而自归其国。该夷权力十倍西洋，而甘以地让者，服利玛窦之教也。”显然，朝贡体系的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在19世纪继续存留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纯粹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影响之深，让当时中国本应清醒的外交政策受到严重的抑制。

注意：表中提及的时间是使团在京时间的公元纪年。除非特别说明，否则所有这些使团都到达了北京，并觐见了皇帝。对于每个使团，我们都试图提及关于它的新近发表的主要研究。费赖之(L. Pfister Pauthi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jésuites de l’ 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第506、610页)和科林(S. Couling)《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第160页)所给出的使团列表不是完全准确的。（图表注释略去）

以上表格是欧洲使团赴华的列表，特别感谢加德纳教授在编纂上的协助。本章将表3.7罗列于此，以供进一步的研究。这些使团说明了朝贡体系在衰落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与正式朝贡无关的贸易增长，欧洲人对叩头的厌恶和对平等地位的要求，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悲剧性的无知。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中西关系中这些连续的互动试验，却还没有进行大量系统的研究。

清代的朝贡使团和对外贸易

不同版本的《大清会典》反映出不断变化的情况，但是没有揭示出任何实际的细节。作为研究各个朝贡使团真实活动的第一步，我们在下文表格中列出了1662—1911年间朝贡使团的记录。1644—1661年间的记录被省略了，是因为那个时期记录的是100多个蒙古和其他部落的进贡内容，其中许多名称我们无法确认，而在1662年步入康熙朝以后，这些内容就几乎不再被记载了——显然，因为它们(蒙古和其他部落)的进贡活动被置于理藩院的管理之下，而且在那时它们的进贡活动被认为与尚在礼部管理下的传统朝贡不同。

除了1200余册未编索引的《清实录》，没有哪种资料可以提供一份完整的清代赴北京朝贡使团的清单。下列表格我们是通过《清史稿·本纪》和《东华录》编列而成。这两种资料通常在每年年末给出朝贡使团的名单，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叶(嘉庆朝和道光朝，1829—1831 年除外)。但是对同一个使团，这两种资料有时一种记录了，另一种却没有记录，有时均在文本中记录朝贡使团，却未列入文末的总结列表中。从尼泊尔和准噶尔前来的使团通常只记入正文部分，而不列入文末名单中。我们通过数字以区分这些资料来源的出处(译者按：表3.8中的数字1、2、3、4即对应下文所述史料来源)：1.记录在《清史稿·本纪》每年文末部分的朝贡使团；2.记录在《东华录》文末的朝贡使团；3.记录在《清史稿》正文中的朝贡使团；4.记录在《东华录》正文中的朝贡使团。

受权刊发，选自《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美]费正清 / 邓嗣禹 著，王学深 译，大象出版社 2025年3月。

我们已经检索了《清史稿》正文中(3)涵盖的绝大部分时段，特别是乾隆时期，两种文献通常都省略了文末总结部分。《东华录》正文部分(4)我们只完全检索了1662年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在其他地方则是断断续续地搜索。每一个条目都代表一次实际发生的朝贡事件，并已被核对，虽然没有双重检验。毫无疑问，可以在这些资料中进一步找到我们尚未发现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们相信，其数量不足以改变这里呈现出的总体情况。

另外，在浩如烟海的《清实录》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完整的记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基于《清史稿》的统计结果。因为《清实录》包含有大量的每年入贡的信息(从蒙古部落、西藏到其他地方)，而这些是没有被记录在《清史稿》内的。这一情况出现在对1644年、1654年、1664年，并以十年为间隔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检索中。这种差异也许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理论，即《清史稿》通常将理藩院管辖下的常规入贡事宜排除在记录之外。但是这种记录上的排除有时更进一步，一些从南部和东部前来的朝贡使团也被排除在外。因此，《清实录》在1664年(卷11，第3b页；卷12，第24b页)记载了来自安南和琉球的朝贡使团，但《清史稿·本纪》部分的相同年份却没有提及。《清实录》在1674年(康熙十三年，卷45，第10b页)记载了安南朝贡之事，但《清史稿·本纪》在相同年份内没有提及。还有其他事例也可以被引用，以说明《清史稿》文本对于朝贡事宜的记载是不完整的。毫不奇怪，对于在清朝建立前就已经运行了很长时期的一项制度，20世纪初期的清史编纂者们的记载并不完美。这样看来，一份相对完整的清朝朝贡使团的清单，只有通过逐页翻阅1200余册的《清实录》才能得到。我们还没有这样尝试过，但我们希望将来有人可以进行这项工作。在这一令人开心的事情发生之前，下面给出的似乎是目前的最佳数据。

表3.8（图表略去）所示1662—1860年这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要素：

1.朝鲜——使团几乎年年赴北京朝贡，只有1到2次例外。

2.琉球——使团隔年赴北京朝贡一次，实际上琉球在两个世纪时间里共朝贡达115次，而在1813—1835 年期间年年朝贡，这对于中日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3.安南——使团在两个世纪内共赴京朝贡45次，其中24次为第二个世纪内发生，比第一个世纪稍有上涨。

4.暹罗——使团在两个世纪内共赴京朝贡48次，其中11次为第一个世纪内发生，37次是在1780—1860 年间发生——在这段时期的后半段有显著上涨。

5.缅甸——使团在1750—1853 年间共赴京朝贡16次,其中12次发生在1789年之后，即主要是在19世纪。

6.南掌——使团在1730—1853 年间共赴京朝贡17次,时间分布相对平均，每十年一贡。

7.苏禄——使团在1726—1754年间朝贡7次。

1662年以后所列出的其他朝贡使团要么来自欧洲，要么从北部或西部而来，而后者包括了十几次不同的朝贡者，如1792—1908年间尼泊尔(廓尔喀)的10次朝贡，漠西蒙古(厄鲁特，准噶尔)至少10次的进贡，以及来自西藏、土鲁番和特定部落的进贡，这些入贡都非常稀少。在1818年版《大清会典》之前就已经记录了尼泊尔的进贡情况，但并不是常规性的。

从这些迹象来看，在1662—1860年的后期，朝鲜继续常规化的朝贡，来自琉球和安南的朝贡频率上升，来自暹罗和缅甸的朝贡次数明显增长。根据这个表格，在第一个世纪里记录了216次朝贡事件，而第二个世纪的1762—1860 年间则记录了254次。刨除朝鲜朝贡次数这个固定值，1662—1761年间平均每年朝贡使团为1.16个，而在1801—1860年间平均每年朝贡使团为 1.68 个。因此，随着清朝由盛而衰，朝贡数量增长了——18世纪清朝统治达到顶峰时，朝贡活动要比19世纪上半叶的衰落时期少。

目前，还没有办法对得出此结论所依据参考文献的完整性做出最终的判断。不难想象的是，随着王朝的日渐衰弱，朝廷通过对朝贡使团做出更完整的记录以维护声望。但是就我们所知，按照清代官方的纂写活动的规律性而言，这不太可能。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证据，即使只是一些经过选择的数据，也必须按其现状加以考虑，直到为《实录》制作了索引，并且它或者其他资料也已引发了进一步的参考。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证据呢?

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派遣朝贡使团数量的增加是出于商业动机。另一种解释可能基于国际政治。在后一种可能性下，如果真的可以将经济利益排除在外，那么在1765—1769年和1792年，在清朝对缅甸和尼泊尔各自采取军事措施后，二者的朝贡活动可能会增加。苏禄和南掌的朝贡活动似乎不符合任何特定的解释。然而，暹罗和琉球的情况，尤其是后者，可以暂时归因于商业利益的增长。但是，朝贡使团自身是商业性的，还是仅仅辅助贸易的，仍有待调查。但至少琉球的案例，可以为商业 解释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因为琉球是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事实上，在朝贡使团总数量增长的记录中，有很大一部分(几乎是三分之一)是由于琉球。按照清朝规定，琉球应该每两年朝贡一次，但是在1806——1860年间，却有45次朝贡记录。我们总结了英国副领事1851年在福州所写的一份相当有趣的报告，对朝贡贸易的过程进行了一手的描述。

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朝贡使团数量的增加为商业扩张提供了一个载体，这也为我们提出了新问题：贸易与朝贡在近代的关系。虽然很多问题尚未被解决，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不妨进一步大胆地对朝贡贸易做一个简明的解释。

1.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海上贸易打破了中国传统贸易的排他性，近代贸易已经无法局限于朝贡体系之内了。这一过程在19世纪鸦片贸易中最为典型，它为整个英美商业的渗透起到润滑作用，并快速增加了18 世纪东印度公司从事茶叶贸易所建立起的中西贸易流量。但也正是这种贸易的持续增长导致了朝贡体系和英国间的致命较量，并由此引发了19世纪后期中国的灾难。这个主题已经得到广泛研究。

2.相比之下，清代中国本土贸易的扩张却被忽视了。从厦门和广州前往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的帆船贸易( junktrade)，被默认为明朝郑和下西洋的逻辑背景，而对中国王朝扩张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文本问题，而非经济史领域。随着1433 年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情况一直晦涩不明，直到1511年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之后，正如前文所述，欧洲人渗透的故事开始了。

人们普遍认为，在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和其他地方的葡萄牙人开始从事此前在阿拉伯掌控下蓬勃发展起来的东西方贸易。很显然，下一步是推断葡萄牙人和他们的继承者荷兰人与英国人也开始进行南北贸易，这种贸易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已经很繁荣了，主要由中国人主导进行。这种观点可能被视为老生常谈。例如，一位最近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学者指出，马尼拉主要是作为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转口港而繁荣起来的，而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由中国人主导进行。换句话说，早期欧洲和东南亚的贸易，被嫁接到已经繁荣发展的中国帆船贸易之上。中国本土的贸易扩张源自蒙古时代，甚至更早，这为欧洲的海上入侵铺平了道路。难道我们不应该假设它也在一段时间内与西方商业的发展保持同步吗?

3.19世纪早期中国与马来亚间的帆船贸易的活力，清晰地反映在1818年版《大清会典》之中，它列出了与清朝有商业往来，而非朝贡交往的国家。根据本章第四节对这些国家的说明，我们可以构建起下表。

看一看《荷兰热带地图集》(Atlas van Tropisch Nederland)第10b页，或是其他关于这个区域的地图[1]就会知道，在从厦门至海峡的沿海贸易路线上，这些地方形成了一条港口链。以上表3.9中的名单是一份准确的当时记录，它以一种令人惊喜的方式得到了证实：槟城的主要奠基人，英国的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船长在1788年送回家乡的一份报告,题为《威尔士亲王岛周边国家及其物产的简要说明》[1](“A Brief Accountof the Several Countries surrounding Prince of Wales's Island withTheir Production”),莱特船长列出的贸易地点名称如下,请注意这些名称与30年后中国出版的名单几乎完全一致：暹罗、港口国、尹代吗、宋居朥、大泥、六崑、丁机奴、彭亨、柔佛……(5个地点)……亚齐……

考虑到马来亚早期的记录中有大量的地名和贸易商埠，这两份十分相近的对应记录折射出它们反映了相同的情况，即1818年《嘉庆会典》列表是基于事实的记述。在其他中文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材料证实。

4.这个列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直白地将这些国家定义为“互市诸国”而不是“朝贡国”。在明代，急兰丹、彭亨、柔佛都被官方归入朝贡国。到清代它们不再是了。显然，这是对15 世纪建立起的局面的迟缓性承认，自郑和下西洋停止后，除马六甲外的东南亚国家就终止了再赴北京的朝贡之举，尽管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仍在继续。

在这种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可以被视为将中国海上贸易纳入正式的朝贡体系框架内的一种努力。按照官方传统，陆路交往的地方被视为进贡，被纳入朝贡体系，就如同自海上来的外国人一样。但是，通过外延朝贡体系以保持中国海洋贸易扩张的成本太过高昂，所以在1433年以后，中国就放弃了这种方式。朝贡体系在海上不再起作用，而1818年版《大清会典》的编纂者最终承认了这一事实。

5.不难看出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整个中国一样，朝贡体系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没有海洋的经验。为了与中国作为东亚文明中心的地位相一致，海洋朝贡体系被动地发挥着功用。因为四方来朝，所以中国人不必出国。在前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朝贡体系一直以陆路边界为基础，只要王朝力量稍微强大时，这些跨越边界的贸易就能够被掌控。玉门关只是许多控制点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在陆地边界上，似乎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传统制度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着功用，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甚至更晚。1618年从已经不复存在的鲁迷王国前来的“朝贡使”可能只是一场骗局，但是他们对朝贡体系的破坏并不比他们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祖先多。

此外，穿越中亚的古代商队贸易在数量上受到必然的限制，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贸易集中在重量轻、价值高的奢侈品上。这些商品可以在首都找到最好的市场。前往大都会的商人们发现，他们很容易混入贸易团队，或伪装成贡使。即使他们被限制在边境，他们仍然可以被登记为朝贡使团的一员。类似地，来自朝鲜这样国家的贸易和贡品，通过一条固定的陆地路线到达市场和北京，这保持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尤其是当外国统治者自己垄断了贸易的时候。

6.海上贸易有很大不同，它带来了新的监管问题。到达中国南方港口的大宗货物不可能被运到北京，只有一些象征性的或奢侈品会伴随贡使被运到北京。由于船只的使用，大宗贸易 得以发展，外国商人居住在中国南方的海港，并导致了泉州和广州阿拉伯社区的形成。由此引发的对朝贡体系的调整，已经被注意到了。外国社区被隔离在自己的小区域内，由自己的负责人管辖。这种调整是成功的，并且在1500年后被应用到澳门体系和十三行制度，贸易和朝贡之间的理论联系，被一些新的海上贸易国家的朝贡时断时续地保留下来。与在北方的俄罗斯人一样，来到南方的欧洲人和他们的贸易，出于安全和利润的考虑，也被控制在边境的一定区域内。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海洋贸易的扩张，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及。厦门和广州的帆船贸易不仅在首都以外进行，甚至在国境以外进行，这就无法以朝贡形式管控对外贸易。那些在中国人前往时依旧在朝贡体系之外的国家，不会再因中华文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成为朝贡国。最后，对外贸易和朝贡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一种理想，但却不总是现实，像美国、瑞典和丹麦等国在广州开展繁荣的贸易时，这种理想遭到了打击，这些国家并没有向北京派遣任何可以被称为“朝贡使团”的团体。贸易，最终令朝贡黯然失色。

7.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即在19世纪早期朝贡使团数量的增加促进了东亚贸易的扩大，那么朝贡制度实际上已陷入困境，它不仅被朝贡国所利用，无疑也被本国商人所利用。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但现在它却不合时宜地增加了中国政府的不适应性，徒留一个无用的官方神话。因为传统朝贡制度被西方使团证明了其不适应性，所以中国人当时只能用一种过时的外交政策应对西方的海上入侵，而这种外交政策只适用于陆地和遥远的过去。

以上阐释指明了贸易史和思想史两条研究路径，而最迫切 需要解释的是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对西方回应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层面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作为西方入侵教唆者(abettor)的中国商人的活动。我们建议用下面的资料开展研究。

本文节选自《政通四海：清代公文、驿递和朝贡体系》“第三章 论清代的朝贡体系”。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