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日本顾问的自述：我只身看管22名中国俘虏，他们都很老实。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我被临汾特务机关任命为蒲县顾问，前往蒲县东部一个叫做黑龙关的村子报到。寺岛参谋长为了讨好上司，一定又像以前那样虚报了师团治安面积，从中捞取好处。为了实际控制这些地方，预定近期内开始大规模作战。在作战计划中，蒲县恐怕已经被作为设立了县行政机关的治安区域了，所以必须派一个顾问到那里去。不招人喜欢的我自然被选中派往那个环境险恶的穷乡僻壤去了。

蒲县位于临汾西边，靠近黄河。境内山峦起伏，连绵不绝。日军为了保卫临汾，在蒲县东边紧靠临汾的一个小村子黑龙关配置了两个中队。黑龙关已没有个村民，不过是最前线的一个堡垒。到黑龙关去要搭由临汾开出的汽车队的车。这些车是给驻黑龙关的部队运送粮食弹药的。最近要打大仗，所以运送补给也相对频繁些。卡车队五十多辆车编队行进，打头的车上架着机枪，后面的车上还有迫击炮。士兵们就坐在货物上。汽车到黑龙关要开六个小时。

我定于十月一日早五点搭车去黑龙关。临汾的十月，已有些初冬的寒意。在拂晓的黑暗中，我呼着白气爬上了汽车。

穿越群山的公路是日军工兵部队抢修出来的，只能勉强通过一辆卡车。车在山腰蜿蜒奔驰，路边就是悬崖绝壁。这种黄土高原特有的绝壁又称“地沟”。山西省雨水少，有时下一场，雨水落在亿万年来堆积起来的黄土层上，由于无草无木，便立刻变成洪水。洪水劈开黄土，便形成了深谷，人称地沟。地沟深度可达三百公尺，宽约四五百公尺。

听说卡车队经常遭到深沟对岸的敌人的袭击。用机关枪、步枪还击往往不起作用，只有架起迫击炮来打。幸亏我坐车这次没挨打，但汽车扬起的滚滚黄沙却让人受不了，捂嘴的手中完全变成了土黄色。快到黑龙关时，路边有几辆烧毁的卡车，无言地告诉了我们地沟地带战斗之激烈。山上路窄弯多，万一遭敌袭击，卡车进退维谷，只能象靶子似地干挨打。

黑龙关原是个百十来户人的小村。村民们靠着一点点坡地，与世无争地生活着。村子没有那种中国特有的城墙、土墙。如今，村里房倒屋塌，悄无人迹，一片劫后惨景。只有日军驻扎的房子略有点人住的形状。为了防备敌人袭击，日军还在村周围垒起了一米来高的石墙。

在黑龙关，我见到了宣抚班的五个日本人。还有今后将和我共事的蒲县治安维持会长林德源、警察署长元仲顺以及另外三十多个中国警察。所谓治安维持会长就是县长候补，如果他治安搞得好的话。十月四日黄昏，驻守黑龙关的中队长把我叫去，通告说战斗将于次日零点开始。

次日也就是五日零点，伸手不见五指，星星也看不见，在大陆特有的刺骨寒气中，作战行动无声地开始了。不准讲话，不准抽烟，只听得一片喊喊嚓嚓的脚步声。附近野狗的吠声撕裂了沉寂的夜。无言地走着走着，天亮起来，裸露出斑驳岩石的山路向西延伸。当晚在山里扎营过夜，天亮又继续走。第二天到达了目的地蒲县县城。

县城死一般的寂静。随处可见坍塌的城墙，令人联想起古代的遗迹。城里不要说人，连只猫、狗也没有。我很快在城里转了一圈。蛮好的街道，只是荒芜了。高房大院的砖墙上写着些“日本鬼子”、“东洋鬼子”之类的大字。看来日军刚刚疾风般地扫荡过这座县城。

县公署的房屋严重损毁，都是些大房子，也没法修。我便找了一处青砖大院，权作县公署。这院子大约也是有钱人的住宅，砖墙围起的大院里有六栋房子。最里面的堂屋修建得很齐整，内部也装修得挺精致。堂屋四间房，林会长夫妇住了两间，我和元署长各一间。

不断涌入的日军很快使城里到处人声嘈杂。县里一个百姓也没有，我这顾问也无事可做。在屋里的火炕上睡了一夜之后，心情安定些了。出了屋，和细高个、长长脸的林会长说了几句中国话，又转向体态微丰又不失线条的林夫人，称赞她的烹调手艺。无论如何，顾问和治安维持会长之间关系还是得搞得亲密些。

一天傍晚，大队长派个士兵来说有要紧事见我。我并没见过这个大队长，心里挺纳闷，便跟着那士兵到了大队部。里面的人都神色匆匆，好象正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大队长在一间民房里，头戴战斗帽，钢盔放在桌上，脚下是长筒皮靴。看样子也是马上要走。我一个立正，说：

“县顾问阿部助哉前来报到。”

大队长微微点点头，说：

“辛苦了。我将在今夜十点向前线进发。现有二十二名俘虏无暇处理。你把他们带走，或杀或放由你决定。”

我一时弄不清大队长是下命令还是委托我。但部队就要出发去打仗，不容我细想，便下意识地答道：“是！”但答应之后头脑更混乱了。有个声音在问自己：“你都答应了些什么？你怎么处置这些俘虏？”

大队长见我答应了，也不管我是否为难，就命令副官把俘虏带来。一会儿，俘虏来了，二十二个人在我面前站成一排。一根绳子绑住每个人的腰把他们连成一串，都还带着枪，一个个黑青着脸，眼睛里露出胆怯的神色。见到俘虏我头脑更乱了。我是中国行政机关的顾问，是个民间老百姓，又不是军人。虽说是特务机关的文职人员，但处理俘虏毕竟是军方的事。大队长把这些人交给我是极不负责任的，尽管如此，我却已经答应他了。

我想起了治安会长林德源，那瘦高的身体和一张驴脸实在让人觉得靠不住。圆圆脸、留着胡须的元署长呢，又摸不透脾气。看来，既然答应下来，就只有自己来办了。正在胡思乱想时，我突然冒出个念头：如果我是西乡隆胜或是高杉晋作，该怎样处理这些人？这个念头是有来由的。我在中学、大学里没有学到什么学问，但对明治维新前后那些被称为保皇志士的人物的传记却着实看了不少。其中最崇拜的就是西乡隆胜和高杉晋作，尤其西乡隆胜的座右铭“敬天爱人”更是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想到西乡的一瞬间我拿定了主意。我请求大队长把翻译借我用二十分钟。他同意后，我和翻译、负责押送的五个日本兵把俘虏带到了县公署。林会长、元署长带着警察出来把我们迎了进去。我让俘虏们在铺了地砖的院子里站成一排。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暮色越来越浓。俘虏们低着头，象一群就要被宰杀的羊一样浑身哆嗦。在他们眼里，我是个“东洋鬼子”，是个要拿洋刀来砍他们脑袋的刽子手。谁也不抬头，只是偶尔瞟我一眼。城里到处都写着“东洋鬼子”的标语，他们认定日军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他们成了恶魔的俘虏，自然会担心、恐惧。

我先让警察给俘虏松绑。绳子解下来后，俘虏们青黑的脸颊不约而同地颤抖起来，他们以为这之后就该一个一个地带出去处死了。

从大队借来的翻译是个满洲人，水平不怎么样，话说得复杂了怕他表达不了，所以我的话很简单扼要。我抓住军刀，稍稍提高了嗓门：

“你们都看见了，我不是军人。我很讨厌你杀我、我杀你的战争。欧洲有个伟大的人说过：‘人的生命重于地球’，我也这么想。如今中国有蒋介石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还有你们山西军，加在一起超过两千万。你们二十二个人在哪一方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打算今后让你们和我们一起生活，请各自珍重。有想回去看望母亲的可以提出来，我给开通行证让你平安回家。但晚上绝对不能出来，日军潜伏哨会把你杀掉的。另外，你们都是军人，把枪好好擦一擦，自己保管好。”

——说完最后一句时，俘虏们一齐抬起头，失声叫了出来。他们不知自己的命运如何，内心一直十分焦虑和紧张。突然听说可以活命，不禁长舒一口气，下意识地喊出声来。我自己也紧张得够呛，肩膀也端得隐隐发酸。指示元署长给俘虏找间房子住下后，我转身回了自己的屋子。摘下军刀，脱下战斗帽往炕上一坐，不禁长叹一声。我没收俘虏的枪是有道理的。

日本人只有我一个，收了枪又能怎么样？连县警察也是中国人，俘虏想逃走的话，没有枪要杀我也易如反掌。我别无选择，并不是什么胸有成竹。实在说死亡对我的威胁比对俘虏更严重。想到整个县公署里只有我一个日本人，一种压抑不住的恐惧象寒冰一样从后心凉透了全身，使我不禁发起抖来。

晚间我和俘虏在一起吃饭。如果自己稍微露出一点不安或胆怯的神色，俘虏们敏感的心立刻就能捕捉到，于是我竭尽全力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睡觉前我把手枪和军刀放在枕边，心想他们如果一拥而上袭击我，我自然绝无生理，但至少要干掉他一两个垫垫背。虽说是豁出去了，但外面一有风吹草动，我就伸手抓枪抓刀，一晚上没睡好，好几次睡不着爬起来抽烟。

第二天，日军走后的蒲县，寂静得象座鬼城，县公署里除了俘虏和我们之外再无别人。

几天平安无事，虽然到晚上对响动仍有些神经过敏，但多少能睡上一会儿了。俘虏们都很老实，县城里一派融和气氛，战争似乎被忘却了。警察们不知从哪里搞了个足球来在院子里踢。俘虏们也同我和林会长说上了话，大都讲讲自己是山西哪个县的，父母安否等等，多是些当兵前的事。

俘虏里有个姓李的，是唯一从山西军官学校毕业的，中尉军衔，二十二岁，比我小两岁，军装穿得极利索，一张严肃的脸，对我敬礼时姿态也和其他俘虏显然不一样，但只有他没找我和林会长说过话。

在那些日子里，日军来来往往，俘虏们也习惯了。我的警惕也放松了不少，半夜有动静也不那么紧张了。俘虏里有个小个子姓刘，挺会巴结人，每天给我擦皮靴。一出门，他也总跟在后边，倒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半个月后的一天，姓刘的告诉了我一个情报，说山西军在县城以北二十里的山中埋藏了许多军服和缝纫机，说他也参与了此事，不会有错，叫我去挖。县城周围虽然已经没有山西军的大部队，但光靠警察和俘虏去的话，万一有事就麻烦了。于是我把这事告诉了临时驻扎的日军一个中队长，请求派两个小队随我去负责护卫和搬运。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俘虏带领下，出了县城往北去，中午时分到了那里。只见有两个旧窑洞，洞口盖着土。赶紧挖开，里面果然堆满了军服、毛毯。搬出来细看，有些旧的混在里面。于是尽量捡了些新的军服、缝纫机等，驮在带去的三十匹马上运了回来。战利品很是可观，大家一路上兴高采烈，回到县城时，太阳已经西斜，快天黑了。正走着，我突然发现俘虏和警察的说笑声变成了不满和牢骚，一看，原来日军把驮着战利品的马都牵进部队的院里去了，中队长正在门口指挥。俘虏们认为，他们给县顾问提供了情报，战利品自然应该归县里。日军不过是帮帮手就把战利品据为己有，也太荒唐、太令人气愤了。我走过去很冷静地对中队长说：

“这些缴获按规定要向上报告并上交师团司令部。这事就劳驾中队长了。不过，我手下的人提供了情报，又把东西挖出来带回来，起码要让他们点点数。清点完后将全部送回中队部。另外，还想请中队长向他们道个辛苦，表示慰问。”

中队长却死不答应，说什么点不点都一样，横竖都得上交……。这简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一向最讨厌这种人，于是手抓住了手枪，斜睨着中队长说：

“你这么干还能得到中国方面的合作吗？日军岂不成了投机取巧占便宜的盗贼了吗？”

和人大吵大闹可是我的拿手好戏。中队长的做法事实上也的确是占别人便宜，所以他也觉得理亏了。

“你随便好了。不过以后对你的生命安全我们可不负责了。”

“好！我也不敢劳驾中队长大人。”

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大吵了一架。

我命令警察把驮着战利品的马牵到了县公署的院里，然后让全体集合起来，安慰他们道：

“大家辛苦了。不过按规定缴获要全部上交师团司令部。必须把战利品清点好然后送回中队部，请大家帮忙！”

俘虏们仍然不满意，但看到我当着他们的面和中队长唇枪舌剑地大吵了一架，并把一半战利品运进了县公署，也就没再发牢骚。这件事似乎在我和俘虏之间埋下了信任的种子。

十月末一个寒冷的早上，一个日本兵到县公署来找我，让我跟他去。说是一支日军部队来到这附近，其中有个人想见我。我便跟着他到了城里一所幽静的住宅，砖墙环绕的院门口站着哨兵。一进大门，院里还架着收发报机，人倒不多。

心想不知从哪儿来的部队，挺不寻常。那当兵的又领我进了里厢。一进门，我不由自主“啊”了一声赶紧立正。原来是佐伯旅团长笑呵呵地坐在那里。佐伯是个和蔼可亲的将军。在临汾时他就常叫我去问长问短，安慰我说现在正打仗，身居前线，一切不可由着性子来等等。临汾的特务机关长官讨厌我，在这里我又不顾什么前线不前线刚和中队长闹了一通，但不知为什么佐伯旅团长依旧对我很好。

“没想到吧？”

旅团长亲临最前线，自然令人吃惊。听说他只带了两个小队的人。

“阿部，一个人孤零零的，辛苦了！挺得住吗？”

“没问题！”

“听说你还看管着俘虏？”

“是的。是大队长要我看管的。”

“有危险吗？需要的话给你派上护卫。”

“谢谢旅团长。还算顺利，请不必担心。”

“是吗？缺什么尽管说。我带的人不多，东西也没啥象样的，不过大米、大酱总有。你喜欢抽烟，有香烟吗？”

“没有香烟，我现在抽的是中国的水烟袋。”

“我有樱桃牌的，拿几罐去！”

拿着香烟和大米，告别了旅团长。回到县公署后，急不可待地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细细地玩味着和旅团长意外相逢的喜悦。他亲切的话语象一股春风驱散了寒冬，暖人心脾。听说佐伯后来晋升中将，担任了陆军运输司令。然而再也未能相见。在我长期的中国生活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

十一月中旬，持续一个多月的作战行动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黑龙关。回这儿后也同样无所事事，没有居民也没有敌人。整天起来吃，吃了睡。有时和俘虏、警察说上一句两句中国话，有时到宣抚班去玩，日子过得极平淡。冬天也来了。这一带的气候有个特点，叫做“三寒四暖”，冷上三天，

第四天一下子就暖和起来。

一天下午，招人喜欢的刘一反常态苦着脸找到我说：

“顾问先生，我母亲在乡下，身体有病，我很挂念，能不能让我回去看看？”

这个刘没有忘记我早先说过的话。我便拿出一副一诺千金的武士风度，痛快地答应了他：

“好，你今天把便衣准备好，明天一早回去，我给你开证明。”

第二天早上，我给了刘一些盐和火柴，让他用这些东西一路换点吃的回家看母亲去。俘虏们和我一起把他送到村头。临分手时我对他说：

“刘，你要做个孝顺儿子！”

话音刚落，他一把抱住我失声哭了起来。身为阶下囚，这一个多月里能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今又可以回到故乡去，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幸运！刘是过于高兴了。我并不仇恨这些俘虏中的任何人。虽说中日两国在打仗，但我们之间却可以不用互相厮杀。每天住在一个屋顶下，每天见面、彼此交谈，总是交流了一些感情的。我抱住大声抽泣的刘的双肩，自己也止不住泪流满面。他上路后，一步一回头，终于消失在山坡背后。从这事以后，一直显得很执拗的李中尉也开始和我说话了。

一九四○年三月，在蒲县任职仅半年，我又奉命调任霍县顾问。同林会长、元署长道别之后，我让警察和俘虏们在院里集合起来，向他们告别。大伙纷纷向我表示了惜别之意，李中尉的眼睛里也带着异样的神色，有一种被眼泪濡湿的忧愁。他是在感谢我的不杀之恩呢，还是我的离去使他感

到了自由的希望？我想大概两者都有吧。

到霍县后没几天，就听说俘虏连同警察一起逃跑了，大概回到山西军部队里去了。

杀死我再逃走本是轻而易举的，他们终于没有那样做；他们甚至从未向我流露出敌意，这一切大概是对我不杀之恩的回报吧。

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