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队司令没领会上级意图，受到东总批评，上报中央首长，战后调离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8年10月，锦州外围一座废弃机场的名字，意外地出现在了东野的战时通报中。

谁都没想到，一场紧张到极点的攻坚战，最后竟然因为“到底该封锁哪个机场”这个细节，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事儿发生在辽沈战役第一阶段。

那时候整个东北野战军几乎倾巢而出，目标很明确：拿下锦州，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线。

东总抽调了6个主力部队，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合围。

中央军委一边指导作战，一边实时等着前线消息，几乎天天有人彻夜不眠。

当时的东总首长一句话说得很重：“这仗要是打砸了，不只是东北的问题，是整个华北、华东的命运。”

所以每一步都得小心。

每一项命令都要明确到人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第八纵突然“卡壳”了。

东总命令他们封锁锦州机场，防止敌人空投援军。

可谁知道，命令发下去后，第八纵首长竟然回电：“请指示，是封锁东郊机场还是西郊机场？”

东野指挥部一下就炸了锅。

“东郊？那是个废机场！”有人拍着桌子吼了出来，“西郊才有飞机起落，敌人都从那儿进的！”

现场气氛一度很紧张。

电报密密麻麻地飞来飞去，作战处的人连夜调了空军侦察图。

结果发现，敌人已经通过西郊机场空投进来了两个整团。

事情闹大了。

这下不仅是东总批评第八纵，还直接写了报告送上了中共中央。

原因很明确：延误封锁，战机丧失，敌军增援成功。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段苏权，当时是第八纵司令。

他不是个草率的人，恰恰相反，他在冀热辽时期就是出了名的“稳”。

那时候他是地方军区司令，带的多是地方武装，打的是敌后小股战斗，敌人不是日伪就是地方顽军，规模都不大，讲求的是稳扎稳打。

可问题也出在这儿。

到了东北野战军后，第八纵刚组建不久。

一方面部队底子薄，另一方面主官大多以前没打过这么大规模的攻坚战。

尤其是段苏权，虽然政治素质很强，但在纯粹的战场判断上，经验确实不多。

冬季攻势时，第八纵作战任务不重。

加上东总当时还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很多政工干部都被抽调去开会。

整个纵队实际上处于“半战斗”状态。

1948年春，全军开始整训。

那时候，东总原本想先打长春，后来中央拍板，要先拿下锦州。

因为一旦锦州被切断，东北敌军退路就没了。

这个决策过程其实并不轻松，中央和东总之间也有过争论。

最终确定攻锦的节点后，东总几乎是倾全部之力来打这场仗。

第八纵被安排在外围，负责西南方向的辅助任务。

其中一个就是封锁机场。

可这事儿一出，他们没能及时判断哪个机场才是关键点，反而把问题抛回给总部。

总部本来以为这点常识该是基层指挥员必备，结果却成了“请示事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东总不得不临时调整，让第九纵去接手封锁任务。

第九纵和第八纵一样，都是组建才一年出头的新部队。

但第九纵的指挥员当时没问什么，直接判断西郊机场是敌人空投主要通道，立刻行动。

虽然晚了一步，但总算堵住了后续空援。

这场对比，在东总内部引起了不小反响。

有人私下说：“这不是哪支部队的问题，是谁在关键时刻敢担责、敢判断。”

战后总结会上，一名东总作战处的参谋回忆说：“我们不是不理解他们的困难。

可战场上，有时候你得在一分钟内决定。

第八纵的犹豫，就是那一分钟。”

还有一件小事，很多人后来都记得。

攻占紫荆山据点后，第八纵一度丢了阵地。

虽然很快夺回，但没有第一时间上报。

这在平时也许不算什么，可那会儿中央几乎是每小时都在听取战况。

信息不对称，影响的是整个战场态势判断。

这两件事叠加起来，最终让东总决定调整干部。

段苏权在完成入关前调任东北军区作战处长。

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副参谋长，不再直接带兵作战。

他离开第八纵的那天，是1949年初冬。

没什么送别仪式。

只是走到军区大门时，回头看了眼，什么也没说。

那会儿，部队已经在准备进军华北，他再也没回到第一线。

而第八纵，后来参加了解放天津。

那次任务，他们完成得很漂亮。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那个机场的事。

廖盖隆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辽沈战役》，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

萧华，《解放战争纪实·东北篇》，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档案汇编（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

李铁映，《在东野的日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