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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风总带着股土腥气,卷着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刮过团堡公社一心大队的田埂。那时我才刚过记事的年纪,个头只到大人的腰窝,却总被母亲拽着去大队学校的坝子——那里的泥土总比别处踩得瓷实,像是被无数双脚反复碾过,连草都长不起来。
那天的日头格外毒,晒得人头皮发麻。坝子中央早已用石灰画了个圈,七个身影佝偻在里面,像被晒蔫的谷穗。最扎眼的是郑家祥,他本是队里种田的好手,手指粗得能捏碎土块,此刻却被一顶尖顶蔑帽压得直不起颈子。那帽子足有一尺来长,篾条泛着青白色,边缘磨得人耳朵发红,远远望去,像株被砍去枝叶的高粱。
他面前挂着块木牌,红漆写着他的名字,墨迹顺着木板的纹路往下渗,像未干的血。旁边几个人挂的是犁铧,铁片子被太阳晒得滚烫,贴在脊梁上,烫得人不住哆嗦。他们都弯着腰,脊梁骨像被无形的手掰成九十度,影子在地上缩成一团,随着日头慢慢挪。
台下的人越聚越多,裤脚沾着泥,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放下的农具。有人把锄头往地上一顿,哐当一声,惊得圈里的人抖了一下。大队书记站在临时搭的土台上,手里的铁皮话筒被晒得发烫,喊起话来带着电流的杂音:打倒反革命!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话音未落,台下就炸开了锅,口号声浪能掀翻屋顶。
我被母亲按在怀里,透过人群的缝隙看。郑家祥的脖子上渗着汗,顺着喉结往下滑,在晒得黝黑的皮肤上划出亮痕,他的手被反剪着。有个穿蓝布褂子的婶子站出来,手里捏着发言稿,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郑家祥偷摸在自留地种烟叶,这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她越说越激动,把稿子往地上一摔,指着郑家祥骂,唾沫星子溅在他的裤腿上。
突然,人群里窜出个红卫兵,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红袖章在胳膊上晃得刺眼。他手里攥着根槐木棍,有小孩的胳膊那么粗,走到郑家祥身后,二话不说就抡了下去。啪的一声,棍梢带着风,抽在背上,郑家祥的身子猛地一颤,像被石子砸中的鸟。
那红卫兵像是上了劲,一棍接着一棍打,木棍抽在皮肉上的声音闷沉沉的,混在口号声里,却格外清晰。我看见郑家祥的肩膀在发抖,后颈的筋绷得像要断裂,可他始终没吭一声,只是帽檐压得更低了,尖顶几乎要戳到地上。他的裤脚在抖,不是因为疼,倒像是憋着股劲,把所有的声音都咽进了肚子里。
日头爬到头顶时,批斗会到了尾声。书记宣布散会,人群像潮水般退去,有人边走边议论:郑老五这下怕是站不直了。我盯着圈里的人,他们还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汗水顺着犁铧往下滴,在地上砸出小小的湿痕。郑家祥的尖顶帽歪了,露出半张脸,嘴唇抿得发白,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被太阳一照,晃得人睁不开眼。
母亲拽着我往家走,路过晒场时,看见队里的牛在嚼草,尾巴甩得悠闲。我回头望,学校坝子的石灰圈里,七个身影还没直起来,像七根被暴雨打垮的桩子,钉在滚烫的泥土里。风卷着口号的余音掠过,掀动他们汗湿的衣角,却吹不散那股混杂着汗味、铁锈味和恐惧的气息。
后来很多年,我总想起那个下午。郑家祥后来还是回了田里,只是背总有点驼,像永远弯着九十度。他再没种过烟叶,连自家菜园的黄瓜都只敢种够吃的量。而那顶尖顶蔑帽,据说被扔进了大队部的柴火堆,烧起来时噼啪作响,像谁在低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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