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勇｜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作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自1840年以来，至今已将近两百年。回望近两百年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悬崖上走路，一步三回头，步步惊心。

不过，历史主义地看，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有许多事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面貌在近两百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个传统的中国渐行渐远，一个现代国家虽然犹如遥远的风帆，但毕竟已经露出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

1840年之前的那个遥远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体中是体量最大、连续时间最久的，由此也注定了这个文明体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像东邻日本那样简单地脱亚入欧。

中国漫长历史的主体就是农耕文明的发展史。应该承认，中国的农耕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确实拥有过自己的辉煌。与农耕文明相配合，中国很久以前就构建了自己的宗法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伦理价值。进入帝制时代，中国社会又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为官僚队伍准备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而社会也因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渐渐形成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四民”结构。从今天来看，四民社会将人们的阶层几乎固化，龙生龙，凤生凤，农、工两个阶层要想获得改变，晋升为士大夫阶层，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地付出努力。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阶层固化让社会达成一种超稳定形态，中国社会两千年之所以只有改姓易代的王朝更迭，而没有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四民社会的阶层固化应该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四民社会有其合理性，但严重的阶层固化也势必遏制社会的活力。士大夫大多是前半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等到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后，余生即便有心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过是内圣外王，忠君爱国，将做官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极少有人能想到科学创造、技术革新。工、农两个阶层是当时社会的最大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的末端，无知无识，辛勤劳作，运气不错的或许能够获得社会阶层的稍微提升，但更多的不过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至于商人阶层，因为至少从汉代盐铁会议开始，中国历代政府便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关涉人民生存必需的最大量日用品，诸如盐铁、漕运、对外贸易等均由官营，灵活的商人即便积累了一些财富，但他们对于社会变革、技术进步也是无心无力。中国无法产生“新教伦理”“清教徒”，“先富阶级”之所以动辄盛行奢靡之风炫耀消费，这不是他们不懂积累和投资，不懂将商业资本转型为产业资本，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几千年的历史就这样延续着，直至大航海时代到来，全球面貌发生变化，中国也被拖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大约从明代中期至十八世纪，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与交往中，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这也预示着中国必将发生巨大改变，与全球一致。我们今天回望明清之交的那两个世纪，可以清晰感觉到东西文明的对流，中国不仅接纳了西学东渐，让中国的文明结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缓慢调整，诸如徐光启、利玛窦等中西大儒对几何概念的引进。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主义也向西方传递了自己的思想，学术界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中就有一些中国因素。

在物质交往方面，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大黄等初级农产品更是借全球化的东风所向披靡地占领了世界市场，几乎成为全球别无分店的垄断商品，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明代中晚期开始的白银资本，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繁华，其实都是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效益。当然，也是中国人节俭、聪明、勤奋的成果。

假如不是蒸汽技术的出现，中国在那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定会继续赢者通吃，向全球释放中国的物品，换回更多的银子。然而历史无法假设，英伦三岛蒸汽技术的发现与运用，让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人类历史大变局，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工业化形成巨大的产能，巨大的产能需要巨大的市场。但是中国在过往几百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主要是世界消费品的生产者、提供者，中国对西方物品并没有太多的消费需求，更没有消费冲动和消费习惯。于是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富裕达到历史高点，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英国的贸易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于1787年派遣卡思卡特使团出访中国，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外交关系，以便更方便地处理双方贸易问题。英国希望中国购买更多的英国纺织工业品，让中英贸易趋于平衡，至少不能持续无限度地扩大失衡。公平地说，对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乾隆大帝而言，英国的要求并非不可谈判。然而遗憾的是，卡思卡特竟然病逝于前往中国的途中。

历史总是在偶然事件中发生剧烈变化。卡思卡特使团当年如果顺利抵达北京，双方谈判，总会谈出一个思路，即便不能解决问题但也不至于更坏。然而卡思卡特途中病逝，这个突发事件让中英官方谈判推迟了六年，一直到1793年，英国政府才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马戛尔尼的使命与卡思卡特几乎完全一致。

可惜的是，历史又一次被偶然事件剧烈冲击。就在卡思卡特病逝途中两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出发前四年，即1789年，在巴黎发生了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惨烈事件，此事件后来被称为“法国大革命”。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年以及十九世纪前半期，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法国陷入了政治动荡。而历史所呈现的事实也是如此，整个欧洲因为法国的动荡而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持续混乱，给欧洲给世界带来了无限困扰。

中国当时并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鼎盛期的中国尽管与世界各国有贸易往来，但并不关心那几十年世界发生的几件大事：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这几件大事不仅改变了西方世界，而且逆转了中国历史的趋势。

在传统叙事中，一般将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归结为文明冲突，或礼仪冲突。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原因。我们现在可以补充的是，第一，根据马戛尔尼随员的记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国方面获悉巴黎的消息后有自己的评估，把原本有可能达成的中英妥协予以搁置，“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

第二，即便仅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作为贸易失衡的获利方，一方面具有扩大进口、拉平失衡的责任，但另一方面确实没有平衡贸易失衡的内在动力。期待通过谈判使贸易平衡，这对于享有巨大贸易顺差的一方来说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又过了二十三年，英国政府于1816年再派阿美士德使团出访中国，其使命与卡思卡特、马戛尔尼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阿美士德照样失败了，说出来的理由依然是礼仪冲突。

其实从商业的角度看，英国人喜欢中国商品，但中国人不需要英国工业品。中国人并没有强买强卖，逼着英国人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和大黄，而是中国商品因质优价廉赢得了市场，这是自然形成的。中国政府没有刻意倾销，更不存在政府补贴，因而英国不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中英之间严重失衡的贸易问题。

和平谈判无法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于是英国稍后便在交易的商品中添加了鸦片。鸦片贸易让中英贸易失衡有所改善，但这种贸易实在属于罪恶，因而中英双方的敌意不断积聚，终于引发了1840年的军事冲突。之后就是“五口通商”，中国被动开放了五个口岸。所谓“近代”中国，也终于就此起步。

五口通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与日本的“黑船事件”极为相似，都是国家允许自由贸易的开始。

自由贸易的部分实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积累了几百年的大问题，困扰明清两代的倭寇走私不剿而终。尽管五口通商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空间，不论中方，还是与中国贸易的各国，都有进行调整的需求。后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指责清政府在五口通商之后不去积极改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见贤思齐，转身向西，脱亚入欧。这种指责从情理上可以理解，但从历史主义的立场看则意义不大。

第一，五口通商所要解决的是经年积累的贸易失衡问题，是外国商品能否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五口通商都解决了，因此当时朝野对《南京条约》才有“万年和约”的评估。

第二，现在呈现的史料表明，五口通商前后，只有极少数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意识到西方人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习的，这种看法其实就是中国知识人对“一事不知以为耻”的落实。即便按照魏源稍后《海国图志》的提示，也只是“师夷长技”。那么什么才是“夷之长技”？这也必须给予仔细分梳，而不是泛泛地去学西方，更不是去改革。如果说有什么体制自信、文明自信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不高估对手，不自轻自贱，可能就是这种表现吧。

或许正是受这样一种心理的驱使，中国并没有在五口通商之后没完没了地懊悔、抱怨，老百姓的日子该怎样过还怎样过，太阳照常升起。只是过了十几年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中外都觉得五口通商及其相关协议有调整的必要。而这种调整，不是收回、收缩，或终结，而是在五口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通商口岸。这是西方的要求，其实也是中国非五口区域官民的普遍看法。从外国人的立场看，五口通商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预感到中国可能成为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他们真诚希望中国扩大市场的开放规模，并让开放的过程更加简单，更合乎全球经济的一般规则。

从中国非五口区域官民的立场看，他们可能并没有外来者想象中的排外。五口通商给这五个地区带来的机会、富裕，也让周边非开放区域的民众想尽办法涌进这些口岸寻找商业机会。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他们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中很自然地得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更多的开放并不是一个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1858年的《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中关于中外通商口岸的调整其实还是一种可管控的有序开放，但遗憾的是，清政府与英法谈判失败，导致结果再次诉诸战争。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被迫与诸大国分别达成《北京条约》。《北京条约》不仅全盘照抄了《天津条约》的规定，而且满足了英法两国更多的诉求。

不过也应该看到，《北京条约》让僵持近百年的许多问题得以化解，中国终于堂而皇之地开始重塑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各大国迅速向中国派遣公使，中国的领导层也开始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这对于中国理解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格外重要。

清帝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压力并不是来自外部，在与各大国公使，甚至军方领导人的交往过程中，清政府大臣诸如恭亲王奕逐渐对外国人产生了好感。他也向外国公使表达了中方的苦恼，特别是如何平息已持续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恭亲王奕很愿意听取各国公使的建议。俄国公使答应可以出兵协助，而英国公使私下劝说恭亲王奕不要接受俄国公使的建议，而应该按照西方各国的方式整饬军队，发展军事工业，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权衡利弊后，清政府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强军工程；为了强军，于是有了第一批西方式的军事工业，有了最早的海军教育，有了造船业。由于那时一切都掌控在政府手里，与这些强军工业相关联的任何辅助型工业，也都由政府一手垄断，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被称为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变革，就带有浓厚的官僚体制色彩。

洋务运动开始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很快也结束了。之前创建的这些军事工业毕竟都是大清的财富，不能随之收摊，于是以强军为诉求的自强新政继续存在和发展，并渐渐演化成了一场工业化运动。中国终于因这些机缘巧合从原来的农业文明中走出，开始构建自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

在这场工业化运动中，后世的检讨与抱怨都是认为中国没有像同时代的日本那样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教育变革方面入手，只是学习了西方的一些皮毛，而忽略了西方富强的根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集中精力批评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假如实事求是地复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发展，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的自强新政由于不学西方之“本”，只学西方之“末”，只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上下功夫，因而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日本相比，是远高于日本的。

1871年和1885年，主持洋务的李鸿章与日本外交代表有过坦诚的谈话，李鸿章并不认为中国埋头发展经济，发展军事，淡化政治、社会、教育改革有什么问题。而且事实是，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清帝国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十九世纪初国力开始下滑的趋势，1890年前后，清帝国的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尤其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被各国测评为亚洲第一，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应该说在那几十年确实获得了巨大发展。那时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除极个别人外，大都认同洋务新政的发展模式，张之洞甚至到了1898年仍然在他的《劝学篇》中重申应该坚持“中体西用”的既定原则，不要因为甲午之败而动摇。

问题在于，甲午之败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就是这个“中体西用”的方针，严复、梁启超等人将之描写得一钱不值，称它耽搁了中国几十年，于是在甲午之后，因战败而有了维新、变法、新政、宪政、共和，直到民国成立。甲午之后不出二十年，中国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如英法两国走了几百年而没有走完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是在悬崖上行走，命悬一线，一点也不为过。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另一种风景，甲午后的一切变革几乎没有一个走完全程，维新时代还没有结果，急剧的政治变革发生了；政治变革还没有头绪，排外主义萌生，中国转而实行新政，进而宪政；宪政变革本来排出了日程表，一环扣一环最多拖到1915年，中国就可以开国会，制宪法，实行宪政；然而就在将要踏进宪政门槛的时候，国会请愿运动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提前开国会。于是乎，“计划政治”变成了“应对政治”，朝野互动变成了野马狂奔，一场又一场的变革叠加在一起，不是促进了变革的良性，而是人为制造了混乱。圣人所谓“欲速则不达”，用在分析近代中国的“叠变”，最合适不过。立宪党人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要求清廷提前几年立宪，结果呢，清帝国直至结束，也不知立宪在何处？

其实，一百多年之后重新检讨中国走过的路，我们这些后来者一方面固然有资格指责那些历史人物的失误、见识与决断，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果必有其因，因果关联，是我们检讨历史的一个重要准则。

历史走到甲午，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近乎归零，特别是举三十年国力精心营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令人痛心。但痛定思痛，中国重新出发，维新变法、新政、共和，这都是历史的逻辑展开，“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至此才真正拉开了序幕。只是越往后，叠加的问题越来越多，变革的压力越来越大。终致形成病重乱投医的态势，一场变革还没有结束，没有见效，另一场变革另一个思路又呼之欲出。于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历史的长江三峡，浊浪逐天，狼烟四起，却猿声依旧；历史叙事增加了无数的内在紧张与曲折，然而回眸一顾，似乎还在出发的不远处。尽管已有许多质的变化，但人们有权利不满足。

这本书所要描述的就是这一段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