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会儿,我眼瞅着要提干了,团里政治处给我老家寄了封调查信。没想到,我堂哥给部队回的那份证明材料上,竟然说我小叔解放前当过土匪,抢过军粮,也抢过老百姓的东西。部队那边收到信,动作很快,马上派了两个人到我们老家去了解情况。
这事还得从头说。我是1976年11月参的军,分在川西一个部队的警卫连当兵。到了部队我才明白,我们这个部队有点特殊,知识分子多,干部多,级别挺高的专家也多。像我这样的普通战士,基本都在警卫、通信或者后勤保障这些营连单位里。刚去那会儿,新兵训练特别严,尤其是保密教育,抓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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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有一天我照常巡逻执勤,发现前头不远山坡上,一棵大树底下,蹲着个外国人,骑着自行车。他站那地方高,正好能看清下边部队的营区还有好些重要设施,正举着相机拍照呢。我一看这情形不对头,赶紧招呼边上另一个战士,俩人悄悄从两边包抄过去。趁那外国人没防备,我一下冲上去扭住了他胳膊,他手里的相机“啪嗒”一声掉地上了。后来战友们都赶过来,一起把他扭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检查了他的相机,发现里面拍了不少我们部队的照片……后来调查清楚了,这个外国人利用他合法的身份,好几次跑到我们部队附近的重要地方,近距离偷拍,刺探军事情报。因为这事儿,我立了个二等功,一下子成了连里的先进,没多久就当上了警卫班的班长。
我以为日子就这么顺利过下去了。没想到后面发生的那些事,是后来我提了干,当了排长,团政治处主任找我谈话,还有跟机关里其他同志聊天时,才慢慢知道的。
原来,我当上班长以后,因为干活儿认真,挺负责,在战士们中间也有些人服气,连队党支部就把我列为了准备提干的苗子。到了1978年10月,团政治处就给我老家发了函,调查我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老家那边很快就给部队寄回了证明材料。可偏偏就在一份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小叔(就是我爸最小的弟弟)解放前当过土匪,抢过军粮,也抢过老百姓的东西……团里对这材料特别重视。按那时候的政策规定,要是近亲属真当过国民党的土匪,那我这干就别想提了。机关的人分析我入伍后的表现,特别是抓敌特分子那件事,怎么看,我也不像是土匪家的孩子。组织部门把这事报告给了团首长。首长们一合计,觉得要是我真有这样的亲属,或者背后还有啥别的事,那我也肯定不能再在警卫连当兵了。这事关系到一个战士的前途,必须得弄明白。所以团里派了两名干部专门跑了一趟我老家。
部队来的同志到了我们那儿,先找了当地武装部、公社、大队了解情况,又专门找了我们村里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仔仔细细打听我家人的社会关系,重点就是证明材料上说的我小叔是“国民党土匪”这事。最后查实了,我小叔确实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不过,他不是那种占山为王、到处害人的土匪,而是在正规部队里当兵。他们那支部队还参加过长沙会战,那会儿我小叔在师侦察连当排长,跟日本鬼子打过硬仗,拼过刺刀……部队的同志还亲眼看到了小叔在战后拿到的奖状和任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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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楚了小叔的事,部队的同志又找到我堂哥,问他那份证明信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堂哥竟然支支吾吾地说,是他记错了。但部队同志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是:因为老房子的纠纷,堂哥他爸以前跟我爸打过架,两家结了怨,好多年都不来往了。我当兵走后,堂哥在村里大队部当上了民兵连长。他看见部队寄来的调查函,心里明白什么样的条件不能提干,于是就写了那份证明信。他故意把听来的、半真半假的事,添油加醋,安在确实当过兵的小叔头上,还硬要扯上我们家,都写在了证明材料里。他就是不想看到我在部队提干,不想看我比他混得好……
外调的干部回到团里,把所有的材料和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首长们做了汇报。事情是清楚了,但到了研究我能不能提干的时候,首长们的意见有点不一样了。有的觉得,近亲属里有人在国民党部队干过,这样的人就不太适合当兵,更别说提干了。可团政委不这么看。他说,部队前阵子刚组织过关于真理问题的学习讨论,看人得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眼睛要往前看。政委还说,韩振军同志(就是我)亲属的历史是清楚的,小叔是打过日本鬼子的老兵,对国家是有功的。韩振军本人入伍后表现一直很好,特别是抓敌特分子立了功,这样的人,是符合部队干部要求的……就这样,1979年6月,我被提拔为警卫连的排长。
说来也是运气,我提干刚两个月,上面就下了通知,士兵提干这事儿冻结了。排在我后面的一批优秀士兵,提干的命令其实已经下了,但还没宣布,结果他们都没提成,只能退伍回老家了。我心里特别感激团首长在我这事上实事求是。要是碰上不那么负责任的领导,我大概早就脱下军装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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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想到的是,后面又遇到一件事,让我再次得到了重视。1983年8月,我带着二十多名战士,任务是给在野外搞重大试验的科研人员提供警卫和后勤保障。可就在试验区域,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山上的洪水眼瞅着就要冲进试验坑道里了。我一看情况紧急,冒险跳进地势低洼的工事,抢出来五台套特别重要的试验仪器,避免了大损失。之后又赶紧带着战士们紧急抢运其他的军用物资……负责试验任务的团队把我现场的表现报给了部队。结果到了1984年2月,我这个当排长的,直接被提拔当了连队的指导员。
我算是部队首长实事求是作风的直接受益者。自己当了干部,特别是后来调到机关工作,我特别注意搞调查研究,凡事多听听,多看看,从来不轻易凭着一点表面的情况或者简单的问题就下判断。后来,我又在部队干了十二年,1996年从机关副处长的岗位上转业,结束了自己二十年的军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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