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广东陷入缺电危机，朱镕基立下军令状：若不解决，我辞职

2000年8月初的一天，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议题：要求中央批准在“十五”期间，广东省新建1000万千瓦机组。

李长春

当时的广东，经济总量已从改革开放前仅占辽宁的80%，跃升为东北三省经济总量之和的80%，但电力短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拉闸限电成为了家常便饭。广东的3033万千瓦机组中，41%是效率低下的小机组，就连向港澳和湘南供电的99亿千瓦时任务，都让电网不堪重负。

朱镕基却反对李长春的意见，他认为在广东新建1000万千瓦机组成本过高，应该在贵州、云南建设1000万千瓦发电机组，以水电为主，因为那里虽然是穷山恶水，但发展水电却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将云贵两省的电送往广东，可以一举两得，既满足广东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又为西南的经济落后省份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朱镕基的意见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从外省向广东输电1000万千瓦，谈何容易？朱镕基决定立下“军令状”，他站起来说：“如果不能完成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任务，我这个总理辞职！”他又转身对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你这个国家计委主任也辞职！”

朱镕基

此时江泽民的调解打破了僵局：“朱总理是清华大学学电机的，他懂电，我们就听他的吧！”李鹏也提出了一条补充建议：“可以将三峡原准备全部送华东地区的电力转送300万千瓦到广东省，建设一条从三峡到广东省的±500千伏直流输变电工程，这样就能补足向广东送电容量的不足。”

当天晚上，曾培炎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连夜加班起草文件，第二天凌晨，《国家计委关于广东省电力供需状况和“西电东送”规划有关问题的请示》正式出炉，并很快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坚决拥护中央关于“西电东送”的决定，但一部分干部仍然对接受来自云南、贵州的电力持有疑虑，担心不能按计划完成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会影响广东的电力供应，拖广东经济发展的后腿。也有人担心，“西电东送”的成本会比在本省建设电厂要高，本省得不到税收。

朱镕基对此早有对策，他要求云南、贵州输到广东的落地电价要比广东本地燃煤发电的平均上网电价每度电低2至3分钱，这样广东就没有理由不要西电了。

2000年11月8日，贵州乌江峡谷两岸，预埋的爆破炮眼万炮齐鸣，在震天动地的巨响中，洪家渡水电站正式动工。同一时刻，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也在贵州开工，天生桥至广东第三回输电线路在广西启动，云南宝峰至罗平线路破土——中国首批七大“西电东送”项目横跨五省同步启动，史无前例。

远在北京的朱镕基发来批示，字字铿锵：“必须全力以赴，按时完成，力争到‘十五’计划期末新增向广东送电能力1000万千瓦”。他更点明此举深意：“对开发西部电力资源，满足广东经济发展用电需要，提高双方整体经济效益，都有重要作用。西电东送工程的开工标志着西部地区大开发拉开序幕。”

“西电东送”项目启动后，战役在在两条战线同时打响：

南方电网董事长袁懋振部署“五大战役”，首战天生桥—广州直流工程于2000年底单极投产，次战天生桥第三回交流工程2002年贯通，整体送电能力增加到超过370万千瓦。

贵州战场创下“两年半建10台30万千瓦机组”的奇迹，比定额工期提前452天，相当于多发电120亿千瓦时。2003年，全省投产机组占全国八分之一。

至2005年末，西电送粤1000万千瓦目标如期达成。乌江渡扩机工程使乌江装机翻番，贵州总装机从600万千瓦跃至1300万千瓦；三峡直流送粤300万千瓦通道贯通；云南火电集群输送160万千瓦——三条大动脉涌动着西部山河的能量，注入珠江三角洲的电机与霓虹。朱镕基的“赌注”赢了——没有一位部长辞职，广东的灯火却更加璀璨。

当2010年广西龙滩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西电东送南通道已成全球最复杂交直流混合电网——“八交八直”16条500千伏以上通道，年送电能力3500万千瓦，累计输送电量相当于7个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

北戴河那声“总理辞职”的誓言，终化作点亮半个中国的电流。20多年后回望，朱镕基在穷山恶水中看到的不仅是电力，更是一个大国破解区域失衡的破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