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商业密码”：轻税、通货币、开国门，铸就经济巅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统治阶层普遍认为，推动农业发展不仅能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还能将农民稳固地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便于管理。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策略，商业活动长期受到压制，难以获得应有的重视。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社会步入鼎盛时期，政治清明，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推行开放的民族与外交政策，对外交往频繁，时常有外国使节前来朝贡和贸易。唐朝的经济政策逐渐由抑制商业转向扶持商业。

唐朝扶商政策产生的背景

唐朝建立后，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的经验，统治者励精图治，反思隋朝灭亡的原因，得出“舟可喻君，水可喻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认识。数年之后，“天下大丰收，流民皆返故里，米价每斗不过三四文，全年死刑判决仅二十九人，东至东海，南抵五岭，皆夜不闭户，旅人无需自备粮食，沿途皆可获得供给。”

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人口和物质需求大幅增长，单一的农业经济已无法满足民众的生活需要。唐朝政府意识到，商业不仅能满足民众生活需求，还能更快速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开始推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

唐朝初期实行均田制度，在该制度下，农民通常能从政府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前土地分配不公的局面，有助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增长。

均田制的推行促使人们改进生产工具，例如曲辕犁的发明与推广，极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此外，唐朝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修建和修复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如延化渠、南北利人渠、广济新渠等。

到了开元年间，唐朝经济达到鼎盛，国家粮仓与民间储粮充足，社会物质资源丰富。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局面。手工业规模扩大、种类增多、分工细化，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为商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历来是多民族共居之地。自秦汉时期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协调国内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尽管在某些时期，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敌对和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交流始终未曾中断。

唐朝建立后，延续了历代重视与周边民族交往的传统，制定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中原与少数民族通过互市贸易，中原的丝绸、生产工具大量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中原也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了大量牛马等牲畜，双方贸易往来频繁。这种友好开放的民族关系，客观上推动了扶商政策的实施。

唐朝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均优于同期其他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大量来自亚非地区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艺术家等前来访问、贸易、求学、传教等，尤其在盛唐时期，留居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已相当可观。

唐朝政府对外来人员采取友好态度，在中央设立专门机构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并设有专人管理对外贸易，如市舶使负责登记外国商船货物并征收关税。唐朝对外交通发达，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充分体现了与外国交流的频繁程度。这种开放的对外交流促使唐朝政府认识到经济往来的益处，不仅促进了政治交往，也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推动扶商政策的实施。

唐朝扶商政策的主要内容

税收政策的轻重反映了政府对某一行业的态度。中国封建社会在重农抑商政策下，对商业进行压制，商人税负沉重，“非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税必重”，且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甚至将商人视为罪犯，发配边疆服役。西汉初期，政府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历代多沿袭此做法。

然而，唐初时期，工商业者可免除部分税收，仅需缴纳按资产等级划分的户税。唐代宗大历四年，朝廷在户税改革中取消了加等征收的规定，统一按本户等级缴纳，进一步减轻了商人的税负。在安史之乱前，盐酒、关市交易均不征税。这一系列政策显著降低了商人的赋税负担，提高了其社会地位，也激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积极性，推动了唐朝经济的繁荣。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产物，也是保障商业发展的关键媒介。唐代改变了以往以重量命名货币的方式，采用年号钱，统一了货币名称和形制。货币与商业如同鱼水关系，相辅相成，因此推行有利于货币流通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对商业发展的有力扶持。

与此同时，唐朝政府积极应对市场上出现的私铸钱币和“钱荒”问题。显庆五年，私铸猖獗，唐高宗下令改铸“乾封泉宝”钱，有效遏制了私钱流通，稳定了物价。代宗时期，“钱荒”问题尤为严重，影响商业活动。刘宴上奏建议适度发行货币以满足市场需求，主张既要避免货币过量发行导致贬值，也要防止货币不足引发紧缺。

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货币短缺问题，保障了商品交换的正常运行。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解决货币流通问题，体现了对商业活动的高度重视，年号钱的推行及货币调控正是唐朝扶商政策的具体体现。

商业的发展不能仅依赖官营手工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私营手工业的兴起成为必然趋势。私营手工业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官营手工业受政府控制，存在对百姓的剥削现象，百姓常被无偿征用为劳工。

其次，唐朝的平准物价政策逐步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理财专家刘宴在民间考察时发现，“单纯减少赋税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唯有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才能保障其生活，同时也是提升财政收入的关键。”

唐朝商品经济繁荣，商人的利润远高于官员俸禄。为了获取更多财富，许多官员开始涉足商业活动，后期官吏经商已成普遍现象，他们通过经营质库、放高利贷、租赁业以及开设邸店等方式非法牟利。

为防止官员因羡慕商业利润而扰乱正常商业秩序，唐朝政府颁布并执行了一系列禁止官员经商的法令。这些措施虽未能彻底根除官员经商现象，但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发展，维护了正常的商业秩序。扶商政策推动了唐朝经济的繁荣，但安史之乱后，国力衰退，社会动荡，财政日益紧张。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改革，强调“因军需增加，商税提升至十分之一”，中央与地方通过增加商税以扩充军费，商税由三十税一提高至十一。唐朝后期，商业发展逐渐呈现畸形状态。

尽管如此，总体而言，唐朝仍坚持扶商政策，商业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自由。扶商政策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更加繁荣，商人遍布全国，商船往来不绝，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语

唐朝的扶商政策极大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使唐代的繁荣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这是任何重农抑商的历史阶段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