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布言：经验主义哲学批判（十二）

尚同于天，天经地义，义自天出，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或词汇指代的概念都说明了一个先验原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上帝公义即是人民公义，天心即是民心，这从经验实证原则“三表法”可以轻易推出。——三表法即本之，原之，用之：本之者考天鬼之志与聖王之事（法天从祖，敬天尊祖，天志是自然与世界之本，聖者耳听口传外王天志，法天从事；圣王即遵从外王之志的聖者，即聖于外王者或聖于王者）；原之者察百姓耳目之实；用之者发而为政以观其利。——国家权力本质上是人民个体权利的联合，即人权联合。国家意志本质上是人民个体意志的联合构成的公共意志。人民权利来自上帝自然法，是自然法规定的法权。所以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国家权力完整就是国家自主权，即国家主权。因而国家主权就是人民个体权利的联合，国家主权丧失就是人民个体权利丧失。所以人民个体必须起来捍卫国家主权，以保持国家权力和自己个体权利的完整。天“行广无私，施厚不德，明久不衰”，说明上帝权力由三部分组成：行广无私是指立法权；施厚不德是指执行权或行政权；明久不衰是指司法权或裁判权。此三权集中于一身则为集权。唯有上帝能够集权，因为上帝绝对理性，集仁、贵、知于一体。人世间不能也不应该享有集权，因为没有人仁、贵、知，没有人拥有绝对理性；人的理性有限度，受制于人的有限的肉体生命及其感官能力。毕竟人的有限感官能力不能为理性提供全部真实的材料。理性只能依据感性材料做出判断，感官提供多少材料和什么样的材料，理性就做出怎样符合理性的判断，并非什么“理性不理性”，这是一个无法成立的矛盾概念。人世间最完满的政治形式是发挥全部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让权力在所有人的知识和能力中得以运用，就像船舶在海洋中自由航行一样。但是，人民的掀起的惊涛骇浪有可能掀翻航船，如此最好是让航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稳定有目的地航行。这就要求人民把权力交给有志于奉献与秩序，富有知识和能力的精英，让他们作为权力代理人来维持海面平静和航船稳定且有正确方向的航行。这个属于国家的方向和目的就是兴利除害。三种权力在《墨子》文本及其神学政治中体现为如此命名的三种权力，这是天国为人间国度树立的权力范本：刑政即型政，是指为社会塑造模范和秩序的立法权；治政即行政，执行管理人民和维持秩序的行法权；听狱即狱政，听取双方辩护并做出裁决的司法权或依据法律的裁判权，即量度权或衡量权。无疑立法权是最高最大的国家权力，不仅仅因为它是权力之始，而且它本身就立法规定和限制它自己以及由之而来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墨子在《尚贤》《尚同》等诸篇文献中根据三权分立原则为国家设计了抽象原则、原理和框架：（甲）尚同原则：尚同于天，以上正下，天正天子；一同天下之义，即尚同于公义；一方面遵从上帝公义，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层层取同形成人民公义以上达天义：上帝公义和人民公义是异名同实，二而一的，完全可以合一。（乙）尚贤原则：贤人精英政治，民选为主，推选为辅（这从三表法可以轻易推出天选即民选）；分权而立，左右之（三权不定夺于一人一身，且有左右制衡；一方面地方与中央纵向分权，另一方面不同层级权力机构横向分权）。其中并没有设定细节，各个国家可以根据各自的文化和国情设定具体细节和形式，但万变不得离其本。一个国家及其政权结构不论形式或细节如何，有没有合法性基础就看它符不符合这些基本原则、原理和框架。否则如墨子所说，“本不固者末必几”、“置本不安无务丰末”。从上述抽象原则及其经验实证原则看，一切权力来自上帝，来自上帝意志，那么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个体权利的联合和人民个体意志联合起来的公共意志。如果作为代理人的立法者、行法者和司法者，一旦违反上帝意志及其人民公共意志，背叛人民，不能代表人民公共利益。人民按照意志有权推翻它，重建国家和政府及其宪法法律和秩序，选出新的权力代理人。这二者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墨子 尚同上》就宣示了这项迫不得已的人民权力意志：“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人民不尚同于天，必然遭受自取耻辱的惩罚，让一个自私自利的坏人管理自己本身就是惩罚。由于这种容忍导致自己正当权益受损乃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人民的最大天职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就是选举出好人作为权力代理人来代替自己管理自己。好人的衡量标准和尺度就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但这（革命）不是改善国家治理的最好方法，最好的方法是根据三表法的经验实证原则持续改良。改良原则符合三表法原理，三表法本身就是改良的经验原则和抽象的基本原理，因为改良必须依据经验来实行，以经验为达到目的的路径。其次是对那些背叛人民及其利益的各种国家权力及其命令不予配合，拒绝服从和行动，使之实际失效，逼迫代理人做出改变和重新改选。这是消极的反抗。革命则是人民意愿不被接受的积极反抗；改良则是介于二者之间。因为人民个体凭借其联合起来的公共意志或国家意志建立国家和政府及其法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用来帮助人类自己来克服凭借其自律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及其偏私的情感和心理。说白了，就是为了克服儒家亲亲尊尊、自我中心主义的仁爱文化以家国同伦同构的名义在国之公共领域得到纵容，甚至泛滥成灾。家是包含在公共领域内的私人领域，必须在公共伦理的统一和制约下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行使私人的权利和自由。家庭领域不可能等同于公共领域，并以私人领域的权利和自由行使于公共领域，毕竟公共领域比私人领域广泛得多，且含纳了私人领域，比如在私人领域则不能违反公共领域的规定，不得孽待甚至杀害自己亲生的女婴。任何家国同伦同构的想法都是试图让一己之私和含有坏意图的私人意志僭越来自于上帝的人民公义和代表人民普遍利益的公共意志。

但是有一点我们务必记住：在世俗世界，政治与宗教或神教必须分离分立，即政教分离，而且世俗权力必须大于宗教或神教教会权力，强制约束和规范宗教或神教的社会行为和在公共场域或空间的行为；特殊的宗教伦理或神教伦理与家庭伦理必须服从、符合、统一于社会的世俗的普遍的公共伦理；特殊的宗教教法或神教教法必须服从、符合、统一于先验的自然法或真理法和依据自然法制定的社会的世俗的普遍的法律。为了避免不同宗教或神教之间和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乃至战争必须是这样，尽管天教神权是世俗权力的来源，也不意味着世俗权力在整个自然世界高于天教神权。因为世俗的国家权力是入世的，在此岸的，有权管理可闻见的经验世界的全部事物，同时也包括防止不可闻见的超感官或超验世界的纯粹精神事物干扰经验世界的和谐和平与日用秩序。天国教会的权力是出世的，在彼岸的，它负责管理不可闻见的超验世界的事物，纯精神事物，诸如上帝存在，万物鬼神、灵魂不朽，哲学思辨、真理探索，等等；尤其关注彼岸世界与人的心灵与性灵等主客观精神有关的事物，以终极关怀和灵魂不朽与人，以伦理道德和爱教化育人，使人生活有意义而足以安生立命。它的主要功能不仅于此，还在于专心研修精神事物，助己助人修炼理性和德性，修身养心，怜悯世人，向着彼岸世界自渡且渡人，超越生死，以与永恒真理合一。这些都属于天国的客观灵魂世界或性灵世界（大宇宙）的事物，当然也包含了主观灵魂世界或心灵世界（个人的小宇宙）。因此，宗教或神教绝不可专注于精神世界之外的经验世界，从事世俗的经济活动，追求世俗的经济利益和财富。它所需要的经济开支除了慈善捐助、信徒捐助以外，主要来自于信徒天课和宗教或神教机构的固定资产收入（其他商业活动和金融活动收入不属于宗教或神教良心收入，不应纳入僧侣行为）。由于人的主观灵魂或心灵认识性灵或客观灵魂世界有差异，存在是非对错，所以就必须允许人们有精神和思想自由，允许人们互相交流沟通，进行思想交锋，使心灵认知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客观的性灵世界之永恒真理。这些探索、思辨、沟通和交锋需要借助经验世界的书籍和语言文字等而得以进行，所以管理经验世界的世俗权力不应该干涉有关纯粹精神世界的事物，包括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等表达精神和思想诉求的自由。只要这些思想言论不会引起自己和他人的行动，从而导致经验世界的国家和社会的秩序的混乱，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动乱，导致人们之间的纷争乃至战争。虽然天经地义，但体现国家权力的宪法来自世俗世界的受具体物质环境左右的人民公义，且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的经验事物互相干扰或将会互相干扰的各种物理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加以设计制定，并根据现实环境的改变而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完善和改良。世俗的宪法来自世俗世界活生生的人的历史实事经验，只能存在于活生生的人的中间，对活生生的人才有意义。任何宗教或神教及其僧侣首先都不得违反世俗的宪法及其法律，其次才是它或他有没有违反宗教或神教及其教会之教义或教条之清规戒律；前者由世俗权力机构予以侦查、监察和审判，受普遍的世俗刑法惩罚；后者在不违反世俗宪法及其法律的情况下，则由宗教或神教的教会权力机构予以调查、审察和裁判，受宗教或神教之法规戒条惩罚。任何外来宗教或神教必须中国化，天教化，置于本土天教文化及其衍生而来的世俗文化的约束和规范之下。天教以其超越德性和思想高度以及超越时空经验的兼爱交利非攻原则乃是万教之教，一切宗教或神教之本，宗教之宗教，神教之神教。天教是哲学思维发现，是科学的宗教或神教，没有任何不合理性的迷信成分，它作为信仰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孪生兄弟。除了敬天尊祖的祭祀和仪式，它没有任何特殊和突兀的地方。祖宗之灵作为万物鬼神之一乃是神圣之灵或上帝鬼神的分有赋性。因此，尊祖和从祖与敬天和法天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兼爱不是一个现实或不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因为人性因其物质本体的弱点而有缺陷，这种缺陷就是道德软弱无能及其偏私的情感和心理，——尽管理性本体是圆融完满的，但毕竟它受制于肉体生命及其肉体感官本身的有限性及其能力的有限性——人类就必须假定兼爱这种绝对命令和道德原则能够填补人性的缺陷，一方面它作为现实的理想可以引以为方向和照亮黑暗路径的光明；另一方面认定兼爱就是现实的，因为有人实现过，或者多数人难以实现，但我们仍然假定它对多数人是现实的，而予以提倡和实行，岂不更好，更高妙，更能帮助人类自己更多地克服人性的道德软弱及其偏私的情感和心理？总比像动物那样，纵容自然本能及其因自然传承带入人类社会的人性偏私缺憾泛滥，停留在服从弱肉强食之丛林法则的人兽世界，要美妙高级的多，更能体现万物灵长及其理性的尊严吧！尽管不可能彻底清除人性之恶，也不可能改变人性本身，因为人性天定，是先验存在，人性本身就是潜在的善恶同体，存在潜在的善恶变迁，“人性如水，决诸东则东流，决诸西则西流”，而且活生生人的物质本体作为肉体物质本身就处于物质环境之中，不可能摆脱物质供养维持生命消耗和物质环境的影响作用，即经验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而勿使人性及其行为有善恶变迁。人类也没有这个能力为自己创造提供一个维持人性及其行为只向善变迁而不向恶变迁的恒定环境。这样做，是国家和政府及其宪法和法律公开或隐性规定的义务，也是天教或许也是其它宗教或神教公开或隐性规定的义务。

《孟子 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儒生习惯拿这句话来证明他们并非都是像孝顺父母那样孝忠君王。这是儒家角色伦理的对等关系在家国同伦同构之政治话术中的必然体现。没有必要觉得稀奇古怪和惊讶。这完全是基于个人经验效果和得失的经验原则。说好听点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说不好听点就是，你宠爱我，我就忠顺于你。关键在于“我”有情同手足般的所感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它没有什么基于纯粹理性和普遍的道德法则与法律的衡量政治行为的统一客观的标准，完全是基于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和好恶。不如墨家那样，人皆天臣，在上天自然法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拥有自然法先验规定的基于互相责任的权利和义务：兼相爱，交相利，不相攻；每个人对国家有基于责任的权利和义务，保持尚同于天以及来自天义的人民公义，天子不尚同于天和人民公义，人民有上天授权不与之合作，不执行命令，反对之，使之依照三表法予以改良，甚至推翻之，重建国家和政府及其宪法法律和秩序。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人格与权利的平等意识与观念。没有个人对国家和国民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没有那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多中心思维模式，完全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单中心思维模式，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他者以及国家和国民的得失。这从儒家极力鼓吹颂扬三个孝道事例可窥见一斑：亲亲相隐、窃负而逃、封象有庳。这三个事例无论哪一个拧出来分析，都没有人类普遍的道德法则和法律意识与精神，没有对他者以及国家和国民的基于责任的权利和义务。

现象思维的局限就在于它不能脱离经验，超越经验，通过纯粹理性的无限抽象认知方法从经验中发现获得先于经验（先验）和超越经验（超验）的先验法则或普遍法则。这是儒家经验主义的特点；由于缺乏逻辑理性和辩证理性，没有思辨能力，一切都凭借主观主义想当然的独断，又进一步构成了儒家独断论经验主义。所以，儒家学说只注意到经验原则和规律，没有思维能力去发现普遍的先验法则和规律。先验之先于经验的“先于”就同时包含以下含义，亚里士多德综合了五种意义：（甲）时间上在先的东西：上帝用它的先验思想规定经验事物从而造出宇宙万物。（乙）为他物所依赖而自己却不依赖他物的东西：先验思想或基于先验思想的先验法则或规律乃是自因自果，自在自然的，不依赖任何他者而存在。所以对先验思想的描述只能是同义反复的重言式，其中包含了同语反复。普遍定义法或拟实定义法就是同义反复。（丙）位置上或排列上占先的东西。先验法则或规律规定经验规律，经验规律不管形式如何，够不够抽象，都不能摆脱先验法则的制约，因此先验总是站在经验前面。（丁）两个互相依赖的东西里面那个为他方的原因的一方：由以上论述，显然看出先验的东西为经验的东西的原因。从本体论或生成论上看，后者必然依赖前者，义自天出，一切出自手握绝对必然性原则的自因自在自然的上帝，包括先验思想本身和由先验思想规定的经验事物；从认识论或心理学上看，前者必然依赖后者，一切知识认知起源于经验，没有经验我们无法发现认识先验的法则或真理。（戊）更好的或更可尊敬的东西：拥有先验思想或真理的上帝具有绝对理性，岂不更好，更可尊敬？为什么人们说唯有上帝仁、贵、知呢？为什么天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明久而不衰呢？当然最后我还要加上重要的一条：（己）逻辑上在先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是因为其必然有其能被思想者。这个能被思想者就是思想，而且它必然是客观的，如果不是客观的，人与人之间就无法达成共识，互相沟通交流。这个思想，一方面作为先验的东西它是规定者，自己规定自己，同时又规定经验的东西，另一方面它是能被认知者，我们能够凭借它自己认识它自己，又能凭借它认知它所规定的经验的东西。没有思想，哪怕是假设的思想，我们就无法认知任何东西。凡是无内在矛盾的思想都是上帝创造的客观思想，哪怕是现实中没有或根本不存在被其规定的经验事物的人为假设的思想。例如，质料是我们假设的没有运动的物质（我们人类假设，并非上帝假设；因为上帝确实创造了它，但我们人类无法从真实的经验发现认识它，只能凭借假象即经验事物静止的假象去想象无运动物质而假设它）。世界上没有任何物质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所以假设无运动的物质之质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没有“无运动的物质”这一客观思想我们就无从思想它，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更别说沟通交流了！它就是我们想象的占据空间者，徒有形式者，或许还是在时间之外者，绝对静止者。所以，人之为人，物之为物，是因为有客观思想在先，有先验的思想。即，有“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的在先存在。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殷鉴不远，来者足戒。我们通过历史来对华夏文明的历程做出扼要总结：儒学复兴，中华灭亡，那也是这个民族自己选的。一次复兴不成功，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了。西方绝对会吸取教训，不会漏出第二次机会了。只要它们永远在创新性发现方面领先，没有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有崛起的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天生的，基因里决定有没有。儒学独尊以后，文化出现真空，为佛家入主中华腾出了空间。佛教入主中原，中华已经灭绝近半。无论你内心承不承认，无论你是华人还是非华人，无论你把佛教中国华吹嘘得如何了不起，没有人从内心里认定佛教是中华文化，只能是印度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近半是印度文化，尽管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印度化的中华文化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不是原生文明的中华文化还有什么值得仰慕的？中国人不是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人，却成了印度文化的过继子，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佛教和印度教那种繁琐的概念名词看似思辨高深，实则存在思维上的抽象归纳之不足。否则，佛教不会是无神论，也不会有繁杂的偶像崇拜；印度教也不会犹疑徘徊于多神论与唯一至上神论之间而不能彻底信仰后者。学说当是以越来越抽象的原则简化之，而不是相反地越来越繁锁化。其哲学乃至印度教哲学以同异之辩足以勘破之，无难矣（西方哲学勘破它的法宝是必然与或然之辩）。总之，佛教入华，不但没有加强华夏文明，而且还减弱了它，加速它衰落。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儒学缺乏思辨理性，学说缺核便是一个永久问题，后儒好援佛入儒以作儒学内核，宋明程朱陆王理学名为新儒学实为宋明佛学，晚清民国以降例如熊十力新儒学实为后宋明佛学。儒学和佛学互相加持，中土沦落为文明洼地。然则后儒之后儒又好援西入儒，各引康德道德形而上学、黑格尔辩证形而上学、新实在论、海德格尔现象主义（非胡塞尔现象学，现象学是一种方法论，即超验认识论和先验认识论。现象主义并不能构成内核，因为现象主义本身就是非理性思辨的历史主义、叙事经验主义或描述经验主义，属于现象思维或表象思维，与儒家一致，故而二者惺惺相惜，足以互相融合；儒家借助描述经验主义重新为儒家独断论经验主义的教条做出描述，这是儒家与海德格尔现象主义融合的目的和标志）、甚至等为各自学说内核，实为儒家旧瓶装旧的洋酒，甚至尼采生命意志之非理性主义也颇受追捧。这是继儒家将华夏文明印度化之后，儒家又搞的一次华夏文明西方化。在这两次以外（西来文化）化中的过程中，儒家还在从事一件事，就是把儒家文化中所没有的华夏文明优秀成分和优秀学说内容通通统统归入外来文化例如西学，以“证明”肤浅狭隘的儒家文化就是华夏的传统文化。真是大滑稽者滑天下之大稽啊！儒学独尊一次，中华灭绝过半；儒学倘若复兴，思之后背发凉啊。玄奘这种人不足法，不知道阐释发展中国哲学，也不知道中国哲学名词中包含的深刻哲学道理，却盲目地照搬地把印度破烂庙宇搬来充当华夏文明的神圣殿堂，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吸收外来思想成果中的客观成分是有益的，而且既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他尽把印度那套主观主义占主导的东西弄到中国来，结合儒学的肤浅且钳制人性自由的德行伦理，加重了中国社会的灾难和中国人的经济负担！可以明说，玄奘这类人缺乏严格的哲学和哲科思维训练。老子道论作为客观唯心论是非常深刻的，揭示了客观之道绝对、永恒、无限、自然之本质，没有哪个哲学家包括黑格尔敢轻视老子哲学。

印度哲学如果通过哲学原理分析，特别是同异辩证原理，很容易破解。可以轻易看出其究竟和高低深浅，主观主义和主观唯心论浓重，当然也有一些客观主义和客观唯心论成分。这些哲学原理都在墨子发现的七大律中：必然律（因果律和充足理由律；必然性时满足充分条件的全部实现，其中包含了演绎法和归纳法：同时满足大前提和小前提两个条件即必然得出结论，所有事例都指向一个结论即得出归纳结论，但理论上虽如此，实际上却不一定都能举出全部事例）、同一律、二必异律、不矛盾律（矛盾律）、排中律（不容中律）、同异交得律、道德律（志功相从律）。同理，除非无知者冒充的哲学家，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敢于轻视墨子哲学，墨子在中国的地位，就像亚里斯多德在古希腊和西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