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美国第一次为胡须疯狂

The First Time America Went Beard Crazy

一部全面的新历史著作将胡须视为关于性别、种族和反叛观念的试验场。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5 年 7 月 28 日《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The Whisker Wars.” 作者：玛格丽特·塔尔博特于 2004 年加入《纽约客》，担任特约撰稿人。她与大卫·塔尔博特合著了《燃烧的梦想之光：第二次美国革命的胜利与悲剧》。

从扑粉假发所赋予的地位，到支持胡须的宣传中那种笨拙的沙文主义，头发的文化史既怪异又意义重大。Illustration by Cari Vander

漫步在华盛顿特区国家肖像馆的总统肖像展厅，除了其他体验外，就像在玩一场“现在你看见，现在你看不见”的游戏。起初，一丝胡须都没有——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或门罗都没有。19世纪初，约翰·昆西·亚当斯和马丁·范布伦有所改变，他们留着蓬松的羊排须，从耳朵一直延伸到笑纹，像雪花一样飘逸。除此之外，在看到亚伯拉罕·林肯之前，映入眼帘的都是一系列无毛、略带粉色的面孔。1860年10月，纽约肖托夸县一个11岁的女孩格蕾丝·比德尔写信给他，劝他留胡须：“所有女士都喜欢胡须，她们会缠着丈夫给你投票，那样你就能当上总统了。”之后，他就留起了胡须。林肯回信时疑惑“人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做作”。但他采纳了格蕾丝的建议，也赢得了选举。

进入19世纪后期，你会发现林肯之后胡须开始大量出现。拉瑟福德·B·海斯留着漂亮的红褐色和灰色相间的“毛领”式胡须。詹姆斯·加菲尔德的八字胡和胡须组合浓密，呈锡灰色。切斯特·阿瑟红润的脸庞被花边般下垂的胡须环绕。然后，到了20世纪初，又突然变回了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从那以后，没有哪位总统在任时留过胡须；最后一位有面部毛发的总统是1913年离开白宫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他留着一副俏皮的翘八字胡。J·D·万斯是19世纪以来第一位在任时留胡须的副总统。

如果你是那种会思考这类事物文化意义的人，历史学家萨拉·戈尔德·麦克布赖德的《胡须学：19世纪美国的头发文化》（哈佛大学出版社）会让你有很多值得思考和欣赏的地方。尽管书名有些奇特，但《胡须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就美国的种族、性别以及它们与发型的纠缠关系提出了诸多观点。不过，对于那些喜欢在历史的严肃主题中搜罗奇闻轶事的人来说，戈尔德·麦克布赖德也毫不吝啬地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想想马萨诸塞州的农民约瑟夫·帕尔默，19世纪40年代，他因与超验主义者交好并加入一个短命的农业公社而无视传统。但在1830年，让帕尔默的美国同胞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胡须。当他从农场搬到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镇后，当地人向他扔石头，叫他“老犹太人”，当他拒绝被强制剃须时，人们把他关进了监狱。到1875年他去世时，胡须已经随处可见。但帕尔默或他的后人没有忘记他的遭遇：他的墓碑上刻着“因留胡须而受迫害”。

这并非唯一一则与头发有关的侮辱被带入坟墓的故事。19世纪初，美国独立战争老兵托马斯·巴特勒因拒绝剪去长发而两次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他说，长发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在死于黄热病之前，巴特勒指示朋友们“在我棺材底部正对着我头的地方钻个洞，让我的辫子从洞里垂下去”。巴特勒是那个时代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不能算是早期的嬉皮士。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到了1970年的大卫·克罗斯比，他唱着拒绝剪发的压力，而是要“张扬个性”。还想到了我那些70年代在洛杉矶长大的兄弟，他们都因留长发而遭到嘲讽（“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以及其他更明显的恐同侮辱）。还有我90年代在天主教学校上学的侄子，学校用尺子放在他头顶测量他卷发的高度，而不是长度。人们为什么会在意？这些男孩留着漂亮的头发，伤害到谁了？不过我跑题了。

戈尔德·麦克布赖德追溯了头发在历史中的文化意义。从中世纪的欧洲到18世纪，人们认为头发与身体是分离的——遗憾地说，就像排泄物一样被排出体外。到了18世纪，这种理论被一种新的观点取代，即头发是一种装饰品，既标志着审美，也标志着社会地位。（戈尔德·麦克布赖德写道：“一个留着长发的英国清教徒男人，会向其他清教徒传递出他对信仰的坚守已经松懈的信号。”）在戈尔德·麦克布赖德关注的19世纪，头发被视为一种内在的生物特征，能够揭示基本的真相。据说，甚至一根头发都能暴露一个人的种族或犯罪倾向。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声称，罪犯有“浓密的头发”和“稀疏的胡须”，而且黑发多于金发。戈尔德·麦克布赖德说，与此同时，头发护理和造型越来越成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无论这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标准、时尚潮流和性别规范。（不知为何，特朗普圈子里的女性都知道要留着飘逸的波浪发，就像她们似乎知道马阿拉歌俱乐部的脸需要什么样的填充物和肉毒素一样。）

与许多全面的论点一样，其魅力在于细节。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男性喜欢夸张的欧洲贵族风格：毛茸茸的、扑了粉的假发，带有辫子；高高耸起、顶部尖锐的假发，底部是大量卷曲的头发；还有长长的、飘逸的自然发型。非洲裔男性和欧洲裔男性都戴假发或留长发。对于一个奴隶来说，戴上银白色的假发可能是一种宣称社会地位的方式，或者，或许是为了嘲弄那些奴役他们的人所钟爱的发型。

戈尔德·麦克布赖德写道，18世纪后期，“在公共场合留长发甚至可以增强男性的性别表现”。一个例子是著名的巡回传教士，人称“公众普世之友”。他本名杰迈玛·威尔金森，1752年出生于罗得岛州一个贵格会家庭。这位“友人”在一场重病后，放弃了自己的本名，声称上帝赋予了他一种双性灵魂。当时的一份日记形容这位“友人”“既非男人也非女人”。当被直接问及性别时，他只是回答：“我就是我。”然而，在公众场合，他“明确而刻意地以男性身份出现”，追随者用男性代词称呼他。这种男性外表包括深色的教士长袍、领结，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发型是“长而蓬松”的卷发，而不是像女性通常那样用帽子遮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别模糊并没有阻止信徒——这位“友人”在新英格兰各地都吸引了信徒。

19世纪初，男性留长发和戴假发的风尚逐渐没落。甚至在殖民地时期，清教徒领袖就谴责这类发型，援引圣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告诫：“难道大自然本身没有教导你们吗？如果一个男人留长发，那是他的羞耻；但如果一个女人留长发，那是她的荣耀，因为她的头发是给她作为遮盖的。”1669年，牧师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布道时说，男性的头发“带有女性气质”是“不合法的”。（你是女孩还是男孩？）戈尔德·麦克布赖德指出，对于牧师尼古拉斯·诺伊斯来说，假发代表着一种令人担忧的“性别可见标志和区别的转变”。诺伊斯尤其感到愤怒的是，假发的头发经常来自女性的头部。（高品质的假发用人的头发，而廉价的则用马毛或羊毛。）诺伊斯宣称：“女性的头发在她们自己的头上时，是服从的标志。”他质问，当男人戴上这些头发时，它怎么就不再是服从的标志了呢？

原住民男性通常留长发，而白人传教士决心消除这种习惯，这更坚定了清教徒的主张。直到1901年，印第安事务委员威廉·A·琼斯还指示工作人员“劝说你们辖区的印第安男性剪发”。和面部彩绘一样，长发与“他们正在取得的进步，或者很快预期会取得的文明进步”不相称。琼斯建议先采取委婉的方式，然后对不服从者扣留口粮和工作。但戈尔德·麦克布赖德认为，此时美国人已经开始将发型视为个人的选择，这使得琼斯的最后通牒颇具争议。一些工作人员拒绝执行，担心会引发原住民起义，报纸也谴责他的强制手段。尽管印第安寄宿学校仍然强制剪掉孩子们的头发，但琼斯针对成年男性的命令实在太令人反感，难以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清教徒那种将女性气质与长发联系起来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假发之所以不再流行，部分原因是它们与英国贵族有关联。到了19世纪，男性留长发也遭到了文化上的鄙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勤劳的公民们据说没时间打理长发。让有特权的女性去忍受费力的美容仪式吧——戈尔德·麦克布赖德所说的美国男性“自我掌控”的理想，会因男性为卷发费心而受损。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杰伊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一封信中抱怨说，他因为做头发而迟到了一场约会——“荒谬的时尚让我们依赖男仆，天知道还依赖谁。”这种不满情绪蔓延开来。1796年，一位批评者认为，假发妨碍了“开放、阳刚、独立的额头，这些额头曾为自由的辛劳而自由地流汗”。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被接受的事。建国先父们都喜欢假发。戈尔德·麦克布赖德说，华盛顿那幅著名的吉伯特·斯图尔特肖像画中，他的白发被打理得像假发一样。她引用弗吉尼亚州假发制造商的记录显示，杰斐逊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购买了多顶假发、发辫和三磅发粉。19世纪后期，仍有坚持留长发的人——原住民男性、华裔移民（他们常因辫子而受到骚扰），以及像巴特勒这样的白人男性，他对自己头发的钟爱堪比任何华丽金属摇滚歌手。

你或许会认为，胡须的兴起弥补了头发在头部的“退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戈尔德·麦克布赖德给出了其他原因，解释为何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光脸之后，19世纪的男性开始热衷于胡须。就在女性开始争取选举权的时候，胡须成为了男性阳刚之气和权威的清晰标志。戈尔德·麦克布赖德指出，19世纪后期的胡须风潮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引发了许多赞美胡须本身的文字。支持胡须的宣传中包括一种荒谬的理论，由广为出版的奴隶制辩护者、医生约翰·范·埃夫里提出，他认为“高加索人确实是唯一有胡须的种族，这是其优越性最显著的标志”。（胡须漂亮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评论说，范·埃夫里一定是厌倦了“关于黑人头脑的无益废话”，才转而“研究胡须”。）戈尔德·麦克布赖德认为，并非巧合的是，在这个男性留胡须和女性权利运动的时代，有胡须的女人成为了杂耍表演的常客。她认为，将有胡须的女人“怪异化”有助于强化这样一种观念：胡须——以及权力——属于男性。这或许有点牵强。男人真的需要用胡须来提醒别人他们掌权吗？尽管如此，戈尔德·麦克布赖德从反妇女参政者霍勒斯·布什内尔那里找到了依据，他将女性投票比作女性长胡须，两者都是“对自然的彻底反叛”。

关于胡须兴起的一个值得更多关注的解释是实际原因：避免危险的剃刀。在安全剃刀出现之前，刮胡子意味着要用一把致命的刀片对着自己的喉咙——或者相信别人来做这件事。直刃剃刀需要技巧才能避免流血。亨利·戴维·梭罗的哥哥就是因为被生锈的剃刀划伤手指，感染破伤风而去世的——这样的意外可能并不少见。理发店也有其自身的风险。在美国内战前，许多理发店由非洲裔男性经营和任职，顾客多为白人；正如历史学家肖恩·特雷纳指出的，“理发师在自由的黑人社区中属于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群之一。”特雷纳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越来越不情愿让黑人理发师拿着锋利的工具为自己服务。德国移民逐渐接管了这一行业，最初服务于“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顾客群”——这些男人“太穷，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黑人理发师的成功充满怨恨”，不愿光顾最好的黑人理发店。与此同时，留胡须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一脸浓密的胡须只需要偶尔用剪刀修剪一下——不需要理发师。

有些历史奇闻，即便是耐心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完全解释。19世纪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收集活人和死人的头发，对这些纪念品极为迷恋。戈尔德·麦克布赖德关注的一个动机是：人们怀有一种浅显的希望，即头发的分类能揭示身份。这种伪科学有望解决种族模糊问题——比如在法庭上，肤色不足以确定种族时。（戈尔德·麦克布赖德提到了亚历克西娜·莫里森的案例，19世纪50年代，她从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制中逃脱，声称自己是白人，被奴隶主绑架。在三次审判的最后两次中，莫里森的律师提交了有关她头发质地和颜色的证据。这两次陪审团都做出了有利于她的判决。）

费城律师彼得·阿雷尔·布朗将他的头发科学称为“毛发学”；新奥尔良记者丹尼斯·科科伦或许更幽默，提出了“胡须学”。这些计划产生的头发收藏至今仍然存在，毫无疑问，这让一代又一代的档案管理员感到困惑（或许还有恶心）。布朗在德雷克塞尔自然科学院留下了十二卷动物和人类的头发，其中许多来自名人，包括总统。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收藏了数百份印第安人的头发剪样，这些都是一位人类学家精心收集的。

戈尔德·麦克布赖德不太愿意探讨保存头发束的另一个动机：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人们珍爱亲人的头发，尤其是那些已经去世的人，或者受人尊敬的祖先的头发。头发被放在剪贴簿或小盒子里，或者被编织成维多利亚时代的珠宝。戈尔德·麦克布赖德指出，如今，我们很少有人会把头发碎片视为甜蜜的象征，视为逝去的身体或灵魂的部分代表。我们或许会保存孩子第一次理发时的一缕头发，就像我们会保存乳牙一样，但即便是这些——如果你曾经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抽屉深处见过这样的东西，你或许会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一种略显诡异的、遗物般的性质。简而言之，收集头发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表现，体现的是极易理解的情感：爱、悲伤、怀旧、渴望。至少有两首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约翰·济慈和利·亨特各一首——表达了看到约翰·弥尔顿保存下来的一缕头发时的狂喜。亨特的诗中有这样几句：“头发中似乎蕴含着爱，即便它已死去。它是我们脆弱植物上最柔软却最坚韧的线——是树上的一朵花，幸存于骄傲的树干；仿佛它在说，耐心和温柔就是力量。在我身上，你会看到深情的永恒。”这个谜团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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