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者的事业【下】

作平按：本文选自我的长篇历史非虚构《1644：帝国的疼痛》。此书写于2006至2007年，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9年由长江文艺再版，此外还在台岛出过两个繁体版。目前，再次修订版正在制作中，将由重庆社出版。本文系书中半章，长江文艺版删除，重庆版恢复。

7、

过多地关注张献忠的杀人事业，似有偷窥先人痛楚的嫌疑，但如果就此略过不表，则无法让我们更清晰地洞见甲申之变给底层带来的无尽痛苦与折磨。

在此，姑且从《蜀碧》诸多血泪斑斑的记载中略举几例，以管窥当年：

杀降官。张献忠入川后，只有少部分明朝官员自杀殉国或是潜往他乡，更多的则选择了投降。对这些降官降吏，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尽量安抚，以示新政府仁德。

然而或许是张献忠骨子里对这一阶级的既得利益者的憎恶，他实施了无情的诛杀。其中一次，即杀降官三百人。有亲信劝他，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么？

杀部下。某日早朝时，张献忠突然令人牵出恶狗数十条，放入罗拜的臣子中间，凡是被恶狗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曰天杀。

管理学校的某个祭酒之类的芝麻官，因其做生日，收受了学生仅值十钱的礼品，张献忠将其剥皮实草。

小官员如此，身居高位的高级官员也并不见得安全：右相严锡命本是张献忠倚为左右臂膀的人物，在农民军中地位显赫，有一次，张献忠偶然经过严锡命的老家绵州，发现严的宅第十分壮丽，即命斩之。

杀士绅。传统社会中，士绅乃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约略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的政府，尤其是新得鼎的政府，才有可能国祚长远。

可惜，士绅同样是张献忠所憎恶的——倘若内江贩枣被士绅威逼手捧驴粪的故事属实，在张献忠心目中，士绅之可恶，并不亚于高高在上的朝廷要员。

张献忠密令各地守军，把当地士绅以选举的名义召集到城中，凡是不至者全家处死，并坐近邻，等到士绅云集城中时，则令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数杀之。

杀学子。流氓无产者对读书人的仇视乃是亘古不变的，从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溺器开始，这些信奉强权和暴力的底层起家者，几乎从来不可能对知识保持敬畏，更不可能对学子保持敬意。

刘邦因争夺江山的需要，后来稍微改变了一下对读书人的态度，可惜，张献忠无法和刘邦相提并论。

张献忠诡称开科取士，强令各地学子汇聚成都，他在贡院前设一条离地四尺的长绳，凡身长及绳者，都驱赶到西门外青羊宫集体屠杀。其所杀人数，“前后近万人”，读书人丢弃的笔墨纸砚，堆积如山。

当时幸免于难的读书人只有两名身高不及四尺的幼童，被张献忠留作书记员。两名幼童中，有一个名叫欧阳直，乐山人，后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后，欧阳直方才得以脱身。欧阳直成年后流寓四川丹棱县，与彭遵泗的叔祖是连襟。

张献忠曾集诸生，出示新制的一幅纵横达一丈的旗帜，要求诸生在上面写一个巨大的帅字，必须一笔完成，能者免死。

夹江县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又以大瓦缸贮墨，笔入其中浸泡三日，然后双手提笔直书，在黄旗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帅字，“不爽毫发”，张献忠看了半晌，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仍令杀死祭旗。

王志道死时二十七岁，乃是彭遵泗外婆的父亲——彭遵泗这些亲戚的遭遇，大大增加了《蜀碧》的可信度。

《蜀碧》之成书，也是彭遵泗大量采访当事人之结果。它无可辩驳地证明，甲申之变后，天府之国的人民遭到了怎样的荼毒。

如果说杀降官、杀士绅，甚至杀学子，都还可以勉强为张献忠找到一些理由的话，那么对底层民众——和他曾经一样卑微如草的底层民众——的灭绝性屠杀，我们就只能以人性的疯狂来解释了。

张献忠对底层民众的大屠杀，并非始自攻占四川之后。在他十多年的造反生涯中，屠城之举不胜枚举，如在攻破襄阳后所实施的屠杀，使得这座荆湘大地的繁华富庶之城“一片焦土，向来尘市，止存颓垣败壁。居民十无二三”。

只不过，倘若说入川之前的屠杀还只是偶然行为的话，那么入川后的屠杀则已成为张献忠制订的基本政策：“于是令伪帅孙可望等四将军，分道出屠。穷乡僻壤，深崖峻谷，无不搜及。”

可怕的是，张献忠把杀人的多寡作为考核部属的硬杠子，“得男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官以次进阶”。

为了完成命令，当然也为了升官晋爵，孙可望等人每日杀四五县不等，“童稚手足不计，止计壮男女手足”。

这些领命杀人的将士每天早出晚归，如同他们在加入农民军之前从事的农桑工作，他们拿出以前种田的勤恳，从事着新工作；不同的是，现在不是栽秧打谷，而是杀人越货。

“比赏格，有逾十倍者，奖以为能。”在这种奖励机制下，勇夫倍出，“有一卒日杀数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后贼营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积功所致也”。

先秦时期的商鞅变法，一条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奖励军功，按杀人的多少由国家给予相应的职位，不过，他们杀的不是本国治下的平民百姓，而是战场上誓不两立的敌人。

杀自己治下的平民百姓以考核军人称职与否，遍搜诸国历史，除张献忠外，很难找出第二人。

当四川百姓被杀得所余无几后，张献忠的下一个屠杀目标竟是他手下的将士。

以常理度之，一个纵横群雄之间的乱世草头王，军队就是他生存的根基，完全找不出任何理由自断根基、自屠军队的道理；但张献忠之所以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就在于他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有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哪怕像刘备那样割据四川也不可能实现后，他的理想是带领少数当年起事的心腹和巨额财富，隐姓埋名到江南一带做富商逍遥后半生，但他面目独特，且有一条长长的刀疤，很容易被部众认出，于是便打定主意要把手下军队悉数屠杀以绝后患。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今天已无从稽考。不过，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在几乎没有底层百姓可供屠杀后，张献忠确实开始屠杀军队，屠杀军队的顺序是先杀投降过来的原明官军，再杀在四川招收的川军，再及陕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军队：

年十五岁以上者杀之。各起会计，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万。自成都北威凤山起，至南门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乔岳然。

多种私家史乘均有张献忠在成都南门和东门外集体屠杀军民的记载，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成都进行城市建设时，曾在南门一带发现众多的骨骸，它们互为佐证，证明了三百年前甲申之变时，这个富庶之地发生过的一幕幕惨剧。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冤死的先人的骨骸，在地下沉睡了三百多年后，当它们被挖掘机从地下带到地面，在一番热闹的街谈巷议之后，并没有得到妥当的安置——比如重新入土为安——而是被后人一把火烧成了垃圾。对三百年前的那场人类浩劫，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

8、

当张献忠决定撤离成都时，他不可能不感到大势已去。1646年深冬，在统治成都及周边地区两年多以后，张献忠率领所部人马取道保宁，打算从川北撤往他的老家陕西。

当这支被恐惧和绝望所笼罩的部队行进到川北的西充县凤凰山时，主帅张献忠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

此前，镇守川北的守将乃张献忠部下刘进忠，刘进忠因与李自成部将马科作战失利，张献忠屡次派出使者前往刘进忠营中责骂，并扬言要尽坑其众。

刘进忠惊恐交加，逃到汉中，投降了当年初刚被清政府任命为靖远大将军的肃亲王豪格。豪格向刘进忠打听张献忠身在何处，刘进忠据实以答，于是豪格亲率大军，昼夜兼程从陕西南部直赴川北。

张献忠完全没有料到清军铁骑神兵天降，当士兵向他报告清军来攻的消息时，他正在吃饭，不但不出营应战，反而责骂士兵妖言惑众，一连斩杀了三名谍报士兵。

然而清军并不因张献忠的不相信而停止进攻的步伐。仓惶之间，张献忠的衣服只穿了半边，甲胄也来不及披挂，率领亲兵数十人走出营帐。

这时，远处的刘进忠向豪格指示谁是张献忠，豪格立命神射手雅布兰射之。雅布兰张弓搭箭，正中张献忠喉部。

——关于张献忠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雅布兰这一箭就射中了他，他拔箭在手，向众人大喊：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说完倒地身死。

另一种说法是，这一箭只是让他受了重伤，混战间，他逃伏到柴草堆里，很不体面地被清兵俘虏并押到豪格面前。

豪格拔刀告天：张献忠罪恶滔天，流毒百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行诛，谨敢为百姓复仇。说罢，亲自手刃了张献忠。

张献忠的尸体被示众于辕门，深受其害的川人争相割其肉、碎其骨，乃至于“骨肉糜烂殆尽”。

张献忠临死之前，犹自怒视其部下之投降者。不论哪种说法属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646年十二月隆冬的寒风中，一代枭雄张献忠毙命于川北凤凰山。给他的人生划上句号的，正是志在夺取朱明天下的努尔哈赤的子孙们。

张献忠虽死，但四川人民的痛苦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就像漫漫长夜刚打过三更鼓，离天明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一样，张献忠之死尽管对苦难深重的四川人民来讲是一大幸事，但这一大幸事却无法冲淡乱世的残酷与血腥。

崇祯初年开始的大饥荒虽然主要限于陕北，并未波及到富庶的四川，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四川本身虽然没有大饥荒，朝廷变本加厉的加派三饷和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的征战杀伐，使得原本被称为天然府库的四川其实也到了崩溃边缘。

张献忠攻陷四川和随后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大屠杀，四川被祸之惨，甚至远甚于陕西：“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甲申之变后，四川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流流贼，贼流流，

上天差他斩人头，

若有一人斩不尽，

行瘟使者在后头。

民谣往往是底层民众命运和心声的真实反映，这首民谣所描绘的，便是四川在遭受张献忠屠杀之后，还得经受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瘟疫、饥荒和虎患。

多年的动乱导致了青壮年劳动力被迫充当政府或农民军的炮灰，大量青壮年非正常死亡的另一面则是大量田地的荒芜，而田地的荒芜意味着粮食收入逐年减少。

于是乎，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骇人听闻的大饥荒。1644年前后，四川即已连年饥馑，到张献忠窜死西充的1646年及此后两年间，饥馑更甚。

是时，粮食卖到了糙米每斗二十金、荞麦每斗七八金的天价，且久之亦无卖者。至于可供果腹的野菜和树叶，早已被饥民们采食一空。到了粮食有价无市的时候，有人用两升珍珠想换一升面粉竟然也不能成交。有人身揣数百金，想买一顿饱饭吃也无法如愿以偿。

这种极端困境下，人相食就成为必然——两千年的中国史，人相食的乱世不胜枚举，但惨痛之甚，莫过于甲申之变后的四川。

彭遵泗的一个亲戚给他讲，他为了逃避战乱，曾经逃入深山。有一天经过一家茅屋，叩门进去想看看有没有人。只见厨房的大锅里正煮着一堆人的手脚，此人不由得骇愕失声，幸好茅屋的主人不在，否则他也一样成为别人的腹中之物了。

彭遵泗家的一个老仆人也对那场灾难记忆犹新。他告诉彭遵泗，在他家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条大道，不少人饿毙于途，当地人把这些尸体悉数掩埋了。

当天晚上，某人饥饿难忍，打算去挖些尸体当食物。等到他挖开新埋的坟时，发现已经只有一具尸体了，其他尸体早已被别的饥民先行挖去煮食。

彭遵泗幼年时，曾看到他的亲戚中有几个老叟目黄如蜡，惊问其故，才知道那是吃了人肝落下的后遗症。

死者既众而得不到安葬，再加上人相食，瘟疫的流行也成为必然。“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人口大面积地灭绝，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几乎都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甚至不少十年前还人烟稠密的县城，此时竟然空无一人，只有日趋破败的房屋独立斜阳，旧时的大街长出了比人还高的野草。

狗本是由人调教出来的家畜，由于饱食死人肉，这些狗不仅变得膘肥体壮，对活人也狺狺狂吠，有如虎狼；原本生活于深山老林里的虎豹，这时也深入城市以劫后余生的遗民为食：

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窬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

总之，虎患之烈，异于常人想象，不仅乡下和一般的县城中，老虎成为人类的天敌，即便是成都这样的通衢巨邑亦不能免：有人曾在成都的城楼上，一天之内即看见十三只老虎大摇大摆在从城墙根儿下走过。

甲申大难亲历者、四川富顺人杨鸿基写过一篇数千字的《蜀难纪实》，其中就有对虎患的生动记载：

加以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墟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益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也。残黎之多死于虎，又一难矣。

甲申之灾所带来的连年战乱、饥饿和瘟疫，使四川成为斯时人类的地狱；对这些生长于草莽的畜生而言，反而是几千年来未有过的乐园。

清军将领李国英的幕僚刘达乃四川保宁人，他亲眼目睹了甲申之变前后四川的惨状，在他笔下，巨变之后的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修于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总结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采莒迁徙，丁口稀若明星。”

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人口统计，虽然此时距甲申年已过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来年的休养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区区九万余。

地近成都的温江，本是四川物产最丰饶、人丁最兴旺的上县，素有金温江之称。1659年，该县清查人口，仅仅只有人民三十二户，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新都县地处成都正北要冲，所受荼毒亦惨烈无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县令对该县人口的统计表明，该县仅存六百零三人。

与新都和温江相比，偏处川南一隅的富顺县的遭遇更加令人辛酸：该县因盐而兴，虽地理偏远，但既得沱江河运之便利，复有其辖下自流井兴旺的井盐开采业，向来是四川人口最多的县份之一。

早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县已有户一万零二百九十六，口九万五千二百五十七；成化八年（1472），更是增长到了口十二万三千有奇；但明清鼎革的近二十年里，“至是蜀难已极，无可复加，民之存者，百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鸡豚绝种已数年，斗米数千金，耕牛一头售银三百两，皆遵、黔重利轻生之辈，远贩而至”。

康熙二年（1663），此时距甲申年已过去将近二十年，清政府首任富顺知县杨种彩奉命查田编户，全县仅有户一百六十六，口九百八十八。

秀才刘菹乃富顺人士，甲申之变后流亡他乡，数年后他回到久别的故里时，仅仅他一门之中，即有十人死于战乱。这位欲哭无泪的读书人，在安葬了亲人的遗骸后，写下了一首纪实风格的七律：

百雉荒垣俯碧流，金山远眺水平浮。

长松渐护同文塔，恶卉丛生夺锦洲。

莹寝周开狐狸穴，招提宜见虎豺游。

河干握手诹遗老，故国凄凉阅几秋。

富顺自古以来就以文人辈出而知名，向来有所谓富顺才子的说法。

同文塔乃当地士绅于明代所建，意为富顺的文风之塔。承平时代，士绅常在塔下分韵作诗，聚众泥饮。

夺锦洲则是沱江中的一个小岛，林木苍翠，景色秀美，因就在县城东门外，故自宋元以来，政府即把县试考棚设于岛上。与城中的文庙一样，都属于万众景仰的风水宝地。

经此战乱，文风之塔竟被乱松掩没；县试考棚内外长满杂草，古人所谓黍离之悲，亦不过尔尔。

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感叹四川经甲申之乱后，“即今休养五六十年而元气未复，诚古今之所罕见”，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乱下结论，而是有着切肤之痛的真实现状。

仍以富顺县为例：康熙十九年（1680），甲申之变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四川，彻底消灭南明势力和农民军余部也有十六年之久了。

这一年，浙江海盐人、进士钱绍隆被委任为富顺知县，他从成都带百余部下前往距成都两百多公里的富顺，一路所见，仍然触目惊心：

早年商贾行人不绝于途的官道，如今长满荆棘，举目四望，既看不到村庄房舍，也看不到五谷稼禾，更听不到鸡鸣狗吠，除了他所带领的那支小队伍赶路的声音，四下里一片死寂。

钱知县想找地方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了解情况，但根本就是一个奢望。所经行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都是“空城不闭，炊火无烟”。

作为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井盐基地，自流井一带从事井盐开采的商人和盐工，都逃亡到了邻近的威远和荣县，他们无从守护的家被土匪和乱兵洗劫一空，床几当作了薪柴，大户人家深藏的稻谷被悉数抢去喂马，原本生产繁忙的自流井已停产多时。

到达富顺县境后，劫后余生的父老听说父母官来了，纷纷拥向钱知县的马首，向他哀哭“耕牛尽失，米谷无存，今冬之残岁难支，来岁之春耕无具”。钱知县也一筹莫展，只得慰劳再三，长叹而去。

甲申之变导致四川连绵近二十载的大乱，到底有多少四川人死于非命，我们恐怕永远也没法搞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明史》的说法是“六万万有奇”，这一数字显然不足为训，盖当时全中国人口也没有六万万——即六亿之多。

彭遵泗的哥哥彭端淑则认为“献忠入蜀，杀士民、兵军、释道、技艺之众，数百万有奇”。数百万虽然也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数，但根据彼时的总人口来推断，也许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本身。

张献忠据蜀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四川人口的锐减，而清政府平定四川后，面对无民可牧的窘境，不得不实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数百载岁月之后，今天的四川人九成以上都是那些清初移民的后裔了。

张献忠据蜀晚期，当他意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时，他一面下令大杀军民，一面下令毁掉成都。

蜀王府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高达丈余，系后蜀时所立。为了烧掉它，张献忠令人用棉纱等易燃物紧裹数十层，再浸上菜油，三天后等油都浸透时再引火，烈焰冲天，石柱在燃烧一昼夜后倒塌。

数十年后，一个叫葛峻起的文人偶然从旧日的蜀王府前经过，昔年的歌舞欢场，此时已是一片空旷白地，只留下了皇城和御河桥这样的地名而已，抚今追昔，诗人感慨万千，赋诗云：

蜀王宫殿已成荒，一带修篁傍女墙。

惆怅当年御沟水，蝉声犹自噪斜阳。

张献忠于1646年底撤出成都，次年，忠于南明的地方部队将领、参将杨展占领成都。

由于成都本身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这座不幸的城市成为南明军、农民军和清军不断争夺的目标，直到顺治八年（1651），清朝任命的四川巡抚高民瞻才由保宁提兵攻占成都。

这位清朝首任四川最高行政长官见到的千年古都竟是一派令人欲哭无泪的惨况：“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实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糜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不可复识。”

显然，甲申之变给四川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自古以来即为四川巨邑的成都，此时已因人口的稀少和城市的严重毁坏，无法继续作为省会了。

于是乎，清朝初年四川的省会不在成都，而是选择在了相对来说条件稍好的保宁，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秋天，才勉强由保宁迁回成都。

9、

张献忠死于非命后，余部由他的四个义子，也是他生前最为信任的四个部将——即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和刘文秀统辖。

据说张献忠屠民之后再杀将士的举措出之于他任命的丞相汪兆龄，张死后，早就对汪极为不满的孙可望等人责怪汪“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孙可望等人处死汪兆龄后，分领余部，各率一队由四川且战且走，退入贵州。

这时的南明也在清军铁骑的凌厉攻势中江河日下。1646年在广东肇庆这南天一隅被瞿式耜和吕大器拥戴称帝的桂王朱由榔，史称永历，这位南明诸帝中在位最长、命运却最悲惨的小朝廷天子，算是一个明白人，他看清了当时的局面：

如果一方面要抵抗清军，一方面还要围剿农民军，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退而求其次，他同意大臣们提出的联合农民军——包括张献忠和李自成两人的余部——共同抗清的建议。而此时的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一方面不愿意再被人称为流贼，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张献忠大屠杀的阴影中走出来。

双方一拍即合，孙可望、李定国等四支张献忠的旧班底均接受永历招抚，成为南明官军。

孙可望、李定国诸人归顺永历政权，说明在清军这个外来的异族面前，农民军与政府原本是敌人，但这时他们均认识到更大的敌人其实是清军，是关外铁骑。

可惜，这一觉悟来得晚了些，如果当弘光称帝于南京时就有这种觉悟，能够联合张献忠以及其他农民军——李自成乃逼死崇祯者，从感情和伦理上讲，弘光均难以与李自成达成妥协——那么几家建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清军，则天下究竟是否会为清朝所有，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历史的风云变幻无常，历史的机遇也只是神龙一现，它只垂青于那些紧紧扣住机遇的明智之人，而弘光这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庸常之辈，再加上马阮集团把持朝政，把中兴的厚望寄托于他们身上，相当于企图从菜牛里发现千里马一样荒谬可笑。

与甲申之变刚刚发生时南京组建的弘光政权完全不同，永历小朝廷已经到了残汤剩水、油枯灯灭的地步，当忠于永历的大臣瞿式耜和吕大器等人相继殉国后，他惟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从前坚决与明政府为敌的张献忠的部下们。

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中，孙可望为老大，素有野心，一度打算废掉永历自立，由于忌惮对永历忠心耿耿的李定国才不敢轻举妄动。

此后十多年里，永历和李定国等人为了一个中兴之梦而率领小朝廷东奔西窜，吃尽苦头地盘却越来越小，最终，无路可走的永历只能逃往邻邦缅甸容身。

在吴三桂的步步紧逼下，缅王交出了永历及其儿子，永历父子被押送回昆明后，吴三桂用弓弦将其绞死。此时已是大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距甲申年已经十八个年头了。

闻知永历死讯后，孤忠的李定国原本就缠绵病榻，永历之死相当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定国不久就病死于异国的莽莽丛林中。

临死前，他告诫儿子和部众，要求他们宁死化外，也不得投降清朝。但他的儿子和部众既看不到坚守化外的希望何在，同时也被热带雨林恶劣的生存环境折磨得英雄气短，不久就向清朝投降。

中国大陆境内最后一支奉明朝正朔的人马至此不复存在，只有孤悬海外的郑氏还凭借着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继续奉朱明正统，虽然这正统连象征性的意义也微乎其微。

值得一说的是，李定国之子率部投降后，其部下仍有千余人宁肯困死边地，也绝不投降。他们聚居于今天云南德宏州和缅甸交界处的大盈江下游地区，在与当地人通婚后自成一部落，自称“桂家”——盖永历称帝前封爵为桂王——以示不忘根本。

在那里，有一高地名为望乡台，是这些来自中原的大明遗民每逢节日登高东望故乡之地。只是，作为大明王朝最后的臣民，这些渴望故乡的人，最终只能死在遥远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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