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哪些川军将领，不肯出川或者消极抗战？真相一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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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战经历与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在本质上存在一个显著差异。其他每一个参战国家，不论是西方国家或是法西斯国家，内部都高度统一，而且具有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能够运用组织结构和行政手段去动员本国的军事、经济和社会等一切资源，举国上下集中力量与敌人抗争。

但是中国先后在南京和重庆以国民政府名义领导的战争却远非如此。

从历史根源追究，地方实力派前身是满清末年的湘军和淮军，继之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所衍生的直系、奉系、皖系、乃至南方省份的桂系等。经过数十年战乱淘汰，造成抗战初期新局面。实力派主要特征是拥有自己的武力和地盘。其武力数量可以大到几个军，小到不足一个师。其地盘幅度可以大到横跨数省，小到霸据数县。

而且武力和地盘两者都可以因为战场胜败而急剧改变，但是只要保持武力，终究可以掌控地盘，从而进行行政和经济控制、安置人事和抽税征粮，维持其独立或是半独立的“小王国”的生存状态。以俗话言之，武力（军队）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有武力就可以登台唱戏，没有武力就只能场下看戏。

抗战时期的“最大的主战派”的国民政府虽然自称为“中央政府”（从南京，经武汉，到重庆），其实也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主战派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整合其他地方实力派，试图汇集国内最大资源去支撑对日作战。

事实上，即便是面对是否要对日抗战这一个关键问题，在卢沟桥事变之初就缺乏共识。当蒋介石7月中旬在庐山准备发表“告国民书”前夕，许多领袖们就认为过于冒险，而劝阻他不要发表。就在这个时刻，宋哲元在遭受日军步步紧逼之下，以为只要对日军退让就可以息事宁人，因此转而抱怨南京政府态度过于强硬，要求中央军从河北撤离。

当时主战派除了蒋介石领导的黄埔系将领们之外，也有一部分其他军事领袖们，包括湖南籍程潜，以及广西籍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至于其他地区将领们看到全国民情高涨，也迫于情势而做出义愤填膺姿态，但是在行动上却踟蹰不前，不肯出兵。

这种内部不团结情形等到9月份淞沪战役进入逆转时就更形严重，急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再三给自己鼓励，“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也。此时尚能议和乎？”

因此尽管抗战才不过进行了两个月，蒋介石面临最大挑战已经是如何统一内部力量，难怪他开始感叹“对外非难，对内为难”，“内部复杂，惟有逆来顺受耳”。

而此时其他地区战事失利也使蒋介石忧心忡忡。

在河北，“宋哲元失土自私，诚可杀也。”在山西，阎锡山守土不力，让日军占领大同，不但丢失军事重地，而且严重威胁到苏联武器运进中国的通道。

在山东，韩复榘抗命拒绝对日军采取攻势，其叛离之心日益彰显。这期间最醒目的事件或许是居正和程潜等人态度戏剧化转变。他们在开战之初曾经热心主战，甚至把胡适的理性主和言论斥为汉奸卖国，力主严加惩罚。但是等到目睹淞沪战役伤亡惨象之后，突然变成积极主和派，甚至甘愿牺牲自己名节，代表政府去向日本签字求和。

难怪蒋介石在11月初的日记中感叹，“军事失利，国内反动派逐渐猖狂”，和“外患未消，内忧日增”。11月底他再度感叹，“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伏，而非和议也。”过不了几日又写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果何所据也？”

换言之，即使是战争尚在初期，一看情势不对而想拔脚开溜的领袖们越来越多。

蒋介石除了极端愤怒其他实力派拒绝作战，或是叹息他们作战不力之外，更大的悲观是抗战前途。

他在1937年底的日记中一段私话最能表达他的心情与判断，“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

换言之，从卢沟桥第一枪到1937年年底短短几个月中，原本“人不论老幼，地无分南北”一致抗日的豪情壮志，在中国领导层中早已化为乌有。面对这许多放弃抗战的声音，蒋介石的反应却是更强调长期抗战，而且决定把政府迁到四川。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内政外交都受到一个极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作为一个解释因素。

这些军事团体都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和接受中央政府委任的官职及部队番号。它们数目繁多，难以量化，因此本章只能择其重点，对四川、山西、云南、两广加以讨论，也附带触及大西北（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察哈尔）、新疆和西藏。

大约从1935年开始，在南京政府“持久抗战”大战略思想酝酿过程中，“抗战根据地”的观念也逐渐成型。

当时蒋介石心目中浮露出三个省将会成为根据地核心，那就是四川、云南和贵州，因此务必把它们纳入中央政府行政控制范围之内。有了这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省份作为后盾，则国家地位与民族基础皆能因此巩固”，“国家生命的根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长期抗战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其他省份如广西、山西、乃至大西北、新疆、西藏也都是政府希望从根据地向外辐射伸展势力的目标。如果政府能够动员这些地区的人力、财力、和天然资源，将其纳入国家资源库，就会使中国战斗力更为增加。

最低限度，需要保证它们不致于成为分散抗战的阻力，更不致于成为危害抗战的对立因素。不幸的是，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些原本被指望成为一致对外的能量始终未能凝聚。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互相牵制和抵消，对抗战造成极大干扰，远远超过了政府在南京时代最悲观的估算。

在南京政府对日抗战的战略筹划过程中，自1935年蒋介石，决定以“战而不屈”的手段去对抗日本“不战而屈”的图谋时，就逐渐把西南省份（四川、云南、贵州）看成是未来的大后方和根据地，藉此避免落入日军圈套，而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南北对峙局面。

南京政府在1935年趁剿共调派中央军队进入四川省以后，一度乐观地以为它对四川的行政渗透已经开始奠定基础，因此把四川视为未来抗战根据地中的重中之重。首先是对于四川军情进行细部调查。在原有的防区上建立新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又在成都成立军事训练学校，并在峨眉山成立军官训练团，希望把四川的旧军事单位纳入新的军事体制，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工作而没有实质控制。不幸的是，卢沟桥枪声一响，四川问题立即露出台面，其复杂性大出南京政府意料之外，导致后者穷于应付，因此值得我们优先加以关注。

四川省在1911-1928年军阀混战期间，它的军队数量之庞大在全国向来占据领先地位。虽然四川军队极少参加国内大型内战，因此从来没有在当时全国性舞台上有所作为，但是省境内战争频繁度之高，对社会之破坏和加诸于人民之痛苦，也高居全国前茅。直到卢沟桥事变时，四川省总兵力粗估仍为50万。

换言之，四川一省的兵力就超过当时日本全国常备兵。

南京政府即便在1935年之后对于四川内政仍然小心处理，避免做出刺激性改变。因此到了抗战军兴，如何运用四川军队和民间资源参加抗战，就成为一个崭新而迫切的课题。

然而在开战之初，只有极少数量川军终于在偏据内陆一隅自相残杀了数十年之后，首度离省开赴前线作战。而四川军队在全国性舞台上首度亮相，也让中国其他军事领袖们第一次接触四川军队。

这一切作为并不是南京政府直接动员四川将领们的成果，而是通过和四川龙头军人刘湘做成的政治交易。因为一旦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政府就急不得待地争取刘湘合作和四川出兵，而刘湘却忙于联络其他省份实力派军人抵制南京。

因此双方就四川军队出省参战的政治谈判要等到10月初才初露曙光。其结果是，四川军队在平津危机下降后才姗姗抵达华北和华东战地，而又立即引起其他主战派领袖们同声指责。

略经分析即可发现，这些最早一小批出省作战的川军大致来自几方面，一部分军队将领的确是受爱国心感染而投身战斗，但是大部分将领们的意图是和南京政府维持表面友善，或是它们本身军力较弱，既怕在省内遭受其他将领排挤，又怕南京政府施压，所以只好勉为其难地派送少数军队出省虚应故事，而把主力军仍然留在四川境内，主要将领也不离开四川。

无论动机为何，四川军队在外省所表现者却是集所有劣质军队所能想象的行为之大成，其问题大致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装备破旧、组织纪律涣散、和作战能力薄弱，让其他省份军事领袖们大为吃惊。

比如说，当川军一部分进入山西参加山西保卫战时，被南京政府委派在山西督战的黄绍竑在10月份就向中央报告称，四川军队“装械太坏，不堪应战。” 阎锡山本人也向中央抱怨，“川军遇敌即退。”

即使勉强合作之后，阎锡山继续抱怨，在山西东部战事中“吃川军亏甚大”，因为没有想到它的作战能力如此薄弱，又称在潼关渡河的川军“情形直如一群叫花子”。

黄绍竑也把山西战事失利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四川军队，指责四川两个师“遇敌即溃，不知去向”。

司令官邓锡侯只在战区短暂露面一次随即失踪，以致山西司令部无法向他传达作战命令。更有甚者，邓锡侯军队还到处滋扰人民，“后方受其极大之坏影响”。在一个狭小的山西战场上，川军见敌即退或是稍战即溃成为是常态。

陈诚也指责四川军队纪律和战斗力最差。

在1937年底，一位抗日立场较坚定的四川将领（唐式遵）也主动向陈诚坦承，“川军此次对日抗战，连内战与剿匪的本事均未发挥，出起即溃退”，真是不打自招。

在开战几乎一年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实例，就是日军以只有数百人去迫近一个城市，而守城的一个师（146师）就闻风先撤，而该军将领尚且是素以忠贞和骁勇善战著称的川军健者。1938年行政院高官形容在路上看到四川士兵精神萎靡、皮黄肉瘦、队形散乱，不知如何作战？

张发奎也指出川军第27军战斗力薄弱，而且找种种借口避免作战，使上级无法使用该部队。

川军绝大部分兵力雄厚的将领们，即便是到了1938年春天，仍然拒绝出省抗战。

大约在3月底，蒋介石首先争取和川将王瓒绪谈判同意出川作战，作为其他四川军人表率。但是没有达成预想成果。尽管国军在前线牺牲惨重亟需支援，但是大多数四川实力派无动于衷，想尽借口把军队留在省内。依据顾祝同报告，到1938年春天，四川留在省内军队尚有10个师，7个独立旅，2个独立团，外加保安队伍23个团14个大队，是当时中国各省军队中最大的一股尚未启动的军事潜力。

中央政府当然急切希望川军能够参加抗战行列，但是均遭将领拒绝。政府既然无法以军事指挥系统的威严去命令他们出省作战，只好乞灵于政治协商之力，最终得到部分部队承诺开往湖北战区“待命”，至于是否进行战斗则尚待更进一步磋商。再经过半年多时间艰辛谈判，更多的四川军队终于在形式上出省，但是它们的将领们却有三分之一以上仍然留在省内，不到前线与部队同住。当然就没有战斗行为。

四川将领们不仅不愿意出省作战，也不愿意抗战活动进入他们的势力领域。因此当中央政府机关在军事节节失利后要大批迁入重庆市办公时，也需要在获得四川实力派首肯之后才能付诸执行。一个实例是在1938年初，当政府大撤退计划包括想在四川设立一个兵工厂时，立即遭到地方势力反对。

另外一个实例是重庆市的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被本省军人控制的省政府遽然撤职，而蒋介石侍从室探知的情报是胡校长热心帮助从华北华东地区迁来的大学，引起地方实力派不满，认为他对抗战过于热情。此类事件让中央政府看出症兆，未来中央政府各机关大规模西迁工作将会遭受重大障碍。

果不其然，由于多数四川将领也是大地主，因此在中央政府亟需觅地建造办公厅和宿舍时，他们不但没有共体时艰地为政府解决问题，反而趁机哄抬地价租金，尽情享受国难财。

同样在1938年初，一部分四川将领们为求保持地区半独立状态，避免纳入全国的指挥系统和其他军事派系军队的混合使用，甚至要求中央为四川各军的留省部队专门组建一个“大巴山战地司令部”，成为一个由川军控制而又独立自主的指挥系统。

当中央稍有迟疑时，川将们（潘文华）立即抱怨中央不信任他们。但是由于四川军人之间也彼此勾心斗角，唯恐其他川军将领们因此得势，所以唐式遵向政府表示他反对邓锡侯担任战区长官，而他本人宁愿直属蒋委员长办公室指挥，拥护四川军队国军化不可另设指挥部。

中央政府原本为此事烦恼不已，而且已经准备让步以求息事宁人。但是看到四川军人内讧，便顺势打消此念。1939年重庆政府计划在西昌市设立“委员长行营”，但是刘文辉却表明只容忍中央派遣一个营的士兵象征性进入西康省。接着1941年刘文辉的第24军攻击重庆政府成立的补训处，1942年又阻扰重庆政府借道西康省向西藏开辟中印公路。抗争事件不断发生。

1942年春缅甸失陷，彻底断绝中国接受外援的国际通道。重庆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另辟新路（印度-西藏-西康-大后方）重启外援之门。然而由于国内地区性的阻力，导致重庆政府只好依赖驼峰空运，大大减低国军战斗力。

因此就整体言之，大部分川军将领从抗战起始就抱持“事不关己”心态，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极力排斥抗战活动进入他们的防区。这种心态在国民政府从武汉撤退到四川之后便日趋明显，因为抗战的负担终于进入四川省自家后院。

难怪刘湘的部属可以毫不顾忌地批评国民政府挑起抗战，害得四川省也遭殃。这种只知有“省”而不知有“国”的论调，在四川一部分当权派人士间颇为流行。

这也就难怪依据张群报告，迟至1938年底川军将领依然向中央提出要求：

换言之，他们所持的立场是不打仗却要扩编，军费由中央支付，但是兵权留在四川将领手中。

但是即便是在这个畸形的大气氛中，依然有小部分四川将领因为参加抗战而改变他们的心态。

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观察，只要“川军如用之得当，亦非全不能应战者。”

受到徐永昌特别认可的川将包括王陵基，李家钰及唐式遵。其中尤其是王陵基持续在军事上有进步，亦少地方观念。纯就军事贡献而言，川军将领们在抗战中做出实质贡献者寥寥可数，但是四川人民对于抗战的贡献则无比重要。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不可把四川笼统地视为一个单元，而必须要以不同计算方法去分别估量川将和川兵对抗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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