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西方”》：“文艺复兴”的概念究竟诞生于何时？

传统观点倾向于把西方文明想象成一条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贯穿古今的文化谱系。可如果，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呢？《发明“西方”》以全新的视角，揭示了“西方”这一观念为何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一步步被建构出来的。

原文作者 | 纳奥兹·麦克·斯威尼

《发明“西方”：十四个人生跨度的新历史》

作者：纳奥兹·麦克·斯威尼

译者：郑昕远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6月

“复兴”

被“片面地选为整个时期的代名词”

我们通常使用“文艺复兴”指代14—16世纪艺术、文学与科学活动的繁荣发展，这一盛景始现于意大利，随后扩展至欧洲各地。文艺复兴以两大原则为基础。首先是人文主义，该思潮从哲学角度拔高了人类的理性和能动性，又在智识层面上高度重视人类的情感体验、文化表达以及法律、语法、修辞等更传统的技术知识形式。第二是在广泛的文化生产活动中进行有意仿古，刻意回溯至古希腊罗马。

当然，那个时代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文艺复兴”中。这个词语本身便意味深长，追本溯源，“文艺复兴”建立在后世接纳前世文化遗产的观念基础上，即古代的文化思想和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重生”。该词的问题之一在于，它所强调的是旧观念的重新发现或复活，却对新观念弃之不理，暗示着一个重复保守，而非革故鼎新、激进创造的时代。另一个问题是对古今关系的处理，“文艺复兴”一词意味着，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社会不仅仅从古代世界汲取灵感，也不只是与传统相交融，而是根本相同的事物，由我们如今称为西方文明的文化连续体所一体相连。如果说这一“文化丛结”“最初”诞生于古典时期，那么它在整个黑暗的中世纪便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准备在适当的条件下重新苏醒或“重生”。

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观点根本是漏洞百出的。我们看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世界观皆与当下截然不同，且均未见普遍的原西方意识。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在中世纪并非完全沉寂，伊斯兰和拜占庭世界皆以不同的方式将其接纳，而中、西欧则声称其传承的是特洛伊和罗马，而非古希腊罗马。16世纪的人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生活在“古希腊罗马”的复兴时代，而是积极地探讨古今之间的关系。从卡斯蒂利奥奈的名著《侍臣论》到图利娅·达拉戈纳的作品，16世纪的作家们以纷繁多样的方式想象着古代以及自身与古代的联系。

《木马屠城记》（1956）剧照。

历史的阶段划分及其标签往往产生于后世的追溯，文艺复兴也不例外。直到19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一词才由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60年出版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推广开来。该书认为，这一时代的精神可通过其文化——其中包括艺术、文学和音乐——以及礼仪、道德、政治和宗教展现。布克哈特指出，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代表着人类境况更广泛的心理及社会革命。他写道，在“文艺复兴时代崭新而意义深远的独特精神”中，可以看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复杂且非个人化国家治理结构的兴起，以及科学探索的激情。因此，正是文艺复兴驱散了中世纪思想的黑暗，打破了迷信和宗教的枷锁，带领人们迈向现代世界。“意大利文艺复兴”，他以胜利之姿在终章总结道，“必须被称为现代的前驱”，是中世纪世界转向现代性的支点。

在布克哈特的设想中，文艺复兴标志着现代性的诞生，而古希腊罗马就相当于现代性的助产士。布克哈特确实也承认，该时期的部分转变可以在没有古代影响的情况下完成，且“复兴”这个概念被“片面地选为整个时期的代名词”，但他依然坚持认为，古典世界的灵感和影响至关重要。他主张，“文化，刚刚从中世纪的幻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可能仅凭自身立刻寻到理解物质和智识世界的道路。文化需要引路人，而在古代文明中，有一位向导在全部精神领域都富有真知灼见。这位文明向导的形式和实质都得到了充满敬意地接纳，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的主要内容。”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不代表将外来影响引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而是“同一民族文明中两个遥远时代的结盟”——是原先的某种存在重新觉醒，而不是外来事物的介入，是旧文化形式的复兴，而不是新元素的融合。

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文化

始终采用古罗马的模式

布克哈特在推行“文艺复兴”这个观念上贡献颇多，但术语本身并非他的发明。该词语的通行法语版本最早由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使用，几年后，布克哈特才发表了他的开创性著作。意大利语形式甚至出现得更早，1550年，即文艺复兴运动的顶峰时期，意大利艺术家及学者乔尔乔·瓦萨里在著名传记作品《艺苑名人传》中提到了艺术在“中世纪”之后的“复兴进步”。然而，瓦萨里的“复兴”与我们（或布克哈特的）视之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概念并不相同。他所引用的是一种更古老宏观的理念，即文化衰落与复兴的周期性循环，与历史的线性发展理念相对。文化的复兴（甚至多次复兴）与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阶段，这两者是不同的。瓦萨里、达拉戈纳和同代人可能意识到了前者，却不会将他们生活的时代描述为后者。

达拉戈纳和同代人深知，他们的灵感汲取自古代世界。希腊文化元素——但更常见的是罗马文化传统——始终存在于中世纪的中、西欧，也持续作为智识和政治合法性与激励源泉。这一点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中最为明显。神圣罗马帝国明确从古罗马的文化象征中获取了意识形态与艺术启迪。然而，这种故意仿古的做法在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转变，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在建筑领域，安德烈亚·帕拉迪奥受罗马之行启发，设计出以对称和维特鲁威数学比例为基础的建筑，与此前几代装饰华丽的哥特风格迥然相异。在艺术领域，米开朗琪罗在绘制人体时参考了写实的罗马雕塑，从《大卫》紧绷的肌肉到《圣母怜子》华丽的布料褶皱。在文学领域，但丁《神曲》的写作风格离不开四位拉丁诗人的启迪——维吉尔、斯塔提乌斯、卢坎和奥维德。同时，但丁也在诗中叙述了主人公与这些诗人长时间相处。14—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与古代世界的关联比前几个世纪更加广泛深入。

《九日皇后》（1986）剧照。

除了与古代加强关联方面量的提升，该时期也见证着质的改变——关于哪些古代文化值得借鉴。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文化始终采用古罗马的模式，同时借鉴了特洛伊和古代西亚《圣经》世界的谱系。那时，古希腊世界还被视为本质上的“他者”——东欧和东南欧人民的文化祖先，生活在拜占庭帝国统领下，遵守东正教的基督教仪轨。古希腊显然不被视为中、西欧继承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由拉丁教会主导、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土地上并无立足之地。然而从15世纪开始，意大利彻底颠覆了此前的做法，越来越倾向于将古代建构为罗马与希腊的结合，而非罗马与西亚。将希腊罗马世界视为单一实体的概念——古典世界的基础——就此诞生，而非重生。

在那时，希腊罗马历史

还没有获得“古典”地位

文艺复兴式的希腊文化是逐渐兴起的。彼特拉克，这位学者和诗人首次将荷马史诗的抄本引入意大利，并在1360年安排将其译为拉丁文。而对希腊感兴趣的不只彼特拉克一人，他与同时代人的散文作家薄伽丘长期保持通信，他们都是最早在14世纪中叶就对古希腊产生兴趣的意大利知识分子。10到15世纪中叶，对古希腊世界的认识和兴趣在意大利受教育精英群体中已相当普遍。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立起新的柏拉图学院，吸引着欧洲各地的学者和艺术家，对拉丁世界希腊哲学和古代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在意大利对古希腊文化产生兴趣的过程中，彼特拉克、薄伽丘、科西莫·德·美第奇等人物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那么还有几个重要事件有效地加速了这一进程。首先，希腊和拉丁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他们甚至各自派出代表与科普特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代表一起，在1437年至1439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和平会晤，有意弥合“大分裂”。尽管大公会议不曾达成共识，但会议本身之所以能够开展，也要得益于几个世纪的冲突后教会关系的改善。

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政治和宗教上的对峙随之缓解，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力量衰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敌对竞争也宣告结束。自此，中、西欧人再没有理由将古希腊人视为宿敌的可憎祖先——就像在维泰博的戈弗雷或提奥多雷·拉斯卡利斯的时代那样。最终在1492年，格拉纳达埃米尔国被征服，安达卢斯覆灭，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彻底结束。拉丁教会终于成功地横跨欧洲，将从西班牙到斯洛伐克、从瑞典到西西里岛的大片土地尽收囊中。虽说其统治地位不久后将受到挑战，但在文艺复兴早期，几乎没有什么能撼动这份自信。

政治事件总会带来文化影响。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许多拜占庭学者向西逃亡，一同带走的还有他们在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学养造诣。许多学者后来定居在意大利较为强盛的城邦，从富有的资助者那里得到支持，其中包括约翰内斯·阿尔吉罗波洛斯，一位定居于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死于吃西瓜过量（根据我们的资料）。他生前在柏拉图学院教书多年，年轻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和前途无量的年轻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都曾是他的学生。随着安达卢斯的陷落，格拉纳达图书馆中的古希腊文本落入西班牙基督徒之手，连带着还有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学术圈对这些文本的扩充和发展。截至格拉纳达失陷，奈斯尔苏丹们在阿尔罕布拉宫藏书阁收集了超过25万册书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藏书中有许多在16世纪初遭到焚烧，策动人为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旨在促进该地区的基督教化。然而，皇家藏书阁的手稿近期于西班牙、梵蒂冈和摩洛哥重见天日，证明格拉纳达的伊斯兰藏书及其保留的珍贵学术成果并未完全丧失。

《美狄亚》（1969）剧照。

几个世纪以来，古希腊语言知识的传播和对古希腊文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伊斯兰和拜占庭学者，如今却开始在中、西欧传播，这一切并非巧合。一方面是相关研究的原材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另一方面是希腊文化已经摆脱了与拜占庭帝国政治对抗时期的负面意涵。现如今，希腊精神已完全无害，为文化挪用创造了颇具吸引力的前提条件。古希腊世界被嫁接到了中、西欧的历史意识中，与古罗马、特洛伊和《圣经》中的西亚一样，被塑造为文化始祖。在现代想象中，希腊和罗马的结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两者分离的时代。然而，它们其实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拼接在一起，形成了连贯的“古希腊罗马”历史。

然而在那时，希腊罗马历史还没有获得“古典”地位，将其他古代文明排除在外，也没有人认为，中、西欧应该被视为这种融合遗产的唯一继承者，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尚未出现。但在16世纪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所有要素皆已就绪：比前几个世纪分裂程度较轻的基督教世界，一个政治文化趋同的中、西欧，以及同时囊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取向。但即使在此时，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寻求灵感的古代文明也不仅限于希腊和罗马，而是涵盖伊特鲁里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PS：本文选自《发明“西方”：十四个人生跨度的新历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纳奥兹·麦克·斯威尼；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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