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近日，“男婴离世家长获赔88万律师拿走55万”一事引发关注。报道显示，2020年初，韦先生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前往医院就诊，迟迟没等来医生，其间孩子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后死亡。韦先生认为孩子的死与在医院等待过长、耽误治疗有关，便在2022年6月17日向涉事医院投诉。次日，他便接到邓姓律师主动打来的电话，称可以帮忙处理，随之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获赔88万元，律师拿走55万元，也就是说韦先生拿到的赔偿只有33万元，面对这种情况，他还只是觉得“代理律师好像骗了他”。与他的“后知后觉”相比，涉事的邓律师一如既往“揽功推过”：一方面，强调案件按照司法鉴定，本应给次责赔偿，是他的努力让韦先生获得了主责赔偿。另一方面，宣称55万元律师费白纸黑字写在正式的协议里，韦先生不应该反悔。事实上，这样的策略确实一定程度奏效了，评论区里就有一些网友指责韦先生贪心不足，应该有点契约精神。
复盘该案，邓姓律师利用了信息差和专业壁垒，耍了一些手段，包括一些不光彩的小伎俩，在服务韦先生这种法律素养不高的客户过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收割。比如，他为何能在韦先生投诉第二天就精准给其打去电话？无非是医院内部有线人。又如，为何韦先生关键时刻都不在场？无非是邓姓律师从中作梗，以联系不上等为由，使韦先生缺席了法医鉴定、调解等环节。再如，在关键文书上，虽然调解编号、赔偿金额等核心信息一片空白，韦先生却在律师的催促下茫然签字……
深入分析可知，邓姓律师的自辩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把次责赔偿谈到主责赔偿并不属实：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认为，涉事医院在孩子诊疗过程中，存在对其病情不够重视，未尽到急诊负责义务，一定程度上错过最佳救治时机等过错，与孩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过错参与度为16%至44%。这样的责任比例，显然称不上是主责。
其次，一系列花招掩盖不了风险代理的本质。之所以一开始以科技咨询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约定赔偿超过23万元的部分将全额作为“咨询费”，核心目的无非是想规避《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中对风险代理的严格限制，企图游离在监管外。后续以其供职的律师事务所签署补充协议，则是为了顺利入账。不然，一个科技咨询公司又怎么能够收取律师费呢？而按照风险代理的相关规定，收费不能高于18%。按照这一比例计算，律师费顶多16万元，现在却高达55万元，远超当事人获得的赔偿，这明显有失公允，违背了朴素的正义观。
在法治社会中，律师本应是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是当事人在法律困境中的最后依靠。当律师违背职业道德，利用专业知识和当事人的信任进行欺骗时，其造成的危害远不止当事人财产上的损失。它动摇的是公众对整个法律行业的信任根基，让人们在面对法律问题时心生恐惧和迷茫。如果连律师都无法让人相信，那普通民众在遭遇不公、寻求法律救济时，还能依靠谁呢？
这一事件不应仅仅归咎于个别律师的道德败坏，更应引发整个法律行业对监管机制、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的深刻反思。只有重塑律师行业的诚信形象，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保障人民权益的有力武器。
收到当事人投诉的广州市律协在通报中指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邓某律师还存在其他涉嫌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将一并调查处理。公众期待律协能给出公正的调查结果，让违规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也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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