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大地上，有一个组织曾以隐秘却强劲的力量渗透进社会肌理：它存在于茶馆酒肆的暗语中，活跃在码头纤夫的号子里，甚至在辛亥革命的炮火里留下过清晰的印记。这就是与天地会、青帮并称 "三大民间会社" 的哥老会。

从 "反清复明" 到江湖联盟：哥老会的起源迷踪

关于哥老会的起源，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但主流观点认为，它的形成与清初的民族矛盾、晚清的社会动荡深度绑定。

一种说法将其源头追溯至康熙年间的 "反清复明" 运动。彼时清军入关不久，汉族士民中的抵抗力量以秘密会社为载体延续斗争，哥老会被认为是天地会在长江流域的分支演变 —— 天地会以 "反清复明" 为核心纲领，而哥老会在传承中逐渐融入了更多底层民众的生存需求。另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则指向晚清湘军的裁军潮：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吸纳了大量流民、矿工，这些人在军营中形成了互助团体；1864 年太平天国覆灭后，湘军大规模裁军，数十万士兵散落民间，他们带着军营中的结社传统，与长江流域的脚夫、船工、贩夫等群体结合，最终演变为哥老会。

还有郑成功创立的说法，不过仅为少数学者所认可，后来还有人从官书、档案中发现，哥老会乃是由重庆、四川的啯噜演变而来，而左宗棠比较认可啯噜演变一说。

无论起源如何，哥老会的真正壮大始于 19 世纪中后期。彼时的中国正经历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太平天国战乱造成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而官府的腐败与盘剥让底层民众失去了生存依托。哥老会以 "互助" 为旗帜，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提供了庇护 —— 没钱吃饭的纤夫能在哥老会的 "堂口" 讨碗粥，被地痞欺负的小贩能靠会内兄弟讨回公道，甚至犯了官司的逃犯也能通过会内暗号获得藏匿之所。这种 "抱团取暖" 的现实价值，让哥老会迅速从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四川扩散至整个南方，乃至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

山堂与暗号：哥老会的 "地下秩序"

哥老会能在官府的打压下长期存在，得益于其严密的组织结构与独特的 "江湖文化"。

其核心单位是 "山堂"，每个山堂都是独立运作的分支，却又通过共同的仪式与暗号保持联系。山堂的首领称为 "大爷"，通常是有威望、有财力的人物；下设 "二爷" 掌文书、"三爷" 管钱粮，再往下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管事" 和普通成员 "兄弟"。这种结构脱胎于军营的层级制，却又融入了宗族式的温情 —— 成员间以 "兄弟" 相称，强调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为了在公开场合识别身份又不暴露秘密，哥老会创造了一套复杂的暗号系统。语言上有 "切口"（黑话）：称入会为 "拜码头"，称首领为 "龙头"，称官府为 "对头"；行为上有 "手势"：两人见面时，右手食指弯曲为 "龙头指"，表示对山堂的敬意；器物上有 "标记"：会员常佩戴特定样式的玉佩，或在衣襟缝上特殊线脚。更精妙的是 "茶阵"—— 在茶馆中，通过茶杯的摆放方式传递信息：茶杯横放表示 "有危险"，茶杯倒扣表示 "急需帮助"，这些暗号让陌生人能在瞬间确认身份，又不被外人识破。

入会仪式则充满了神秘色彩。新成员需在 "香堂"（通常是隐蔽的庙宇或密室）中对着关羽像起誓，饮 "血酒"（酒中掺鸡血或会员指尖血），宣誓 "若负兄弟，刀劈斧剁"。这种仪式既是对忠诚的强化，也是对成员的精神约束 —— 在缺乏法律保护的底层社会，"誓言" 与 "兄弟义气" 是比官府文书更有效的契约。

从 "江湖互助" 到 "历史推手"：哥老会的双面角色

哥老会的历史影响，始终游走在 "民间互助" 与 "社会异动" 的边缘。

在日常层面，它是底层民众的 "生存互助社"。19 世纪的长江码头，数万纤夫、船工靠搬运货物为生，他们常被包工头克扣工钱，或因战乱失去生计。哥老会的山堂会为失业者提供临时住处，为生病的兄弟请郎中，甚至组织集体罢工向雇主施压。在四川，哥老会还参与地方公益：逢灾年开仓放粮，修桥铺路时组织人力，因此在普通民众中积累了不少声望。

但另一方面，哥老会也常被官府视为 "乱源"。由于成员多为流民、游民，部分山堂确实参与过走私、赌博、械斗等活动。更重要的是，其 "反体制" 的基因让它始终与官府处于紧张状态 —— 清律明确规定 "会党成员斩立决"，但哥老会反而在镇压中愈发壮大，甚至渗透进清军与衙役队伍：不少士兵、捕快为求自保加入哥老会，形成 "白天当差，晚上入会" 的奇观。

真正让哥老会登上历史舞台的，是辛亥革命。1911 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调兵镇压，局势动荡。哥老会趁机发动起义，其成员手持大刀、长矛攻占州县衙门，史称 "同志军起义"。据记载，四川各地的起义队伍中，哥老会成员占比超过七成；在武昌起义中，哥老会协助革命党人联络新军，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孙中山曾评价："革命之所以成功，多赖哥老会之力。"

衰落与遗产：江湖远去，影响犹存

民国建立后，哥老会的命运迎来转折。一方面，革命成功后，昔日的 "盟友" 成了新政权的治理对象 —— 袁世凯执政后颁布《治安警察法》，严厉取缔会党；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变化让哥老会失去了生存土壤：铁路取代了纤夫，工厂取代了零散作坊，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逐渐改变，对会党的依赖度下降。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哥老会逐渐式微，部分山堂转型为商会、同乡会，部分则沦为黑恶势力。但它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其 "兄弟义气" 的理念融入了江湖文化，成为武侠小说中 "帮会" 的原型；其暗号、仪式被后来的民间组织借鉴，甚至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中延续多年。

1936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指出：哥老会是“下层社会”的群众组织，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争取哥老会，实行这一策略的方针是：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战线中来。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份，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

回望哥老会的历史，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生存智慧与挣扎。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革命组织"，也不是纯粹的 "黑社会组织"，而是在专制统治与社会失序中，底层民众为寻求安全感自发形成的 "隐形共同体"。它的兴起，源于民众对公平与互助的渴望；它的衰落，伴随着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