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新的“文创产品”上线了。两个马克杯,一种上面是水墨画的书店门帘,一种是一个端着咖啡捧着书的小人儿——那就是我了。
这是Juedya帮我们设计的。她以前在一个设计所工作,据说经常去马尔代夫度假。疫情后经济不景气,设计行业也跌入谷底,Juedya进入了一个职业调整期,
她去西元咖啡兼职,先是在那里学做咖啡,也帮他们设计产品包装。春节后,我们决定自己经营咖啡(以前是和㤫品牌合作经营),使用西元咖啡阿诺烘焙的豆子,就派书店运营茵儿去那里学手艺。
我只舍得给茵儿缴380元的学费(体验课),而Juedya报的课程是3980元。
很快,Juedya就被茵儿带到书店了。
我向她请教一些设计上的事情,她很快帮我们设计制作了《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共读的书签。正面是这本书的封面元素,背面是赵宏、陈碧和本书译者孟凡礼老师的签名,还有孟老师写的一句话,“成为人与自由是一回事。”
这个书签我很喜欢,但是作为“商品”却不太成功。它的销售人群是参加共读会的朋友,但是,既然已经参加了共读,结下了如此深的感情,就不太好做销售了。
Juedya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但喜欢设计,还喜欢制作。她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有一次我们聊起那棵杏树,我说想用杏花压成干花做书签,但是找人做干花好像很贵,Juedya说:我可以做呀。
于是我们就有了今年春天的“杏花书签”。去茶室那边采摘了两枝,不好一次采摘太多(后来有研究植物的朋友告诉我,大力剪就是了,对树和果实都没有影响)。
用压花机把它压干,这个过程要等好几天。然后购买用来做书签的纸,在上面用激光刻上一句话,“明年花开,书店还在”。
做的时候我心中全是美好。心中算了一笔账,到明年杏花开的时候,如果考虑不景气的情况,书店要存上多少钱才行?
那时我心中的愿望是,希望书店至少再活两年。有一位非常关注书店的朋友,她要两年后才能来到书店。我觉得让书店“活”到那个时候,是我的责任。
杏花书签是关于时间和“死亡”的艺术,因为花期很短,一年一会。而书店也是时间的艺术,一个书店的价值,就在于它存活的时间要足够长。万圣的刘苏里老师说,一家书店只要开到够久,就不太可能死。
我对朋友归来的期待,则是另一种“时间”。这既是关于“过去”(没有她就不会有书店),也关乎“未来”,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现在”——书店要如何才能活下去呢。
到现在我都认为杏花书签是我们最成功的“文创”,我不想在后面加上“产品”两个字,因为它没法批量生产。我们制作了40个,很快就销售一空,想再做的时候,杏花已经败了,绿油油的叶子长了出来。
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创意”:它是特定时间、空间和人的产物,完全是一种偶然。
因为这次书签的制作经历,Juedya和书店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我请她为书店设计一套标识,她决定把有杏书店的门口场景用水墨画的形式画出来,后来还制作了一个喝咖啡捧着书看的小人儿。
有时候她来到书店,会在黑板上画出菜单的产品,咖啡或者莫吉托,她还把我画在了黑板的菜单上。看着她、茵儿和奔奔在那里创作,我感觉书店已经成功了:她们在这里感受到一点自由,想画画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说明书店是可爱的。
这套标识系统我付给Judy一千块。本来是设计出来用在咖啡杯和挂耳咖啡上的,等设计吐出来,我说:把那幅画印在T恤上吧。于是,我们还有了一件“工作服”。
杯子打样出来,很漂亮。奔奔和王姐都认为定价38元实在太低了。如果要把设计费也算进去,这要卖多少个才能回本呢?我心中想的是,这一款杯子,也许可以卖很多年——如果书店能活很久的话。
在纽约的时候去逛Strand书店,里面的马克杯有几十上百种,材质一般,图案设计也没有多讲究,价格大部分在十几美元一个(在纽约算很便宜)。这些杯子都很普通,但是书店伟大,来自全球的读者仍然会买走一些,留作纪念。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马克杯,是2019年在大阪的司马辽太郎纪念馆买的,杯子上有司马辽太郎画的小人儿和签名,这个杯子当时花了1500日元(2019年大概是90元人民币)。
可惜我只会签名,不会画画——更重要的是,我不够伟大,所以它卖38元一个,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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