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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新的“文创产品”上线了。两个马克杯，一种上面是水墨画的书店门帘，一种是一个端着咖啡捧着书的小人儿——那就是我了。

这是Juedya帮我们设计的。她以前在一个设计所工作，据说经常去马尔代夫度假。疫情后经济不景气，设计行业也跌入谷底，Juedya进入了一个职业调整期，

她去西元咖啡兼职，先是在那里学做咖啡，也帮他们设计产品包装。春节后，我们决定自己经营咖啡（以前是和㤫品牌合作经营），使用西元咖啡阿诺烘焙的豆子，就派书店运营茵儿去那里学手艺。

我只舍得给茵儿缴380元的学费（体验课），而Juedya报的课程是3980元。

很快，Juedya就被茵儿带到书店了。

我向她请教一些设计上的事情，她很快帮我们设计制作了《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共读的书签。正面是这本书的封面元素，背面是赵宏、陈碧和本书译者孟凡礼老师的签名，还有孟老师写的一句话，“成为人与自由是一回事。”

这个书签我很喜欢，但是作为“商品”却不太成功。它的销售人群是参加共读会的朋友，但是，既然已经参加了共读，结下了如此深的感情，就不太好做销售了。

Juedya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但喜欢设计，还喜欢制作。她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有一次我们聊起那棵杏树，我说想用杏花压成干花做书签，但是找人做干花好像很贵，Juedya说：我可以做呀。

于是我们就有了今年春天的“杏花书签”。去茶室那边采摘了两枝，不好一次采摘太多（后来有研究植物的朋友告诉我，大力剪就是了，对树和果实都没有影响）。

用压花机把它压干，这个过程要等好几天。然后购买用来做书签的纸，在上面用激光刻上一句话，“明年花开，书店还在”。

做的时候我心中全是美好。心中算了一笔账，到明年杏花开的时候，如果考虑不景气的情况，书店要存上多少钱才行？

那时我心中的愿望是，希望书店至少再活两年。有一位非常关注书店的朋友，她要两年后才能来到书店。我觉得让书店“活”到那个时候，是我的责任。

杏花书签是关于时间和“死亡”的艺术，因为花期很短，一年一会。而书店也是时间的艺术，一个书店的价值，就在于它存活的时间要足够长。万圣的刘苏里老师说，一家书店只要开到够久，就不太可能死。

我对朋友归来的期待，则是另一种“时间”。这既是关于“过去”（没有她就不会有书店），也关乎“未来”，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现在”——书店要如何才能活下去呢。

到现在我都认为杏花书签是我们最成功的“文创”，我不想在后面加上“产品”两个字，因为它没法批量生产。我们制作了40个，很快就销售一空，想再做的时候，杏花已经败了，绿油油的叶子长了出来。

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创意”：它是特定时间、空间和人的产物，完全是一种偶然。

因为这次书签的制作经历，Juedya和书店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我请她为书店设计一套标识，她决定把有杏书店的门口场景用水墨画的形式画出来，后来还制作了一个喝咖啡捧着书看的小人儿。

有时候她来到书店，会在黑板上画出菜单的产品，咖啡或者莫吉托，她还把我画在了黑板的菜单上。看着她、茵儿和奔奔在那里创作，我感觉书店已经成功了：她们在这里感受到一点自由，想画画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说明书店是可爱的。

这套标识系统我付给Judy一千块。本来是设计出来用在咖啡杯和挂耳咖啡上的，等设计吐出来，我说：把那幅画印在T恤上吧。于是，我们还有了一件“工作服”。

杯子打样出来，很漂亮。奔奔和王姐都认为定价38元实在太低了。如果要把设计费也算进去，这要卖多少个才能回本呢？我心中想的是，这一款杯子，也许可以卖很多年——如果书店能活很久的话。

在纽约的时候去逛Strand书店，里面的马克杯有几十上百种，材质一般，图案设计也没有多讲究，价格大部分在十几美元一个（在纽约算很便宜）。这些杯子都很普通，但是书店伟大，来自全球的读者仍然会买走一些，留作纪念。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马克杯，是2019年在大阪的司马辽太郎纪念馆买的，杯子上有司马辽太郎画的小人儿和签名，这个杯子当时花了1500日元（2019年大概是90元人民币）。

可惜我只会签名，不会画画——更重要的是，我不够伟大，所以它卖38元一个，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