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子铳在郑军收复台湾时发挥多大作用？

大明泰昌元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上书曰“去年开铁连陷辽，城非尝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谋欲先去，贼亦知不可守而谋欲速来，今内外巩固壮哉一金城汤池也”。

海洋博物馆收藏的明初青铜火炮。

这里所谓的去年，就是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在这一年，明军不仅打输了萨尔浒大战，而且还丢掉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辽东北部的重镇，不仅如此，还给努尔哈赤送上了大约一万多还有战斗力的汉军“今贼改元僣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乌喇恶古里弓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以近十万”辽东形势糜烂。

海洋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铁炮。

而辽东经略熊廷弼上任之后，开始备战，按其所说，熊廷弼在任期间为辽东方面置办了牛3万余头，运输车辆3万余辆，以备后勤。在武器方面，熊廷弼调用辽东当地的铁匠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铸造了大炮数千门，以及大量的中型或者轻型火器，总数达到了一二万门。

海洋博物馆收藏的铜百子铳和弗朗机。

又制造双轮战车5000多辆，每辆战车安装灭虏炮两门或者三门，同时辅之以大量的弓箭。

海洋博物馆收藏的葡萄牙舰船青铜炮。

而从万历四十六年明清（后金）战争在辽东地区爆发开始，明政府就向辽东输送了大量的火器“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电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鸟铳六千四百二十五门、五龙枪七百五十二杆、夹靶枪七千二百杆、双头枪三百杆、铁鞭枪六千杆、钩枪六千五百杆、快枪五百一十杆、长枪五千杆、三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旗枪一千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九十架”。

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铁盔。

这里咱们所熟悉的火器，如单兵火器三眼铳和四眼铳就达到了6790杆，经典武器鸟铳达到了6425杆。

北京城墙上的崇祯十年火炮。

然后就是重火器，包括不限于天威大将军炮10门；神武二将军炮10门；轰雷三将军炮330门；飞电四将军炮384门；捷胜五将军炮400门；灭虏炮1530门；虎蹲炮600门；旋风炮500门。

北京城墙上的崇祯10年火炮。

天启二年末，兵部尚书王象乾所编练之三个车营，一个车营有兵12000余人，所用的车辆包括“四壁壁用鹿角车八十辆共三百二十辆，壁环八门每门屏以偏厢车三辆共二十四辆，中权出奇狮虎车八辆，辎重四辆独轮车四十辆，合之为车者三百九十二辆”所用到的火器包括大将军炮，二将军炮，灭虏炮各二十四位；百子铳，灭虏炮六百四十门。这里的百子铳实际上是一种反人员的轻炮，可以发射霰弹杀伤人员。

清代的轻型小炮。

百子铳后来在郑成功军队之中被广泛使用，在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人的战场上这种轻型炮也亮过相，荷方记载北线尾沙洲战役“上尉贝德尔于上午十一时率领二百五十人离城到达北线尾，整顿行列，向敌人进攻。三艘中国帆船驶出鹿耳门，通过北航道朝北线尾的西南角驶来。长官在城上望见，担心上尉将为帆船所迫，示意要他撤回，但他勇气十足，不肯抑退。敌已筑起胸墙，装置数门巴斯炮据守。两军相接，贝德尔上尉看见大批敌军在巴斯炮的掩护下，从砂丘后面攻过来。当即整兵退却，并命令不时从后方开炮。敌军见此，象发疯一样向我军猛扑，我军队伍大乱，纷纷逃散，贝德尔上尉拼命阻止，无人肯听。上尉负伤后曾一度倒下，但立即起身，激励部队，最后挨了一刀而死”这里所谓的“巴斯炮”应该就是郑成功军队的清铜或者铁百子铳。

青铜手铳。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晚清火炮。

除了那些轻型火炮，重火器除了用来执行攻坚任务之外，还担任着反人员的任务。就比如铜发熕炮，这种大型铜炮每一门约500斤重，配备着铅子100箇，这就是其弹药的配置。因为其后座力过大，所以在燃放时，炮兵必须提前决好藏身用的土坑，而在这种重型火炮在海战中发射的时候，其后坐力甚至会损伤木质战船。再比如虎蹲炮，武备志记载说鸟铳这样的反人员利器，实际上是“难御大队”弗朗基这种高射速的快炮却很难快速移动，而虎蹲炮却既可以保证杀伤力，又可以保证机动性，虎蹲炮可以容纳上百枚小型铅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