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两凶：聂树斌案21年申冤路，那些人性中的恶与“善”让人动容

大家好，我是九案。

1994年初秋的傍晚，凉风习习，一个男青年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车，在地处西郊的市电化厂宿舍到处游荡，他不时地左顾右盼，那神情好像在兜风，又似在找人。

当他骑到平房宿舍时，两个穿便衣的人突然出现拦住他，只听一声断喝:“下来!”

男青年还没转过神，就被猛地拽下车摔倒在地，接着被一副冰凉的手铐锁住了双手。

这是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晚报》刊登的一篇名为《青纱帐谜案》的文章，这也是青年聂树斌被逮捕的经过。

他为什么被逮捕呢？

原因是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描图员康菊花被人奸杀在附近的玉米地里，连衣裙和内裤都散落在玉米地的杂草堆里。

有人举报总有一个骑着蓝色自行车的青年在附近晃悠，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仅凭着一辆蓝色的山地车，聂树斌被认定为疑犯。

《青纱帐谜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事后的一个多月，他又出来蓄谋强奸作案，没想到刚露面就落入了法网。”

从被逮捕、审讯到被处决，仅仅只有8个月，聂树斌这个小人物就结束了他短暂且悲凉的一生。

然而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的三月，“石家庄青纱帐谜案”却再次掀起了波澜。

从那个时候起，聂树斌这个名字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也注定要被记录在中国的法治历史当中。

聂树斌生前照片

一案两凶？

这次波澜，源于河南荥阳警方的一次行动，2005年春节前夕，荥阳索河路派出所在工作中得到一条线索：附近的砖厂里一个绰号“大王”的工人行为很是反常。

“大王”在砖厂生活了5、6年了，逢年过节从不回家，多年来他跟妻儿就住在砖厂的一处工棚里。

这个“大王”每次看见警察或者警车从砖厂经过，总是惊慌地躲进玉米地或者高粱地，这一反常行为让警方心生警惕。

2005年1月17日，派出所民警敲开了“大王”的房门，询问后发现他没有暂住证，也没有身份证，为了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警员将他带回了派出所。

在所里，他交代自己叫王永军，是安徽邯郸市人，除此之外，再没有说别的。

可民警们在网上查遍了户籍，也没有找到他的身份信息，为此，他们只得不厌其烦地询问、调查。

凌晨2点多，在局长办公室，“大王”说出了自己的秘密：我杀过人。

接着，他说自己的真名叫王书金，38岁，河北邯郸广平县人，在河北老家，他一共犯下了6起案件，4起强奸杀人案，两起强奸案。

王书金照片

民警们大为震惊，很快，王书金被河北广平县警方带走，民警们在核查他交代的6起案件时，有一起案件引起了邯郸警方的注意。

1994年的夏天，王书金曾在河北石家庄西郊强奸杀害了一名妇女。

然而邯郸警方到石家庄调查的时候，却得知这起案件早已告破，凶手聂树斌也已被处决。

当时时任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原主管刑侦副局长的郑成月，在看完聂树斌的卷宗后，坚信他是被错杀，被冤枉的。

郑成月

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案件中定罪的证据不少，包括现场勘查笔录、法医检验报告、被告人供述，还有多个物证和证人证言。

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在这些证据中，能够证明聂树斌强奸杀害康菊花的证据就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然而就连这份口供也是漏洞百出，聂树斌患有严重的口吃，可他的口供上却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眼，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数千字的供述。

郑成月的父亲曾经也是冤案的受害者，十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他始终记着父亲的一句话，警察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为人民着想。所以郑成月决定管一管这件闲事。

而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有这种想法，这个人就是当时河南省当报的副总编马云龙，马云龙在了解情况后发表了一篇名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这在当年绝对是独家新闻。

为了能让消息快速传播，马云龙主动放弃了出名的机会，特意在稿件上标注了欢迎免费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就有上百家主流报纸进行了转发。

法院遮掩，真凶茫然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表态，决定对该案进行复查，这让聂树斌年迈的父母终于看到了希望。

聂树斌的母亲始终不相信自己胆小怕事的儿子会犯下强奸杀人案，在儿子死后的十年来，她也没有放弃替儿子伸冤。

2005年8月，王书金在河北广平受审,朱爱民作为干书金律师到庭为其辩护。

王书金在法庭上也多次提到加何杀害康菊花的过程，但都被法庭制止并当庭宣布:王书金所坦白的在石家庄强奸杀人一案在本次起诉书中并未提及,所以与本次公诉案件天关。

当法庭多次拒绝王书金交代其在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杀人经历后，王书金一脸茫然地回望律师朱爱民。

也许当时的他也想不明白，为何自己拼命想要证明罪行，想要赎罪，可公检法却不停地为他遮掩此事。

可办案人员却认为，聂树斌杀人证据确凿，不存在错杀乱杀的可能。

并且他们还认为，虽然王书金主动认罪，但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凶手。理由是，王书金曾在案发地附近打过工，所以知道案情也合情合理。

最终在2007年3月12日，邯郸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书金死刑，但却否认是他杀害了康菊花。

7年伸冤路，他们从不因困难放弃

消息一出，聂树斌父母急坏了，因为一旦王书金被执行死刑，那自己的儿子将永远没有翻案的可能。

于是，聂家的律师李树亭将案子申诉到了最高院，最高院要求他们提供判决书，可就是这么一纸判决书，法院都没有向聂家送达过。

李树亭

聂家屡次向法院索要，都被拒绝，眼下唯一能拿到判决书的地方，就只剩下死者康菊花家。

可康菊花的父母怎么会帮仇人翻案呢？

为了拿到判决书，李树亭一遍又一遍的往康家跑，即便被骂的狗血淋头，也从不放弃，他甚至还主动帮康家维权，控诉那些侵犯康菊花隐私的媒体。

渐渐地康家人动摇了，他们也想知道害死女儿的真正凶手是谁？

终于在2007年4月1日这天，李树亭从康家拿到了让他心心念念的判决书。这一刻，李树亭激动不已，一口气疯狂复印了20份。

在他的努力下，最高院终于受理了此案。

本以为聂树斌很快就可以洗清身上的冤屈，可不知为何，此案又再次归于沉寂，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漫长的7年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备受煎熬，王书金每次都认为自己过不了春节了，结果慢慢的成为了监狱里最老的人。

聂树斌的父母曾对郑成月说道：“我们就想听人民警察说一句实话，我儿子究竟是不是凶手？”

郑成月也对聂树斌的母亲张焕英说道：“大妈，你儿子不是凶手，你放心，不管哪一级领导来调查我，只要我的人头还在，我就一定会说实话。了不起，就这一条命吧，了不起，我这个局长不当吧。”

郑成月为何如此确定聂树斌的案子是冤案呢？因为他曾仔细的研读过这个案件，证据链漏洞百出，审讯记录不全，就连最基本的考勤工作表都没有，更离谱的是聂树斌认罪前7天的审讯记录只字未提，就草草判了死刑。

郑成月为此曾向上级调阅更详细的资料，却被一口回绝，还被威胁不要多管闲事，要求他销毁王书金的供述材料。

面对压力，他曾动摇过，他想如果放弃调查，就可以过回安稳的日子，可最终他还是无法过自己心里的那关：“我是人民警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冤案发生。”

之后，他又去见了聂树斌的父母，聂树斌的父亲卧床不起，提起儿子就老泪横流，看着两个憔悴的老人，郑成月下决心一定要为聂树斌翻案。

可令他没想到是，威胁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领导还给他加派了大量工作，想让他无暇分神。

郑成月没有退缩，将案件整理成文章，发表在媒体上， 聂树斌的案件再一次激起了大众的好奇。

可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背后的势力：“郑局长，年龄大了，该给年轻人让让道了，不愿意干就歇着。”

郑成月二话不说，背着被子就回了家。

接下来的两年内，他又经历了无数查问，妻子也无缘无故丢了工作，聂树斌的父母哭着请他放弃，可心中的正义和坚持不允许他退缩。

记者马云龙也因多次提起此案被给报社当成刺头扫地出门，李树亭更是因为对案件的绝望，一度抑郁到想要自杀。

李树亭说，他永远忘不了聂家找到他的那天，聂树斌的母亲跪在他面前，反复问了他六七遍，说自己有一个天大的案子，他敢不敢接？

他也起身给聂母下跪，说，只要不是捅破天的案件，他都敢接。

也许正是这种坚定的、永不放弃的信念，使得郑成月、马云龙、李树亭等人终于在这堵密不透风的高墙中凿出了一道通往光明的洞。

法庭奇闻：凶手大喊就是我干的，司法却拼命为他开脱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2013年6月25日，案件终于在邯郸中院迎来了二审，法庭上也诞生了司法史上的千古奇闻，控辩双方角色互换。

王书金的律师像叛徒一样，疯狂证明是王书金杀了康兰，反倒是公诉人比他更像是王书金的律师，想方设法为王书金进行辩护。

王书金本人也在厅上仔细地描述了他杀害康菊花的过程。

可法院还是否定了王书金杀害康菊花的事实，理由是他供述的细节有误。

这一次哪怕是聂树斌的母亲也绝望了，她眼含热泪地对郑成月说道：“为了我儿子，你受苦了”。

但郑成月的一番话让老人再次落泪。他说，您失去了儿子，我没有您苦。

马云龙也鼓励聂树彬的母亲，希望他不要放弃。因为现在不会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了。他说，他们总不能把您儿子从坟墓里拉出来，再枪毙一次吧。

水滴石穿，冤案昭雪

水滴终致石穿，2014年12月4日，国家迎来了第一个宪法日，聂树彬案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这次最高院为了突破地方保护，避免司法部门办案时徇私舞弊，指令山东高院异地复查聂树彬案。

这次复查中一条非常关键的证据出现了。

原来王书金早在被捕之时就交代过一个从始至终都没报道过的细节：这个细节哪怕是聂树斌也没提过。

他说，案发时，康菊花的胳膊上挂着一串钥匙，被他随手丢在了尸体旁边。

而在现场的勘查照片中，的确有一串钥匙，距离尸体30厘米，和王书金供述完全一致，属于排他性的证据。

随着这个证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黑幕被曝光。

首先是聂树斌审讯笔录的缺失，他被抓的那天是1994年9月23日，然而整整5天都没有任何审讯记录，直到9月28日才出现了第一次有罪供述。

难道前5天办案人员都没有审讯过他们？按照刑诉法规定，不管是有罪供述还是无罪供述，都应被记录收集，否则就违背了司法程序。

对此，河北警方声称，一般情况下，犯人在初期都不会认罪，所以5天突破口供也很正常。

可聂树彬在有罪供述中曾多次提到，这次我说的是真的，之前说的都是假的。显然，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做出过多次供述，只不过被办案人员隐瞒了。

再有就是聂树斌到案后，曾9次提及作案时间，其中有6次都不一样，警方认为康菊花的死亡时间是1994年8月5日下午5点，但据聂树斌的领导回忆，当天聂树斌是正常上班的。

工厂离案发地5公里，骑车到那得20分钟，而工厂的下班时间恰是5点，聂树斌无论如何也无法在5点赶到案发地。

当初，办案人员为了查清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也曾拿走了聂树斌的考勤表，可那份考勤表至今仍未归还，这份极为重要的证据也没有出现在卷宗里。

最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山东高院认为聂树斌案证据不充足不准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嫌疑，建议最高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2016年，最高院做出了判决：认为聂树斌被捕只是因为有群众反映他疑似凶手，办案机关并没有掌握确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并且考勤表的缺失和办案前5天的审讯记录缺失，违背了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供词前后矛盾、反复不定，不能排除诱供的可能，所以宣判聂树斌无罪，并判决给与聂家268万的赔偿。

这一天距离聂树斌被枪决已经整整过了21年，对于这迟来的正义，张焕芝说：“正义最终还是来了，可我儿子的命没了，你问我说这21年值不值？我儿子的清白还了，回顾这21年，我觉得值。”

聂树斌案，注定会成为中国法治道路上的里程碑，但又何尝不是“耻辱柱”呢？

在聂树斌案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大恶”，也看到了隐藏在人性中的“大善”。

在这段追求正义的漫长岁月里，马云龙丢了工作，李树亭没了头发，而郑成月也重病缠身，于2022年5月5日离世。

生前，他和聂树斌的姐姐通话时说：“我活不了多久，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

正是因为有无数个“郑成月”，才让正义的光穿透了那片被黑夜笼罩的厚厚的青纱帐。

2018年，聂树斌的父亲也离世了，走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让老婆将儿子的清白判决一起烧给他。

一年又一年，每当张焕芝坐在村里的大树下，眺望着远方，她仿佛总能看到儿子骑着那辆蓝色的自行车穿过那片郁郁葱葱的青纱帐。

司法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句话也永久地地回荡在这片平静安详地青纱帐。

参考资料：

[央视网2016-12-10]《今日说法》 20161210 “聂树斌案”十年调查https://tv.cctv.cn/2016/12/10/VIDE4MICv9f5kVNxvs2lKbSa161210.shtml

[央广网2016-06-08]聂树斌秦最早报道者回忆:铁秦如何变成疑案http://m.cnr.cn/news/20160608/t20160608_522356842.html

综合聂树斌、郑成月、李树亭百家百科资料，视频等整理文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