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回忆录中为何要提到一个空投司令？他找到了能推卸责任的人

文强 图片来自网络

在淮海战场上，杜聿明和文强在空投物资数量很多，得到的却很少这个问题上都存在疑惑。

因为无论怎么计算，负接收空投物资的文强得到的数字都无法与南京那面提供过来的数字对应上，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为此，文强特意找到杜聿明表达了担忧。

他的判断是，被困在徐官庄战场上的部队之所以才得到了空投物资的三成，定是南京那里负责空投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空投司令”出了问题。

据文强在其《口述自传》中说，杜聿明并没有认可他的担忧。

按照杜聿明的说法，这位“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着他打过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既然杜聿明都说了这位“空投司令”没有问题，那文强也只能选择相信。

直到杜聿明和文强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后，在“高俘团”见到了那位“空投司令”穿着华野的军装来探望二人时，二人似乎明白了一切：由这个人来担任“空投司令”，他们被围困在陈官庄时还能得到三成补给就已经不少了。

但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并没有明确说出这位“空投司令”的姓名。

后人据《口述自传》透露出的一鳞半爪，推测出这位“空投司令”就是策动了蒋军伞兵三团和辎重汽车二团起义的段仲宇。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还真的未必。

那些投诚、被俘的原蒋军将领们写了太多的回忆录，这其中固然不乏对有些历史事件的忠实记载，但同样也夹杂了他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个人看法。

这种个人看法，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观点。可观点，就一定是事实吗？

就从文强《口述自传》中所描述的杜聿明对这位“空投司令”身份的描述，就有很多不实之处。

据段仲宇的履历显示，他曾经在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军务处担任过科长、处长。

段仲宇进入中国驻印军的时间是在1944年，而杜聿明在滇缅路作战的时间是在1942年。

况且，中国驻印军并不是归杜聿明指挥的，二人相识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但要说段仲宇在滇缅路跟着杜聿明打过日军，就属于误记。

因为1942年的时候，段仲宇刚从陆大毕业，留校担任教官。

再来看在解放战争时期，段仲宇在蒋军中的职务。

段仲宇在驻印军仅待了一年，回国后担任了侍从室二组上校参谋，于1946年初离职后短暂担任第6战区獨立炮兵第四团团长（毕业于黄埔9期炮科）、“国防部”五厅科长、副处长等职后又在军事参谋团中任职。

1948年，段仲宇回国，并于1948年9月被任命为联勤总司令部徐州第十一兵站少将分监。

可段仲宇仅在徐州第十一兵站少将分监的职务上待了一个多月就离职了，原因是遭到了第7兵團司令官黄百韬的排挤。

一气之下，段仲宇回了南京。

黄百韬之所以要排挤段仲宇，原因倒也不复杂。

因为在蒋军的联勤体系中，兵站分监对应的是整编军，也就是后来的兵團级。

一来这个位置是肥缺，二来，这个位置又是制约着兵團战斗力的关键一环，无论从以上任何一个方面来考虑，黄百韬都要把这个位置安排上自己人。

这件事儿对段仲宇来说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段仲宇无法掌握第7兵團的动向。

说它是好事，是因为段仲宇那时并未入党，如果继续和黄百韬兵團在一起，很难保证他不会被困在碾庄。

1948年11月，段仲宇回到南京，随即被任命为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后又加委为京沪、沪杭两路运输指挥官。

说了以上这么多的目的，是要证明在淮海战役期间，段仲宇根本就无法担任那个“空投司令”。

因此，文强在《口述自传》所说的和杜聿明所疑惑的，他们之所以在被围困在陈官庄期间只得到了空投物资的三成都是因为段仲宇担任“空投司令”而造成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更何况，杜聿明和文强又是如何知道这位“空投司令”是段仲宇呢？

图片来自网络

难道就因为段仲宇担任徐州十一兵站分监的原因吗？

如果仅是因为段仲宇曾经担任徐州十一兵站分监司令，就单方面认为这个“空投司令”是段仲宇，就过于武断了一些。

从常理来说，杜聿明和文强的推测倒是没错。因为这个空投补给任务确实也应该由徐州的联勤总监和分监来完成。可段仲宇在1948年11月就已经改任他职了，已经与淮海战场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说，段仲宇利用其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京沪、沪杭两路运输指挥官的权力，迟滞了把物资运往南京的大教场机场的时间，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要说段仲宇能够影响空投的数量，则几乎不可能。因为担负空投任务的并不全是蒋系空军，还有陈纳德的运输公司。

后来之所以全部使用蒋系空军，是因为陈纳德的运输公司收费太高了。

杜聿明在离开徐州南逃之前曾下过命令，部队只携带7天粮弹，沿途不补给，部队到达阜阳后再补给。

按照距离徐州到阜阳的距离，携带7天粮弹倒是够用了。可由于杜聿明的逃跑计划一再受到蒋氏干扰，终于在陈官庄地区被华野包围了。

得知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在陈官庄地区嗷嗷待哺，蒋氏自然是心急如焚。

要想让中原地区仅存的这一支精锐保存下来，只有采用空投补给这一条路。

为此，蒋氏动用了其全部资源，以空军两个运输大队、包括陈纳德等三个空运公司的所有运输机全部参加空投，其空投物资数量之多，动用人员之广是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这么大的一次空投行动，究竟是由谁来负责呢？

负责人是联勤总部运输署长赵桂森。

赵桂森是蒋氏的亲信，曾经担任过侍从室一处二组组长，联勤总司令部成立时担任参谋长，在此次空投时担任联勤总司令部运输署长。

那么，赵桂森是这个“空投司令”吗？

很显然不是。

一来赵桂森是中将军衔，二来赵桂森在1949年跟着蒋氏逃到小岛上去了。

由于这次空投行动涉及的人员、单位、品种、数量过于庞杂，整个大校场机场乱成一团，赵桂森就把一个叫陈可的分监司令调来担任指挥官。

在解放战争进入到1948年的时候，由于我军采取主动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蒋军只能龟缩防守，各地区间的水陆交通均被我军截断，无法补给。

故而，蒋氏命令联勤总司令郭忏在南京、上海、青岛三地各设一个空运指挥部，以联勤分监司令级别的军官担任指挥官。比如青岛的联勤第9分监部少将分监邱耀东就兼任了青岛的空运指挥部司令。

因此，在南京指挥空运的“空投司令”或者叫“空运指挥官”，应该就是这个叫陈可的联勤分监司令。

可遍查资料，也没找到这个叫陈可的联勤分监司令的履历。

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时任联勤总部运输署空运勤务司中校副司长的程藩斌是这个“空投司令”。

但可能性不大，程藩斌仅是一个中校，军衔太低，级别不够。

可别看程藩斌的军衔低，但他所处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图片来自网络

在他担任空运勤务司中校副司长后，共组织并参与了3次空投行动：

一是，给在碾庄圩被围的黄百韬兵團空投。二是，给在双堆集被围的黄维兵團空投。

三是，给在陈官庄被围的杜聿明集团空投。

可这3次空投，没有一次能解救得了被围者。

在黄维兵團覆灭后，有人就拿程藩斌开玩笑，说是你前给黄百韬空投，后给黄维空投，这就属于“前亡后亡”，空投到哪里，哪里就“亡”。

因为南方有些地区说话“黄、王”不分，这才有了这个笑话。

那么，在陈官庄的空投，数量差距如此之大，蒋氏就没有想办法解决吗？

对此事，蒋氏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既然“国防部、联勤总部都解决不了这个麻烦，那就派军务局（原侍从室）直接插手此事。

于是，在蒋氏的命令下，由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蒋氏次子和程藩斌组成的三人小组坐上了飞机，飞临陈官庄上空，现场指挥空投。

可结果一样，仍然没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造成蒋军在陈官庄战场上空空投物资数量和得到数量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应该有三个：

一是气候的原因。

关于在空投时陈官庄战场上空气候恶劣的事情，在文强的《口述自传》中是有记载的。

由于空投现场狂风大作，造成空投物资飘向了华野阵地，以至于损失惨重。

但恶劣的气候并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把空投的损失全部归咎为气候问题，是不客观的。二是华野阻击部队对空射击的原因。

这一条，恐怕是蒋军空投物资损失惨重的根本原因。

蒋军空军在抗战时期是有不错表现的，甚至有过多次不惜驾机与敌同归于尽的壮举。可那是抗战，对手是外敌，而在淮海战场上，蒋军飞行员是没有抗战中的那份心气的。

因此，当华野阻击阵地对空射击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勇气降低高度。

空投的高度越高，准确性自然就越差，空投的物资飘落到华野阵地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是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

往陈官庄阵地上空投物资的数量过于庞大了，需要给30万人提供后勤补给。即便蒋氏动用了全力，恐怕也满足不了前线的需要。

这也是蒋军往陈官庄杜聿明集团空投物资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以上三个原因是主因。

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除此之外，也会有一些其他原因影响了蒋军的空投。

比如潜伏在蒋军内部的地下党故意延误运输时间、以次充好，甚至把用泥土替换粮食等事情，也应该是有的。

同时，蒋军内部的一些人也有借机贪腐的行为。种种原因造成了蒋军在陈官庄战场空投物资越来越少。

在这种局面下，即便段仲宇真是蒋军的“空投司令”，恐怕他在蒋军各路大员都在紧盯着陈官庄空投现场的情况下，也不敢真的让蒋军飞行员们把物资往华野阵地上扔。

何况，段仲宇对蒋系空军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就更不要说参与空投的还有陈纳德的运输公司了。

既然如此，那为何杜聿明和文强还要把这个“功劳”安在段仲宇的身上呢？

这就不得不说蒋军将领们的一种思维惯性了。

每逢失败，他们先做的并不是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习惯性的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本能。

对于二人来说，这个“空投司令”究竟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能够推卸责任的人。

本文结束前，作者弱弱的提个问，在大家看来，文强口中的这位“空投司令”，究竟是段仲宇、陈可、程藩斌呢还是另有其人呢？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