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写信给毛主席?”这个问题,59年庐山会议上和会议后,有无数人向彭德怀提起过。比如黄克诚一上庐山,看过彭德怀的信后,就一脸严肃地对彭德怀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这么多年,彼此了解应该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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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在土地革命战争早期,就有个“黄老”的外号,不是因为他年纪大、资历深,而是他老爱提意见。可是他这样老爱提意见的人,都觉得彭德怀的信写的不妥:其中的观点意见他是赞成的,但他认为写法不好。
在写完信、交上去引来强烈反应后,彭德怀也意识到出大问题了。于是他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做了些笔记,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
彭德怀表示,自己写给毛主席的信,是为了将接触到的各方面材料,通过自己的视角展现给毛主席看。彭德怀的上书内容,主要就是关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当然也提到伟大成绩)。他指出自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和某些个别政策中,存在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且“不平衡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
彭德怀认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很容易对建国以来的大好建设局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当时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出现了一种“无人售货”的潮流。很多人想不到吧,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无人售货都做不到众所周知的普及;那时建国不到10年却也有,还成为一种风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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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售货”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大跃进”。彭德怀指出这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特别是北京市区和郊区,比比皆是;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单位等,只要采取无人售货模式,没有一个不赔钱的,少则赔数千,多则赔上万。
有些反映自己单位经营得不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在那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仅凭书写文字来告知来往人群,这是自己拿货、自己放钱的商店,现实吗?如此经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纯粹是给职工群众做福利了。
即使到今天,无人售货也难以推广,更何况当时;因此建国初期的无人售货,纯粹是瞎折腾,致使有关部门和团体,背上不必要的负债。彭德怀说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脱离实际,“实际上也是离开物质基础的抽象的社会观,忽视社会待遇的实际差别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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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承认自己写信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我想把这些问题用写信的方式,大纲式的写给毛主席做参考。当时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把此信印发给与会同志,如果想到的话,我一定会尽可能斟酌和分析一下。”
彭德怀提过把信收回,不要下发了,这信是自己仓促写成的,有些没有完全写明本意,还存在些不太符合逻辑的地方。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仓促写完、又立即交上去?
彭德怀说听到15日要闭会了(实际后面还要开中央全会),大跃进的问题还没讨论好,于是12日上午去找毛主席,想要谈谈。结果没见成,毛主席刚睡下;13日晚上,彭德怀就写出那封信,在14日送给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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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认为,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说都是应该的,并表示有不同意见不应该隐瞒,有错误公诸讨论也是应该。后面的“有错误公诸讨论”,既是指自己指出的那些问题,也指自己这封信带来的问题。这算变相服软和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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