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发生在“天堂”杭州的灭门惨案，100小时警方破案

一、第一个走进凶案现场的人

2007年8月17日午后2点，陈徽妹开着她的黑色欧菲莱斯轿车驶进杭州大关东九苑小区，将车子停在19楼的楼下，然后锁车，上楼。

杭州大关东九苑小区

陈徽妹习惯性地提前掏好了钥匙，当她亦如往常那样将钥匙插进锁孔里时，感觉钥匙在锁孔里遇到了异样：她的钥匙只进到一半就进不动了。

她对这样一件突兀出现的事实只是诧异并无不祥之感，她拔出来钥匙，查看一下：没错啊，是自家房门的钥匙啊！她再次将钥匙插进去，仍然是插到一半就插不动了，也就是说，锁孔里有什么东西堵住钥匙道了！莫非姐姐和姐夫他们昨晚回来把钥匙断在里边了？她这个时候回来是因为开酒吧的她每天都是晨昏颠倒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晚上是从早上开始。也就是说，中午的这个时间，她以及同在酒吧工作的姐姐和姐夫都应该才刚刚睡醒。

她敲门，屋里没人应。这倒令她有了一些怪怪的感觉。因为，她捅了半天门了，按说里边早该有反应了，可是，连敲门都没反应，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呢？再敲，还是没人应，她的心里就有些发毛，但转念一想，也许姐姐、姐夫带着外甥女一起出去玩了呢。

这样一想心里就释然了。

她找来修锁师傅，将断在防盗门里的钥匙弄出来，她谢过修锁师傅，然后，把门打开……

没过一会儿，邻居们就听见了陈徽妹的惊声尖叫和哭喊……

她是第一个走进姐姐、姐夫和小外甥女一家三口惨遭杀害的凶案现场的人。

二、现场，现场，现场

报警电话打过来时，杭州拱墅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余伟青正在警队的会议室召集侦查员们商量第二天到朱家角休养的事儿，以缓解一下大伙长期办案累积的疲乏。得知大关一家三口被害的消息，余伟青马上率侦查员们赶赴案发现场。

同一时刻，杭州市公安局宣传处正召集杭州新闻媒体负责政法线的记者们在拱墅分局院内开一个座谈会，闻听消息，记者们就蜂拥而至赶到案发现场，座谈会改成了案件现场新闻发布会，但侦查员没有更多的东西告诉记者。在现场情况还没有理清楚、案情一点眉目都没有的情况下，杭州一家三口惨遭杀害的灭门惨案的消息已铺天盖地发了出去。这无形中给办案的侦查员增加了压力。

拱墅分局民警

现场主卧室的床上很零乱，衣服和床单五花大绑着一具女尸，女尸的旁边是一个小女孩，上衣开露，手也是被反绑着。床头到门边处有一具男尸，手脚均是五花大绑，脚跟够到门口，在床单延伸出去的门厅，有一盘点着了但未燃尽就熄了的蚊香，地上泼着汽油，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煤气味，煤气阀是被打开着的。现场分析，犯罪嫌疑人是想在他们安全脱离这间房子后，让蚊香的微火点燃地上的汽油再引爆屋子里越聚越浓的煤气，以销尸灭迹，使整个的作案现场都毁于一场爆炸中，让警察无从下手。幸亏蚊香没有按犯罪嫌疑人预设的那样燃到尽头，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大关东九苑小区，不但是天堂之城杭州最大的一个小区之一，而且从技防和人防上都是很好的，小区24小时有保安，进门有人登记，各个路口有电子监控。这么大的小区发生三人灭门惨案，影响特别恶劣，省市领导一遍又一遍过问，侦查员们面临重重的压力。

法医和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地勘查，在杭州史上最热的几天里，即使尸体勘验完毕拉走以后在房间里工作的技术人员们仍不敢用空调，怕对现场和现场遗留物特别是指证犯罪的证据有一丝一毫的破坏。

侦查员反复看监控，一遍一遍回放，查重点的时间段，都有什么人出入小区，他们发现两夫妻和小孩从大门进来的时间是凌晨3点17分。

同时，警方对死者夫妻俩，和她妹妹的社会关系做了细致的调查。发生凶案现场的房子租住人是陈徽妹，安徽宣城人，在杭州打拼已有好几年了，她开着几个公司，除了两个酒吧以外，还有一个棋牌房、两个商场、一个酒楼。一年前，陈徽妹负责的酒吧缺人手，她就把姐姐、姐夫从安徽老家叫来，不久前姐姐10岁的女儿琪琪放暑假来到杭州，一家人就住在大关这间租来的房里。夫妻俩社会关系很单纯，来妹妹这儿，上班，下班，回到租住房。陈徽妹就比较复杂一些，无论是交往的人员还是经历，尤其是生意往来过程中与人结下许多的矛盾。

警方在调查中还了解到陈徽妹平日为人比较张扬，花钱比较大手大脚，分析犯罪嫌疑人针对陈徽妹侵财的可能性最大。而了解她认识她的人，可能她不认识人家，比如公司的职员会知道她很有钱，警方对这几块进行细致的梳理摸底的同时，重点进行现场论证，从作案现场的情况看，应该不是一个人所为，最起码应是两个人作案。

从杀人凶残和老练的程度看，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有过前科的人干的。

在现场，警方提取了一个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瓶，分析认定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使用过喝过并遗弃在现场的。

侦查员按瓶子上的批号进行查找。技术员在现场的拖把上还发现了一枚指纹，那只拖把是用来支撑挡在玻璃窗上的棉被用的，分析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潜入房中等候窥视当中，怕外面人发现，将一床棉被挡在玻璃窗上作为掩体……

8月20日，侦查员调查到陈徽妹的一个酒楼有个棋牌房，在棋牌房打工的里面有四个人是有前科的。

警方就把这几个有前科的人分别找来，一一问询，主要是想从时间上核实。胡玉营就是在这个时候浮在了警方的视线里。

胡玉营，男，25岁，河南省伊川县人，身高1.78米，1999年因绑架罪被判入狱13年，2006年8月从青海获释后到杭州打工。

面对警方的询问，胡玉营显得比较镇静。问他去没去过陈徽妹家，他说没有去过，问他发案当晚他在哪儿，他说在绍兴路跟女朋友一起租住的房子里睡觉，并说那天他的女朋友没有回去，他一个人睡在家里。这一回答给警方在时间上的核实造成困难，警方觉得胡玉营有重大疑点。

通过侦查，民警发现胡玉营在案发后的凌晨5点多钟曾到过杭州北站，这个时间正是作完案之后。

同步的调查迅速展开。在胡玉营工作的棋牌室的休息间，侦查员发现了跟现场同一批号同一个日子生产的农夫山泉水瓶，警方通过厂家了解到，这同一批号的矿泉水一分钟生产300瓶。

经DNA比对，遗留在现场的农夫山泉水瓶正是胡玉营喝过的。

将胡玉营的指纹与现场提取到的一枚指纹进行比对，恰是胡玉营的。审讯胡玉营的时候，他很快就把另一个同伙供了出来，即他在青海的狱友王清波。

三、惨案是怎么发生的

杭州警方先是去王清波的户口所在地新疆抓捕王清波，后来线索显示王清波在青海西宁。警方就从新疆飞赴西宁。在去抓捕王清波之前，警方从胡玉营那儿了解到，王清波1994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2006年获释。

最后，警方在西宁王清波跟他女朋友租住的房屋里将其抓获归案。

8月23日，在从西宁飞往杭州的航班上，空姐一看见王清波被带上飞机就追着押解的便衣警察问：“是不是大关的案子破了？我就住大关，这么快就破案了！”

在审讯王清波的时候，王清波向警察要了根烟，开始讲自己的犯罪经历。

“我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坐了14年半，减了几次刑，去年出来的。”

我先到广西开店，挣不了多少钱，就从广西回来了。这时候，胡玉营打电话给我，要与我做玉石生意，让我拿样品到杭州跑一趟，我就来了。胡玉营见我之后说，他跟女朋友一块住，他领我到下边的旅馆开个房间住。他问我这段时间怎么样，我说不行，然后，他就提起这件事，说他知道一个女的，开了个酒吧，挺有钱的，咱拿她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正好我也需要钱干点啥，我那时一直在想，买上一台玉雕机我自己搞来料加工，租个小门面，卖点玉器，一台玉雕机四五千块钱，一套下来得一两万元钱。我当时问他，你打算咋弄。他说，跟着她到她们家去，把她们绑起来，这么个事情必须把人做掉！我说不行，你要把人做掉事情太大了，肯定追查得没完没了。他说都准备好了，弄点汽油，到时火点着把痕迹全烧掉了，查不出来。说真的，杀人的事我真的不想干。可是，我来了，他说啥都安排好了，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去吧，总觉得好像也不太好，等于说是一个秘密一样，他预谋策划案底已经让你知道了，你要是不去的话你怎么脱身？也没办法说不去，就去了。”

玉雕机

“你们怎么进的屋？”民警问王清波。

“胡玉营说他有钥匙，我问他哪儿弄的，他说你别管了。一进门，我们看了一下，这边照片是一家三口，那边是两口人，我就跟他说，这不行，这一家里边人多，他看了看一家三口，他说好像不是这个女的，怎么不像呢，是不是搞错了？他又看了看旁边那卧室里的照片，他说是这个女的。我说你看看这一个屋子一个电视机，家里边不是这两口子，人多，最起码五口人，这肯定搞不成，如果真的五个人进来，咱们俩根本就不行。

他说咱藏床底下。我们就在床底下呆了一会，闷得慌，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也心慌，总归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胡玉营在窗子那儿看着，突然他说来了来了。我问他几个人，他说3个。我藏到了门背后，他可能就去了卧室，人家开灯，他就用刀子把女的抵上了，我看他动手了，我就把那男的推倒了，三个人都喊，我跟那个男的说，你们不要喊，我不会伤害你们的，他们就再不吭声了。胡把那个女的捆起来了，我看着那个男的，男的一个人面朝上躺着我翻他翻不过来，他捆完女的过来把那个男的翻过来我们一块捆。他把那男的做掉了之后，我想已经这样了，只能这样了，可是，我下不了手。他进来说你怎么把她们两人还没做掉，我说算了吧，走吧。他说不行，已经这样了，你快点吧，马上天亮了，人就快回来了。当时我紧张，再一个想他已经把人弄掉了，我不弄也不行，现在我后悔，当时自己走掉多好。他一遍一遍催，我就勒那个绳子，女的脖子不动了，他把那男的拖进来，他一看小孩子坐在那里，他就又催说，小孩子快弄掉。我用手掐，一掐小孩子不动了，松掉手小孩子又动，我说，算了，我的手疼得很，我再不弄了，我手使不上劲。他说，你快点，我这边已经布置好了，不行你拿根绳子把她的脖子系上，我那时真是鬼迷了心窍啊，拿绳子就把小女孩系上了……”

王清波说话的时候不抬头，他的目光盯着他的十根手指，一遍又一遍地绞缠着。

“把人做掉之后，我到宁波给胡玉营打电话，我说你也走吧，换个地方住，事情太大了。他说我到哪儿去？”

“没事儿。”停顿了一下，王清波继续说，“被抓是早早晚晚的事。我现在想，上次判死缓，还不如当初一枪就把自己打死了就得了。我的一生就这样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