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移动视域下的北魏度斤镇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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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魏神䴥三年（430），漠南高车叛走。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叛乱后设置度斤镇，监护作用尤为明显。因史料阙失，度斤镇成了孤立的地名，其地理位置、始置年代、得名由来及历史作用都不得详知。隋初“度斤旧镇”与周边地点存在对应关系，结合考古报告，推知北魏度斤镇是今二份子古城，东邻武川，西接怀朔，三镇强弱相兼，控扼阴山孔道，肩负防御柔然的使命。北魏以“度斤”冠名军镇，可置于北族地名移动的背景下理解。“度斤”即“都斤”，为阴山胡名，源自漠北“于都斤山”，与陇西“度坚山”同在北族南迁的路上。阴山作为漠南诸族共奉的地神山，同时也是拓跋部“阴山却霜”之俗的祭祀对象。魏末，度斤镇在六镇叛乱中毁于兵燹，原有的监护和防御功能丧失；隋初，“度斤旧镇”更名为“通汉镇”，意味着该地名的北族色彩正式消亡，折射出北境诸族逐步融合于华夏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北魏 度斤镇 地名移动 阴山却霜

北魏六镇叛乱及六镇本身皆是北朝史研究的核心话题，受到学者普遍关注。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北魏六镇建制及部族处置、六镇豪酋社会等重要问题上，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囿于现有史料详略不一，既往研究多围绕六镇展开，对史料较少且地位略低的从属军镇则深入不足，度斤镇即其例。北朝文献关于度斤镇的记述甚少，这个镇名却屡现于出土墓志中。此前的研究未能触及“度斤”的词源，该镇地理位置仍很模糊，始置年代不详，更逞论其在北镇体系中的作用了。随着考古学界对北魏阴山古城遗址的发掘，细化相关研究已成为可能。且“度斤”一词随北族南迁而来，必有特定内涵。因此，本文结合考古报告，考订度斤镇的确切位置，推算其始置年代，并从地名移动的角度赋予“度斤”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一、北魏度斤镇的地理位置

北魏元氏墓志中，有一方题署为“魏故使持节平北将军恒州刺史行唐伯元使君墓志铭”，墓主是北魏平文皇帝的六世孙元龙，《墓志》详列元龙的家世情况：

祖讳阿斗那，侍中内都大官都督河西诸军事启府仪同三司高梁王。父讳度和，散骑常侍外都大官使持节镇北将军度斤镇大将平舒男。

赵万里、姚薇元等学者对《元龙墓志》都有关注，但均侧重于考订“阿斗那”的身份以及补全高凉王家族的世系，对度和任职的“度斤镇”少有措意。度和事迹不见于史传，北魏度斤镇是孤立的地名，有关其地理位置、始置年代等信息难得详知。牟发松对北魏军镇作过考订补充，指出度斤镇见于太武帝太平真君末年（440-450）至孝文初（471-477），方位在北镇一线。佐川英治据《隋书·北狄·突厥传》中的“度斤旧镇”，同样指出度斤镇是塞北边镇。度斤镇位于塞北的说法大体符合史实，但仍嫌笼统，有进一步探究的余地。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长孙晟劝说突厥首领染干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胡三省释“度斤旧镇”曰：“盖即都斤山，突厥沙钵略旧所居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都斤山”条：“在漠北。后周时突厥分三部，其中部木杆可汗牙帐居都斤山。隋初沙钵可汗居此，亦作‘度斤’。”顾说承自胡注，指出“度斤”与“都斤”同音异译，乃突厥可汗牙帐所在。吕思勉进一步指出，《新唐书·突厥传》中的“都斤山”，《薛延陀传》中的“郁督军山”和“都尉鞬山”，《回纥传》中的“乌德鞬山”与“度斤”系一音异译，皆即今之杭爱山。牟发松认为，胡三省的推测当是二者同音之故，但“都斤山”本名“于都斤山”，“都斤”系略称，为突厥可汗恒居之处，是时当为沙钵略之子都兰可汗所据。“都兰可汗”即雍闾，据漠北于都斤山；隋初南徙度斤旧镇的是突利可汗染干。可知突厥可汗恒居之所“于都斤山”与“度斤旧镇”地分南北，实非一处。这里需说明的是，一般语音对译，第一个字节不太省略，“于”字为何用省不常？岑仲勉指出，古人译音，择字不严，《隋书》作“都斤”，显是修书者误以“于”为表义，故从删削，非省略首字母之比。

上述说法大体承袭了胡三省的解释，指明了“度斤”与“都斤”存在对译关系，然度斤镇的确切位置至今莫定所在。护雅夫据《隋书》与《北史》的材料，考订出北魏度斤镇大致位于北镇一线以外的漠南地区。徐冲据《长孙忻墓志》所记“中山王”为“度斤镇将”，比照“中山王”元英在孝文帝时出任武川镇都大将的记载，推断度斤镇很有可能就是武川镇。但佐川英治否定此说，并多角度考证武川镇的北俗名称并非“度斤”，而是“贺侯延”，因侯延河得名。翟飞据《隋书》“度斤旧镇”距“伏远镇”南北百里的史料，指出伏远镇在今土默特左旗内，自此向北百余里，恰是大青山北麓的秦汉长城，由此推测度斤镇故址应是城滩城址。伏远镇作为一个据点，被置于范围偏大的土默特左旗内讨论，结论尚需斟酌。北魏度斤镇作为孤立的地名，欲考订其具体位置，就需依靠已知的且方位已定的周边地点，与之共同组成方位网格。循此思路，笔者根据近年来刊布的阴山北魏长城、古城调查报告，推定度斤镇与周边地点的对应关系，来判断其地理位置。

度斤镇与长城。按《隋书·长孙晟传》，沙钵首领染干徙居度斤旧镇，托庇于隋朝。隋朝“度斤旧镇”显然是相对北魏而言，染干居此后，改称“通汉镇”。《隋书·酷吏·赵仲卿传》载：“（开皇）十七年，启民窘迫，与隋使长孙晟投通汉镇。”染干居此替隋朝捍边，觇候漠北动静，是以贼每来抄掠，朝廷皆有防备，染干由此招致都蓝可汗雍闾的报复：

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雍闾大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长城下。

这场奇袭战透露了“度斤旧镇”的位置，它并非深处漠北腹地杭爱山附近，而是在漠南长城的外侧。北魏时在阴山先后修筑的长城有泰常八年（423）长城及六镇长城。那么，度斤镇背靠的究竟是哪段长城呢？《北史·王慧龙传》载王慧龙之子王宝兴曾出塞前往度斤镇：

及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没官。宝兴亦逃避，未几得出。卢遐妻时官赐度斤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

王、卢两家姻娅相联，卢遐妻系崔浩女，两者所生女后适王宝兴，卢遐后妻又是王宝兴的从母。因受“国史案”牵连，卢遐妻被赐给“度斤镇高车滑骨”，王宝兴避难后复出，尽卖货产，亲自出塞将其赎归。传统的塞内塞外以秦汉长城为界，但此时阴山存在两条东西走向的长城，一条是地处阴山中部的秦汉长城，另一条是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为抵御柔然入侵，在战国赵北长城的基础上所修，位于阴山南麓，即“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北魏六镇多沿泰常八年长城而置，王宝兴出塞穿越的当是这条长城。

北魏六镇长城同样是为抵御柔然而筑。《魏书·高闾传》载北魏太和八年（484），高闾上表建言：“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可知六镇长城在泰常八年长城之北，是六镇的北部屏障。据调查报告显示，北魏六镇长城分为南线和北线。周杨进一步指出，六镇长城南线的视域范围覆盖了六镇镇城，而北线的视域范围主要是面对广大的北部地区。《隋书·袁充传》载袁充媚主：“通汉镇北有赤气亘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这表明通汉镇（度斤旧镇）以北的突厥之地即其视域范围。同时，染干居度斤旧镇监控漠北，亦表明其视域范围覆盖了北边且视域条件较佳，六镇长城的北线正好可供依托，这道长城应是雍闾偷袭染干时的交战之所。由此观之，度斤镇背靠六镇长城的北线。

度斤镇与伏远镇。前述隋初雍闾偷袭染干，双方大战于长城下，这场偷袭战的结果是：

染干败绩，杀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与晟独以五骑逼夜南走，至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乃相与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其怀贰，乃密遣从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染干见四烽俱发，问晟曰：“城上然烽何也？”

从事态来看，因战事突发，染干事先毫无防备，以致损失惨重，兄弟子姪并见杀害，部众亡散，在度斤旧镇已难自处，只好连夜仓皇出逃，南奔百余里，抵伏远镇城下。《读史方舆纪要》“乐宁镇”条称：“伏远镇，在府西北，亦周、隋时戍守处也。”“伏远镇”亦作“服远镇”，《隋书.于仲文传》载开皇二年（582），于仲文统军北击突厥：

明年，拜（于仲文）行军元帅，统十二总管以击胡。出服远镇，遇虏，破之。斩首千余级，六畜巨万计。于是从金河出白道，遣总管辛明瑾、元滂、贺兰志、吕楚、段谐等二万人出盛乐道，趋那颉山。

自服远镇可分两道出塞：一条是于仲文大军所经路线，出伏远，溯金河，出白道。隋大业三年（607），隋炀帝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沂金河，幸突厥启民可汗牙帐，与于仲文行军路线相符。另一条即盛乐道，位置在白道以西。地名“服远”源自王莽时的受降郡“远服县”。《水经注疏》：“秦始皇十三年，立云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县曰远服矣。”王莽时的远服县治，即北魏时荒干水河畔的云中城，隋时的伏远镇。隋《冀州图经》载：“云中（城）周围十六里，北去阴山八十里。”染干在度斤旧镇被袭后，南奔百余里至伏远镇，则与北魏云中城至阴山腹地的距离相当。据此逆推，度斤旧镇在阴山北麓。

度斤镇与黄河。《北史.王宝兴传》中的“度斤镇”，点校本《魏书》作“度河镇”，中华书局修订本《魏书》出“校勘记”，以“度斤镇”为是。“河”或因形近之故讹作“斤”。度斤镇南抵黄河，雍闾偷袭染干后的动向即为明证。《隋书·北狄·突厥传》：

雍虞闾与玷厥举兵攻染干，尽杀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

蔚州在大同东南，州治灵丘县。《读史方舆纪要》“灵丘县”条：“开皇十九年突厥都蓝可汗击败别部突利于长城下，入蔚州，即此。”《隋书·地理志》“雁门郡·灵丘”条：“后周置蔚州······大业初州废。”雍闾从度斤旧镇入蔚州，地即雁门，黄河横亘其间。

度斤镇与夏、胜二州。染干败亡后，度斤旧镇被雍闾所据，因地利之便，雍闾经常南下劫掠染干的部众。《隋书·北狄·突厥传》载开皇十九年（599）十月，染干率众转徙河南：

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是时安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雍虞闾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遂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

染干妻义成公主，居朔州大利城，招徕部众，归者甚多，由是招致雍闾抄掠，隋炀帝遂诏这些部落入塞。染干后上表陈谢：“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阴山转圜空间狭小，染干分徙部众只能是作短距离的转移。原先在度斤旧镇崩散的部众入塞，近则长城，远则白道。当雍闾再次侵掠塞内诸部时，染干不堪其扰，隋炀帝复令转徙河南，遍布夏、胜二州间，阻河为固。

综合上述地点与度斤旧镇的对应关系，可以推定度斤镇在阴山北麓、六镇长城外沿。现存遗址中，唯有固阳县城圜圗古城及武川县二份子古城处于六镇长城拱卫之外。其中，前者已正式被学界确认为怀朔镇。那么，武川县二份子古城是否为度斤镇遗址呢？

周杨认为二份子古城在六镇一线整体设置前及初期可能是武川镇城址。“武川”之名晚出，北魏皇兴四年（470），献文帝大破柔然后改“女水”为“武川”。武川所扼白道是云中通往漠北的第一要道，北魏早期或已遣将置镇。张文平指出，“女水之战”前，这一区域归云中镇管辖，“女水之战”后，北魏在女水之滨设武川镇，云中镇则完全退缩于大青山以南，女水是今希拉穆仁河的上游召河，南岸的希拉穆仁圜圗古城即武川镇城址。楼劲肯定“武川镇本名云中”之说，认为其合乎太武帝时来大千“镇云中，兼统白道军事”等记载，因武川镇游防不定，其镇城早先可能位于白道南口一带，献文帝得胜改名后，镇城当已北移至碛口以南、白道以北某个开阔易守的河川地区。而二份子古城“西、南、北三面环山，北侧有山口直通达尔罕草原，东面是略有起伏的山谷地带，今省道即沿山谷呈东西向穿越古城”。据此，周说有以下问题：一、六镇整体设置前或初期，武川镇前身是白道南口的云中镇，二份子古城在白道以北，位置不符；二、武川镇有专名后，镇城当北移至开阔的河川地带，二份子古城逼狭且水文条件差，若为前期城址，“武川”得名便无着落。

周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出的二份子古城入塞最佳路径图显示，二份子古城向东越过六镇长城北线后，折南沿塞水河谷可抵达土默特平原。结合前述调查报告，可对雍闾偷袭染干的情形作大体估计：雍闾在北，沿北山通道南下偷袭度斤旧镇，染干首当其冲，旋即沿东面山谷退往六镇长城，双方大战于此。染干败绩，越长城南奔至伏远镇。二份子古城作为度斤镇城址，无论是地形道路，还是空间距离、地表山川与传世文献记载凿衲相合。北魏度斤镇居此，东邻武川，西接怀朔，三镇互为形援，控扼阴山南北通道，进退有余。

二 北魏度斤镇的始置年代

太武帝初年，北魏与柔然的军事对抗突然变得激烈。始光元年（424）八月，柔然可汗大檀闻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新立，率六万骑入云中，杀吏民，陷盛乐宫，事具《魏书.世祖纪》《蠕蠕传》。次年十月，北魏东西五道并进，大举北伐，大檀遁走。此后太武帝每岁秋冬北伐、西巡。这种反击策略效果显著，柔然渐失阴山冬季牧场，日后虽反复进出却不敢驻牧，大青山遂成空荒之地，这就为安置漠北高车降民提供了便利条件。

北魏神䴥二年（429），太武帝遣军北讨位于巳尼陂（今贝加尔湖）的东部高车，“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魏书·世祖纪》对高车降民的安置点有更详细的记载：“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原先，高车部落组织散漫，没有固定统领加以管理约束。所以，当北魏遣官镇抚时，高车新民自然感到不适，因而人情骚动，咸有怨言，准备叛逃漠北。《魏书·刘洁传》载其情形：

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洁与左仆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后，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习俗，放散日久，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吾自处之有道，不烦徙也。”洁等固执，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新民惊骇，皆曰“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将杀我也”，欲西走凉州。洁与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仆射安原悦拔城北，备之。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

“敕勒新民”即东部高车。神䴥三年，太武帝依刘洁等人计策，分徙敕勒新民三万余落于河西。这在高车降民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动，遭到强烈抵抗，局势失控。三月，云中、河西敕勒千余家叛走。四月，太武帝行幸云中，继而引发了更大的恐慌，敕勒万余落相率叛走。叛走者相继珍灭，但如何安抚未叛走的高车新民，成为摆在太武帝面前的棘手之事。

北魏延和二年（433），太武帝诏置五原镇。这是平定高车叛逃的善后措施。高车降民原先按地域划分为“东部高车”“北部高车”“西部高车”及“河西高车”。北魏设置军镇以后，这种称谓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某某镇高车”。《魏书·孟威传》载：“时四镇高车叛投蠕蠕，高祖诏威晓喻祸福，追还逃散，分配为民。”这里的“四镇高车”当是统称，具体名称例同“度斤镇高车”。《魏书·官氏志》称：“（魏）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可见北魏平定高车叛逃后，缘边皆置军镇，镇都大将职同刺史，建制犹如内地，叛逃者被追还后分配为民，“某某镇”随之成为降民的籍贯标识。

北魏国史案发后（450），崔浩女被官赐“度斤镇高车滑骨”。“滑骨”是“纥骨”的汉字音写。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载“嵇拔”本名“纥奚拔”，但南朝称之“滑稽”，正是“纥奚”的谐借。“滑骨”在碑文中作“斛骨”，《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阴列陪臣“宁南将军、殿中尚书、日南公斛骨乙莫干”。“滑骨”在史籍中亦作“护骨”，属于高车六种之一。《隋书·铁勒传》称铁勒种类繁多，其中有纥骨部。据此可知，“滑骨”“纥骨”“斛骨”“护骨”虽汉译有别，实皆为高车。“高车滑骨”即纶骨部，属于“帝之七族”。《魏书·官氏志》载献帝邻七分国人，“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

高车滑骨隶属“帝之七族”，部落主体戍守北境，扞御北虏，未随拓跋南迁。这样的部族即魏末元渊奏疏中提及的“仍防边戍”的“丰沛旧门”，魏兰根所谓“寄以爪牙”的“国之肺腑”。据元渊追忆，这些“亲贤”或“高门子弟”，早在北魏道武帝皇始初年（396-398）就已“拥麾坐镇”，防遏边竖。北魏孝明帝在“改镇为州”的诏令中，亦强调六镇镇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阔行间，备尝劳剧”。帝族“纥骨部”可谓拓跋部“牙爪”，乃道武帝时的“亲贤”，太武帝时他们还能获得官赐，但在北魏迁都后，逐渐沦落至地位低下的府户，与南迁“各各荣显”的“本宗旧类”地望悬殊。牟发松指出，制度化的北魏军镇就是从这种“拥麾作镇”逐渐演蜕而来，起初仅是军事占领，遣军镇守。可知太武帝是在道武帝以帝族、高门子弟为边戍的基础上，设置了度斤镇，初衷是监控高车降民及防御柔然，职能同于五原镇。因此，北魏度斤镇当与五原镇共同组建，始置于延和二年前后。

三 北族地名移动与度斤镇得名由来

田余庆在探讨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时，基于铁弗、独孤游动于黄河两岸的事实，从地名移动的角度考察了代郡东木根山的来历。北族地名移动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现象，以乌桓山、鲜卑山、赤山论，载籍所见就有多处，这与汉魏时鲜卑、乌桓四处迁徙，所到之处别立神山以为纪念有关。笔者从这些地名的移动中隐约感觉“度斤”与“于都斤”很有可能也是北族地名移动的一例。

“于都斤山”是漠北游牧民族尊奉的神山。《周书·突厥传》载：“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祭拜天神。于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岑仲勉指出，突厥未兴之前，于都斤山就已是北荒胜地，被游牧民族传奉甚久，不随一族兴衰而升降。据学者考订，于都斤山是萨满教中的“地神”“土地女神”，是游牧部落领地上的保护神。

北魏镇名一般与地名有关，度斤镇的设置表明周边有以“度斤”为名的地物。事实上，从北族名号中亦能感知漠南“度斤”的存在。《魏书·官氏志》记北方诸部有郁都甄氏，后改为甄氏。许慎《说文解字》列“甄”字“从瓦要声，居延反”，即“甄”读作“坚”。南宋庄绰《鸡肋编》载有一则与“甄”字读音有关的趣事：

甄彻字见独，本中山人，后居宛丘，大观中登进士第。时林滤为同知枢密院，当唱名，读甄为坚音，上皇以为真音，摅辨不逊，呼彻问之，则从帝所呼，摅遂以不识字坐黜。

可见“甄”的古音为“坚”，“郁都甄”即“于都斤”。《魏书·官氏志》列内入四方诸姓，由近及远依次排列，“郁都甄”前接贺兰，下续纥奚、越勤等部，贺兰驻牧意辛山，越勤在五原北的跋那山，郁都甄驻牧阴山。据《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曹魏太和二年（228），乌桓校尉田豫遣译使夏舍，诣轲比能女婿郁筑鞬部，夏舍被郁筑鞬所杀。同年秋，田豫出塞讨郁筑鞬部，大破之。姚薇元就曾怀疑“郁都甄”乃是“郁筑鞬”的汉字异译，可谓眼光独到。事实上，“郁筑鞬”“郁都甄”皆为“于都斤”的同音异译。

北魏前期，有相当多的拓跋贵族以“于都斤”为鲜卑本名。《北魏文成帝南巡碑》中所列“顺阳公直勤郁豆眷”即《魏书》所载被乙浑杀害的元郁。《南齐书·魏虏传》载北魏宗王元嘉的鲜卑本名为“郁豆眷”。据《北周上蔡公夫人裴氏墓志》载，裴氏丈夫元荣兴的曾祖名为“羽豆眷”，为黄龙镇大将。元郁以“羽林中郎”起家，其弟“初以羽林郎从世祖南伐至江”，元郁或生于太武帝初年，而元嘉是太武帝孙。除北魏宗王外，其他北族亦有以“于都斤”为名者。罗新指出，匈奴单于“于除鞬”、柔然可汗大檀弟大那之子“于陟斤”、宇文泰祖先“逸豆归”、慕容永西燕政权中的大小两位“逸豆归”、厍狄干曾祖“越豆眷”等，都是“于都斤”在北族中的其他译称。这些用例表明，自匈奴以来，塞北诸族广泛流传着以神山“于都斤”为名的取名风尚，拓跋部曾长期滋息于代北，与他族共生，亦浸染这种习俗，乃至定都平城后，风习仍未改。

这股取名风尚延至魏末，六镇边戍犹有遗风。据《周书·文帝纪》载，宇文泰之子宇文达的鲜卑本名为“度斤突”。周一良注意到，宇文泰诸子胡名下咸缀“突”字，“突”字似乎能独立成义却未有考释。卜弼德根据宇文泰长子宇文毓因“生于统万城”而得名“统万突”之例，遂将“突”释作“生”或“产”。罗新从阿尔泰语语序出发，结合鄂尔浑碑铭，考订出“突”字大致有统治、控制、获取等词义。中华书局修订本《魏书》“度河镇”条出校勘记，认为“度斤突”当取自镇名。宇文毓的胡名取自出生地“统万”，但宇文达并非出生于度斤镇，胡名“度斤突”不是循例而得，它仍是北族以神山为名风尚的延续。不过宇文泰家族世居武川，宇文达日后受封代国公，隐约透露出“度斤”与代北的联系。

北魏以来长期以“于都斤”为名的取名风尚是否暗示着漠南真实存在“于度斤山”？

清人张穆在《蒙古游牧记》详叙漠南山川名胜及历史沿革，卷五“乌喇特”条载：“按自乌喇特之西北，迤逦而东，以至于归化城东北，虽土名不一，实皆古阴山。”易言之，古阴山存在众多土名，随地而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阴山有数名，亦作“金山”。隋初阴山被称作“大斤山”，亦作“秦山”。北族名号传入汉地后，多音节的专名通常会以单音节的汉字呈现，原语被过滤后往往发生变异，这是人所熟知的。事实上，“金山”“秦山”“大斤山”都是“于都斤山”的省称，“大斤”是“度斤”的音转，“秦”“金”是“于都斤”尾音“斤（）”的汉译形式。换言之，漠南阴山的胡名即“于都斤山”。从北族视角看，阴山、于都斤山确实存在一山两名的对应关系。《唐契茧夫人墓志》载：“夫人讳，姓契苾氏，其先阴山人也。”其兄契苾嵩墓志则称其先“出于漠北乌德建山焉”。白玉冬指出，阴山不外乎是被突厥、回鹤等视作圣山的于都斤山。

北魏至隋唐，阴山胡名为“于都斤山”，诸多歧见也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了。首先，北魏度斤镇与武川镇的关系可以澄清。度斤镇得名自阴山的胡名“于都斤”，武川镇得名于水系，因大地名“度斤”覆盖了小地名“武川”，遂使后人将两者牵混，视为一镇。其次，隋初长孙晟所担任的“秦川行军总管”一职，职名可以得到合理解释。《隋书·长孙晟传》称开皇二十年（600），突厥可汗雍闾被杀，隋朝趁乱招降其部，达头恐惧，屯集重兵。隋文帝诏长孙晟部领降人，为秦川行军总管，取晋王广节度出讨。这个官号中的“秦川”，对应的正是史籍中阴山的别名“秦山”，而“秦川”实为阴山南北孔道，这正是隋军北伐突厥的行军道。

北族地名的移动往往隐含着游牧族群信仰的迁移。阴山既然被漠南诸族呼作“于都斤山”，自然也被尊奉为领地上的地神山，是祭祀祈福的场所。乾隆二十六年 （1761），绥远城建威将军舒明奏：“大青山之哈尔吉勒等十五峪地方，乃土默特蒙古喇嘛等祈福之山。”清代蒙古人在阴山祭祀祈福的传统，不禁令人联想到拓跋部的“阴山却霜”之俗。何德章曾有专文探讨“阴山却霜”风俗，罗新概括道，这里所谓的“俗”，并不是一种古老的风俗，而是在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出于军事和经济目的所进行的连年巡游，二十多年后竟变成一种风俗、一种国家典制。这主要是从军事及经济需求的角度进行的观察。牛敬飞同样否定“阴山却霜”为拓跋旧俗或“北亚祭典”，认为它不过是拓跋发展农业过程中应对气候寒冷期的方式而已。这仍然是信从南朝人对“却霜”的解释。倘若注意到阴山的胡名为“于都斤山”，那么，拓跋部“阴山却霜”之俗也就还有值得思考的余地。

《资治通鉴》载：“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孟秋祀天于西郊。”在司马光看来，北魏“阴山却霜”之俗与孟夏、孟秋祀天相并举，同属古老的祭祀活动。由于相隔久远，拓跋部在阴山所祀的确切对象，已难以获知。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武川坝顶发掘出北魏皇家祭祀遗址，“发掘区选择在遗址中部与东南部，初步搞清了遗址的建筑结构，自内而外由祭坛、内环壕、内垓、外垓、外环壕等五部分组成”。遗址呈现“内外三圈”的结构，即《魏书·礼志》所载“捋壝三重”，属于隆重的国家祭仪。北魏诸帝季节性巡游阴山，举行祭典，与突厥可汗每岁率诸贵人在于都斤山祭其先窟，岂不相类?

《魏书·高车传》载：“高宗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文成帝当在“阴山却霜”之际，与高车共同祭天。从这个角度理解，“阴山却霜”是与华夏祭祀传统并存的北亚祭典，区别在于远藩诸国无需到平城助祭，相反，北魏诸帝需要在阴山主持祭典、亲祀诸神。通过祭仪，拓跋草原传统得以维持，其在游牧世界的领导权得以重申。阴山胡名“于都斤山”是北族高山崇拜、地神信仰随族群转徙的产物。拓跋退出阴山后，祀神传统并未骤然断绝，北魏诸帝与漠南诸族在神山祭祀祈福，当是“阴山却霜”余绪绵长的内在动力。

既然如此，《魏书》载北魏诸帝北巡阴山时，为何不以胡名称之？北魏太延二年（436），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崔浩所依的“祀典”以华夏传统为主导，漠南神山自然不预其列。随着北魏统治重心的南移和汉化深入，史臣编修国史时尽用汉名，遂割断了阴山作为北族神山的历史记忆。南朝史臣因种族文化的隔阂，更不清楚拓跋有在阴山祀神的传统，因而牵强解释了拓跋部的“阴山却霜”之俗。相反，漠北诸族大量涌入漠南，因高山崇拜、地神信仰，强化了阴山在游牧族群中的影响力，漠南诸族季节性地在阴山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势必引起北魏的注意。北魏太武帝连年驻跸阴山，除主持祭典外，兼“肃清帝道，震慑四荒”。可见太武帝在平定高车叛逃后，以阴山胡名“度斤”冠名军镇，因俗而治、怀柔漠南诸族的意图，不言而喻。

“于都斤”地名的移动，还体现在陇西的“度坚山”。《晋书·乞伏国仁载记》称乞伏部自漠北到阴山，后南出阴山转徙至陇西，在陇西驻地上有一座“度坚山”：

会石勒灭刘曜，惧而迁于麦田无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迁于度坚山。寻为符坚将王统所袭，部众叛降于统。

这段材料提及的两座山均与代北颇有渊源。首先是“无孤山”，石勒灭刘曜，军锋逼近乞伏地界，首领大寒为求生存，率部避走麦田“无孤山”。有趣的是，代北也有一座“屋孤山”，《魏书·太祖纪》称天赐三年（406）正月，太祖拓跋珪“车驾北巡，幸豺山宫。校猎，至屋孤山”。“无孤”与“屋孤”同音异译。其次“度坚山”，“度坚”即“度斤”，游牧部族以“都斤”旧名呼新驻地，示不忘本。北族南出漠南，转徙陇西，代北诸地名随之被带到了新驻地，陇西“无孤山”“度坚山”源自代北，它们是部落记忆可附着的象征物。

溯源至此，南北三座“于都斤山”的源流关系愈发明晰。原来，陇西乞伏地界的“度坚山”源自漠南“于都斤山”（度斤），漠南“于都斤山”又源自漠北“于都斤山”。这三座神山恰好分布在漠北游牧民族南迁的道路上，绝非偶然的巧合。由此看来，漠北游牧部族大规模向南迁徙，曾长期驻牧于阴山地区，等待时机转徙内地，每个迁徙阶段，都伴随着北族地名的移动。也就是说，北魏太武帝将高车降民安置在漠南前，这里就已经存在一座诸族共奉的“于都斤山”了。当漠北高车被安置在漠南后，同样尊奉阴山为地神山，因部落转牧于大青山南北，这个称呼囊括的地理范围逐渐扩大。当太武帝拓跋焘处置高车降民时，度斤镇因俗而置。这也标志着地名“度斤”得到了北魏官方的认可。

四 度斤镇在北镇防线中的地位

相较于北魏六镇，度斤镇显得不那么醒目，至于度斤镇为稳定北境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湮没无闻。以《魏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互参，可略见在太武帝拓跋焘平定漠北后，度斤镇周边的局势是极为复杂多变的。《魏书·沮渠蒙逊传》载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诏公卿遗书沮渠牧犍，信中罗列了沮渠氏的十二条罪状，这在北魏的敌对政权中实为罕见，其中一条罪状是：

北讬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挈为奸。

这里的“谷军”，点校本《魏书》出“校勘记”称：“不可解，‘谷’字当讹。”中华书局修订本《魏书》已修订“谷”为讹字的说法，释“谷军”疑本作“谷浑”。“谷浑”指吐谷浑，见于《晋书》。《魏书·吐谷浑传》载国主慕璜“北交凉州、赫连”，“凉州”即沮渠氏。沮渠牧犍败后，其弟沮渠安周正是南奔避难于吐谷浑。“叛虏”指柔然。以往，柔然援引赫连互为椅角，南北策应，建立起共同钳制北魏的政治联盟。神四年（431），太武帝拓跋焘灭赫连夏，使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柔然顿失河南盟友，势力不得不有所收缩，而地处河西的沮渠氏则直面北魏。双方基于自保，达成了某种军事互助协议，此即“北芘叛虏”之谓。这种军事互助在北魏讨伐沮渠氏时显露无遗，《魏书·蠕蠕传》载：

（太延）五年，车驾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于吐颓山。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敬、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获之。乞列归叹曰：“沮渠陷我也。”

乞列归被擒后之所以如此愤慨，是因沮渠牧犍违背了之前相约攻魏的协议。《魏书·沮渠蒙逊传》称：“牧犍闻蠕蠕内侵于善无，幸车驾返施，遂婴城自守。”牧犍见太武帝撤兵回救，闭城自守，未能有效牵制魏军。吴提以乞列归留守阴山，旨在牵制北镇诸军，从而确保归路不被魏军切断。乞列归被擒的地点甚为关键，阴山之北暗藏吴提入塞的通道。

从北魏防线来看，阴山北麓已有三座军镇防御柔然，东有武川扼守白道，西有怀朔控带黄河。吴提却仍能突破北镇防线，内侵至善无，问题出在军力配置上。太武帝西征前，曾料到吴提必来犯塞，遂向穆寿指授方略：“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太子。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穆寿领诏后，“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受穆寿节制的嵇敬、元崇亦然。《魏书·源贺传》：“显祖将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时贺都督诸军屯漠南，乃驰传征贺。”其子源怀追忆父事，却称源贺当时都督诸将，“屯于武川”。楼劲指出，源贺屯驻地尚不称武川，故本传唯载其“屯于漠南”，源怀上奏时其地军镇既已改名，遂称其父当年“屯于武川”。由此可知，嵇敬、元崇抵达漠南后，集重兵于武川，未分伏要害。

那么，何处是乞列归与魏军相拒的北镇呢？胡三省释“北镇”：“即魏主破降高车所置六镇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镇。或曰，北镇直代都北，即怀朔镇。”乞列归所守不可能是东西相距几千里的六镇，当是直代都北的怀朔镇。这就是说，乞列归配合吴提犯塞，牵制怀朔镇守军，而嵇敬、元崇屯驻武川，因未能分兵，致使中间地带的度斤镇兵力空虚。从二份子古城遗址来看，作为武川、怀朔枢纽的度斤镇处在长城拱卫之外，镇城规模较六镇略小，防御略显单薄。嵇敬、元崇忽略度斤镇的重要性，遂使吴提越塞内侵，京师震恐。概言之，度斤镇军力的强弱影响着六镇的整体防御效果，也直接关系到平城的安危。

吴提犯塞内侵后，北魏强化了度斤镇的防御力量。首先，度斤镇镇将在太武帝之后更多地显名于世。《北魏元龙墓志》称度斤镇大将度和“任属维城”，其子元龙太和之始袭父爵平舒男。度和镇守度斤镇，居方面主帅之任，有“维城之寄”，死后追赠“散骑常侍、镇北将军”，表明其是一位征讨有功的边将。另据《北魏长孙忻墓志》推算，度和去世后，中山王元英或继其任为度斤镇将，后转任武川镇都大将，赐爵假魏公。除度斤镇主将外，副将亦成为时人炫耀的门资。《魏故荆州宗使君墓志》载宗欣卒于武定三年（545），“春秋六十有七”，“父，圣世宁远将军北府司马度斤镇子都将”。“子都将”即副将，《北魏刘玉墓志》称：“义成王南讨共安，以（刘玉）祖可洛侯名家之孙，召接为副，充子都将。”其次，度斤镇作为北镇的组成部分，文成帝时为稳固北境防线、抗击柔然入侵发挥过重要作用。《魏书·蠕蠕传》载北魏太安四年（458）文成帝率军亲征，柔然可汗吐贺真绝迹远窜。和平五年（464），吐贺真死，子予成新立，再次率部侵塞，北镇游军大破其众。柔然可汗或远遁，或侵塞而不能入，一方面是柔然在太武帝军事打击下浸衰；另一方面是北镇力量得到了强化，已经可以独自将柔然拒于塞表。这里的“北镇”，自然包括了六镇前沿的度斤镇。

五 结语

北魏度斤镇是史籍中孤立的地名，通过探寻其与周边地点的相对位置关系，结合考古报告，确定度斤镇城即武川县二份子古城。北魏度斤镇西接怀朔，东邻武川，形势相接，共同控扼阴山南北通道。北魏太武帝平定高车叛乱后，因阴山胡名“于都斤”置度斤镇，镇民初为帝族纥骨部。阴山是漠南游牧民族共奉的地神山，隋初“大斤山”“秦山”皆是“于都斤（）”的省称，它与漠北“于都斤山”存在源流关系，与陇西“度坚山”同样构成源流关系，这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地名移动现象。自胡三省以来，史家只知“度斤”源自“都斤”而不知阴山胡名即为“于都斤”，因而造成了种种困惑。

北族地名移动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游牧族群信仰的迁移。因漠南于都斤山（大阴山）的发现，这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拓跋部“阴山却霜”之俗。司马光将拓跋部的“阴山却霜”之俗与孟夏、孟秋祀天并举，可知“阴山却霜”实属祭祀活动。可惜时隔久远，拓跋部在阴山祭祀的对象已变得遥远模糊。但是，塞北诸族将阴山共奉为地神山，祭祀地神却是北亚诸族共有的古老风俗，这是北族广泛存在以神山为本名的基础。遗憾的是，拓跋部在阴山的祀神之迹往往被祭天、巡狩、骑射、讲武等活动遮蔽，抑或这些活动本就属于祀神内容的应有之义。

北魏度斤镇因独特的地理条件，夹怀朔、武川两大重镇而立，强弱相兼，监护作用尤为明显。自吴提寇逼京师后，北魏强化了北镇的防御力量。魏末，度斤镇在六镇起义中毁于兵燹，隋初称之“度斤旧镇”，表明度斤镇久已荒废，隋朝仅以其地羁縻内附种落而已。值得留意的是，度斤镇本是高车降民的安置点，同时也是徙置内地罪犯、诸种杂人之所，北魏孝文帝迁都后，中原对六镇边戍充满了鄙夷。隋初“度斤旧镇”更名“通汉镇”，意味着原先具有北族色彩的地名“度斤”正式消亡，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漠南诸族间的界限逐渐淡化，度斤镇原有的监护功能逐步消失，折射出的是北境诸族逐渐融合于华夏的历史进程。

作者：谢振华

来源：《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朱 琪

审订：江 桐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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