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什么查办褚时健？

2019年3月，91岁的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去世。

消息传出后立即迎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更有不少民众自发前往凭吊。

褚时健是中国最具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

他曾作为“中国烟草大王”，展露了他在经营管理领域的突出才能——在效力云南红塔的18年间，他带领这家企业为国家创造了高达991亿的利税。

然而，1995年，就在即将从主政多年的红塔集团离任时，他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从此迎来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因经济问题被查办，褚时健名誉严重受损，尤其是1999年终审判决结果出具之后，71岁的他迎来了牢狱之灾。

妻女相继被收审

1995年，在褚时健出事之前，其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已经分别被警方收审。

这和1995年2月寄到中央纪委信访室的一封检举信有关。

检举信中提到了一个来自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称其勾结了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行贿非法取得了卷烟指标，并凭此获利高达800余万元。

中央纪委对此高度重视，在3月时派人进驻洛阳彻查此事。林政志在有关调查人员面前供认不讳，详细交代了自己贿赂褚时健妻妹马静芳和小舅子马建华的经过。

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生产的香烟在出厂时存在“国家调拨价”和“市场价”两种价格。

以褚时健担任厂长的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这样的名烟为例，其国家调拨价为一包两元多，但到了终端市场之后，其价格却达到了七八元，可以说翻了几番。

这也使得一旦很多人打起了以国家调拨价批到烟，再转手到市场上倒卖，赚取差价以快速致富的主意。作为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同样蠢蠢欲动，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

想要以调拨价批烟，虽按照规定需要由政府或主管部门出具公函，但实际操作下来，批条还要交到厂长褚时健的手上，由其具体落实。

林政志就希望找到褚时健说情，请他为自己行一个方便。

他了解到，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级别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几乎都曾到玉溪卷烟厂要批烟，只是褚时健奉劝他们“要为你们的父亲想想，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宁愿送一小点给他们自己抽，也不敢轻易答应他们大批量从厂里拿烟，所以最终批下的香烟并不多。

为此，林政志打起了“曲线救国”的想法。他没有直接找到褚时健说情，当然按照他的身份当时也无法直接联系上褚时健，而是通过自己的人脉网络——此前结识的任职于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的一名员工，认识了褚时健的妻妹马静芳和小舅子马建华。

林政志决定对他们许以厚利，以一起合作倒卖香烟、发家致富为诱饵，将他们拉到和自己一条船上。

果然，马静芳和马建华心动不已，找到姐夫褚时健求情，希望他能够大笔一挥，给他们赚钱的机会。

彼时，褚时健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马静芳和马建华在姐夫这里碰了钉子，本已意兴阑珊，林政志却在巨大利益面前不肯放弃，立刻给马静芳和马建华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由他们去说服他们的姐姐，也即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让她给褚时健吹枕头风。

果然，马静芬挂念自己的弟妹，也愿意给予帮助。而在她几次三番在褚时健耳边念叨“你批给别人也是批，给他们批点有啥不能的呢”之后，褚时健动摇了。

于是，林政志心想事成，拿到了批条，从玉溪卷烟厂先后套购了8000多件卷烟，得以获利800余万元。

这之后，他也多次给马静芬、马静芳和马建华送钱送物，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期待和他们有下一次的合作。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东窗事发之后，林政志立刻供出了整个违法犯罪经过。

褚时健的妻妹马静芳和小舅子马建华率先被河南省洛阳市公安部门收审。而等到褚时健因公出国考察设备之后，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也被河南有关部门相继带走。

得知女儿和老伴双双出事，褚时健第一时间赶回了玉溪。

彼时，红塔集团刚刚组建，褚时健从玉溪卷烟厂厂长摇身一变成为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事业上面临了更大的机遇和考验。

他因为现实需要，在等待公安部门对自己妻女的调查结果的同时一边继续自己的工作。

因女儿自杀备受打击

在心系企业发展，致力于让红塔集团的装备赶上世界一流水平而辛苦奔走的同时，褚时健没有忘记远在河南的妻女。

他频繁约见法律界的有关人士，希望为妻子和女儿争取到“好一点儿的关押环境”，也希望能够知道妻子和女儿的事情会怎么处理。

事实上，作为同被检举的对象，褚时健本人此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各种调查。

只是，此时随着中国“复关”进入白热化阶段，红塔集团成为了外国烟草公司在亚洲的主要攻击对手，正面临着紧要的关头，褚时健本人也有强烈意愿帮助云南烟草工业度过难关、再创辉煌，于是，在预审环节，组织给予了他一定的人身自由，没有让他和妻女一样被警方收审。

褚时健的这种精神，也是他在被证实存在经济问题之后仍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敬重的原因所在。

不过，很快，褚时健就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打击。

原来，他的女儿褚映群自被警方收审后就精神不振，入狱4个月后更是自陈“无法忍受何日是尽头的苦难和屈辱”，在狱中自杀身亡。

因其求死心切，下手果决，狱方发现异常时已经无力回天。

褚时健与妻子仅生育有一儿一女。在儿子褚一斌与他长期对抗，经年累月在国外工作、生活的情况下，褚时健一腔慈父之心尽数给了女儿褚映群，也就与她感情极深。

得知褚映群自杀身亡，他伤心欲绝，心中尽是难以排解的悔恨和遗憾。

而在他痛哭一场后，应他的请托，红塔集团副总裁、法律顾问以及云南省公安厅的总队长亲自飞赴河南了解褚映群自杀的具体情况。

为此，河南方面还开了一个案情通报会，交代了褚映群被收审之后“并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并表示褚映群在“正准备报请解除隔离审查”时自杀身亡“十分可惜”。

只是，这样的说辞并不能使褚时健一方释怀。事实上，褚映群并不属于收审对象，却被河南警方从珠海抓来，甚至死在了狱中，河南警方存在严重失职。

面对褚时健一方的质问，河南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出面道歉，称：“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褚厂长”。

最终，除一句道歉外，褚时健仅拿回了女儿的骨灰。

被判处无期徒刑

尽管遭遇了种种苦楚，褚时健确因犯有经济问题，仍接受着相关调查和审查。

1997年，他被云南警方正式批捕，1998年，他被云南省检察院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公诉，1999年，他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无疑，这个曾带领玉溪卷烟厂第一烟草品牌——“红塔山”强势崛起、在中国烟草行业几乎被封神的企业家在此时终结了他的神话。

只是，作为经济罪犯，褚时健的“待遇”却与其他经济罪犯不同。他罕见地得到了国内许多人的同情。

原来，褚时健的贪污暴露了当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创造财富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

彼时，国家让很多官员做市场经济活动，褚时健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发挥了超强的主观能动性，用18年的耕耘给为国家创造了高达991亿的利税，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是当时的制度无法体现奖勤罚懒的原则，褚时健担任了18年的厂长，总计只拿到了88万元的收入。

他也因为心中愤愤不平，才会触犯法律，走上了歧路。

褚时健一案发人深省，后来国家进行了国企体制改革，开始给予经理人奖励并允许他们购买股份。因此，褚时健下台后，接替他职务的人一经上任就能拿到100万年薪，一年的收入即超过了褚时健18年的总收入。这也引发了人们对褚时健的更大同情。

不过，褚时健犯罪是事实，的确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组织也设法给予了他一定的“优待”，如按律本该判处死刑而改判无期徒刑，又在判决的次年便允许他保外就医，和妻子回到玉溪老家发展“褚橙”事业。

褚时健远在国外的儿子褚一斌也携妻子归来，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光阴。

参考文献：

中新网 褚时健去世，516266717484这串数字道尽他一生……

臧广州著. 《褚时健 从“烟王”到“橙王”》 2016

新华网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再创业 曾因贪污判无期

法治周末/凤凰网 褚案带来的制度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