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与干爸王鹤寿

作者：陶斯亮

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6月25日第7版

原载：《中华儿女》杂志2008年4月刊

一

在父辈中，我最亲爱的人除了父母外，就是干爸爸王鹤寿了。

在我的相册中，有一张在延安时期我与爸爸陶铸、干爸爸王鹤寿的合影，大约只有四岁的我，坐在干爸爸的怀里，却扭头望着爸爸。他们两人都在开怀大笑着，而我则傻乎乎地摸着头，稚气的脸上有一些严肃，似乎在想：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这张相片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与两位爸爸之间的关系。

1945年延安，陶斯亮与干爸王鹤寿、爸爸陶铸（右）

我爸和干爸爸是国民党时期南京军人监狱的难友，他们都是狱中最英勇顽强、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囚徒，彼此都很敬佩，结下生死之谊。被党营救出狱后，先后到了延安，关系自然密切。据说他俩与胡耀邦当时被称为“桃园三结义”。

别看我那时小，却特有主意，这个干爸爸就是我自己认下的。摇篮中的我，对前来看望的父亲众多朋友都无动于衷，唯独对干爸，只要他一来我就莫名地高兴，要他抱，对他咯咯乐，而他一走就大哭不止，要伤心上好半天呐！这种天然的感情至今也解释不了，或许归于“缘分”之说吧。

事实证明，我在一岁时给自己找的干爸爸是多么英明。在我人生中，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给予我的父爱，丝毫也不亚于我的亲生父亲。

我至今存留着在哈尔滨干爸家生活的美好记忆，我想我当时一定是个被娇宠坏了的小女孩，因为等我稍长大后，干爸最喜欢逗我的一句话是：“亮亮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哈尔滨的时候，一次就吃掉半只鸡的事呀？”

我当然记得，因为我竟霸道到不许干爸和干妈动一筷子。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的父母都在前方，幸亏有干爸的抚育，使我在烽火连天的年月、在寒冷的白山黑水间，安逸地度过了童年。

二

全国解放后，我随父母南下。因不适应广东的语言环境，加之思念干爸爸，无奈之下，父母将我送到时任冶金部部长的干爸家。这一住就是四年。干爸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衣食住行，对我的宠爱那是出了名的。

任冶金部部长时的王鹤寿

干爸家有个小月亮门，每当春天，门上便会垂下一串串的紫藤萝花，宛若紫烟一般，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成为我对福绥境胡同最清晰的回忆。干爸爸每天下班回来，只要一从大门拐到这个小月亮门，就开始大声叫：“亮亮！亮亮！”我则会欢呼雀跃地跑出去迎接。唉，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那时学生们都是自带午饭，每天上学时在书包里塞进一个铝制的饭盒，到学校放笼屉蒸。由于干爸每天都要亲自检查我的饭盒，所以厨师总把好吃的东西塞满我的饭盒。

久而久之，同学们就都知道我的饭盒里有好吃的东西，于是一到开饭时间女同学就会走过来：“亮亮啊，有什么好吃的呀？”说着说着就分享掉了我的好饭，我自己则什么也没吃到。

终于我不干了，拿回饭盒后两手护着就是不打开，什么时候她们吃完了我才开始享用干爸爸给我准备的美餐。

几十年过去后，每当我和初中同学忆起此事，都会忍俊不禁。那个时代，吃饭实在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

北京这四年的生活，不仅享尽了干爸干妈的宠爱，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干爸的潜移默化，甚至说干爸在塑造着我。如他对信仰的忠贞不渝，对党的事业的热忱虔诚，对原则问题绝不妥协的政治操守，固执倔强又不善掩饰的性格，以及看似刚强严肃实则体贴细腻重情的特点……这一切对我人生观的确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鹤寿致陈云夫人于若木书信手迹

有件至今难忘的小事：

我在北京读高一时，一天在家写入团申请书，团支书让我深刻挖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思想根源”了。

干爸见我抓耳挠腮的样子，问明原因后，说了句：“胡闹！你一个小孩子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你无非就是自由散漫点！”

我顿开茅塞，给自己戴了顶“自由散漫”的帽子，果然管用，很快就入了团。

甚至，我的很多生活和饮食习惯也都深受干爸的影响，如不爱吃鱼，爱吃硬的酱猪蹄，爱吃荞麦面，爱听侯宝林相声……

唯独在读书上，虽然我还算比较爱阅读的人，但与干爸那是没法比的。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很少有像他这样终日与书相伴的人，他的身边永远有一大摞已经读过的书和另一大摞准备要读的书。

王鹤寿与侄女王昆（著名歌唱家）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又一次在干爸家住过一年。这座位于麻线胡同的四合院，古朴别致，因为住了干爸这位手不释卷的老翁，常给我一种书香缭绕的书院感觉。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工作与外国人素不相干。这是位什么样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纪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去探望？我很纳闷。

干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一度曾是关向应同志的爱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干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这位女士很快叛变了革命，释放后与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64年夫妇二人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有如此复杂历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

关向应和秦曼云在莫斯科

这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七十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戴着项链和耳环。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境况，干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书记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

秦曼云和盛忠亮

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

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

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我望着这两位走过半个世纪再度重逢的老人，心情极不平静。干爸爸，旧衣布鞋，满头飞雪，神情冷峻，一望便知是历尽沧桑之人。他解放前曾六次被捕入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

秦曼云（左二）

在回来的路上，我有意问干爸爸：“你看人家虽然叛变了革命，但享尽荣华富贵，到头来还得以贵宾相待。你呢？你看看你这一辈子，国民党的六次大狱，共产党的十年牛棚，你不后悔吗？”

“后悔什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没有哪个强迫，为什么后悔？”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有些人会认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很傻。”

“我就是愿做傻子，甘当革命傻子。”他坦然地说道。

听到这样的回答，一股敬佩油然而生，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崇高”！

右起：黄克诚、陈云、王鹤寿

四

1998年6月21日，母亲离我而去，悲痛差点让我崩溃。

1999年3月2日，干爸又以九十高龄仙逝。当我凌晨时分赶到北京医院时，见到世界上最后一位最疼我的人静静躺在白布单下，我抱着他却欲哭无泪。有一智者曾嘱咐我，亲人去世时千万不可抚尸大哭，要庄严肃穆地送亲人的灵魂升天。

告别仪式上，亲属队伍有七十多人，黑压压的一片。除了老王家的，还有谷牧家的，王蒙家的，陶铸家的（就是我），这些不同血脉的老人、年轻人和孩子们，今天都是干爸的亲人，怀着沉痛敬重之情来为他送行。

干爸的夫人王颖阿姨站在首位，之后是干爸的妹妹林浦，第三位是王昆（王鹤寿侄女，著名歌唱家——编注）大姐和周巍峙姐夫，再后就是我了，我后面才是敬敬和微微。这显然是把我当作家里的女儿来排列的。

不明就里的人，对我出现在亲属队列中不免感到奇怪。胡锦涛同志就是，他都一一握手从我面前走过去了，却又回头有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果然，没几天我就接到他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我将与干爸半个多世纪的父女情讲给他听，还告诉他我要写一篇纪念干爸的文章，“你都成了写纪念文章的专家了！”胡锦涛笑道。

从一个人的葬礼上，最能感受到他在人们心中的真实地位，因为此刻已无须玩虚假，流露出来的应是真性情。干爸的老朋友高扬文去麻线胡同吊唁时哭倒在地。他在挽联上写下这样的一行字：老领导老朋友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就去了！这样的句子必是用心蘸着泪水写就的，读来让人感叹唏嘘。

在遗体告别会上，我看到很多人悲痛地落泪，他的老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哭得最为伤心，王颖阿姨则已悲痛得不能自控，需要人搀扶。

但最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朱镕基，这个被称为“铁面总理”的刚毅汉子，在干爸遗体前站立了很久很久，眼眶渐渐红了，眼中有泪光闪烁……

去年元月份我见到朱镕基时谈及此事，他说在东北工业部时，曾是干爸的部下，“我很敬重鹤寿同志！”当时作为国家总理的朱镕基，能为半个世纪前的老领导落泪，这说明两个人都不是一般人。

一晃八年过去，我却始终未能拿出写干爸的文章来。今天又到了与干爸永别的日子，坐下来，静静地写这篇文章，感怀着与干爸一世的父女情，才发现我对他的思念非但没有衰减，反而与日俱增。这是因为像他这么真诚、纯粹、率性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对我而言，干爸已经升腾为一种精神象征。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父母和干爸的在天之灵将护佑我不致迷失，得以享受只有坚守信仰才会有的那份充实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