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写了一本不那么“文学”的小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史上，费孝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从概括“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翻译和阐释“community”（社区），到实践区域研究、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现代中国社会学的无数个细节和瞬间都由他带来。人们称他费老。

他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汉语学术界最早走出书斋、走进田野，并将社会科学作本土化研究的学者之一。抗战时期，强敌压境，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入住魁阁，多少个夜晚，他们在菜油灯的灯光下摊开书本，背靠吱吱作响的木架读书，开“席明纳”研讨。

如果读者见到青年费孝通会发现，他还是一位爱写专栏文章的评论家、作家，甚至写了一本英文小说。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在学术内外，他都是费孝通，“老来依然一书生”，一生“行行重行行”，以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为学术责任。

专题《书生费老》封面。

在费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特别策划了纪念专题《书生费老》，所刊文章包括费孝通的人生和学术、从中国社会学史的角度谈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从文学和社科的角度谈费孝通唯一小说《茧》，以及费孝通在魁阁时期主持的“席明纳”。

本文为第四篇，内容为评说费孝通唯一小说《茧》。

专题《书生费老》已推送文章链接：

撰文｜星晨

（小说写作者）

《茧》，费孝通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月。

目前为止，《茧》可以被认定为费孝通先生写作过的唯一小说。原文以英语成文，中篇小说的篇幅，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费老在世期间，未曾公开发表过它，而是在写作完成后，就将它作为礼物赠给了雷蒙德·弗思夫妇（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位导师与师母），后一直保存于弗思博物馆。

《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现代丝织厂开在手工丝织业逐渐凋敝的姑苏乡村，对当地带来了震动和改变，也引发了各式冲突。它塑造了一众群像人物，包括现代民族企业家和爱国者，以及当地制丝产业链条上的角色。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构建了一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生产力之间冲突调和的微缩景观画。

“五四”与不那么“文学”

社会科学的使命一直在于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描述和阐释。而如今的社科学者生发出了一种新的学科自觉，那就是：尽管掌握了能够理解、描述和阐释社会现象的学科工具，但无论其多么趁手，或学者本人抱有多么高尚的希冀，仍要尽量克制用学科工具“改造社会”的意图。这与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科学者，在学科的应用旨趣上，是一种大相径庭的取向。对足以撼动社会的、先进观念的呼唤与引介，才是当时的主流认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落后于欧美日本的事实让他们焦虑，因贫弱而被侵略的创痛也绵延不绝。那时候的知识人不是一个专门从事学科生产的群体。他们凭着比普罗大众更深重的忧患意识，深度卷入社会，自觉肩负起拯救的责任。

“五四”以来对科学的推崇，又让社科学者获得了极大的自信：自己的学科工具，在能对社会进行深刻阐释的基础上，又能佐以不会出错的科学方法来对其进行有效改造，是相对完美的。在这种背景下去理解《茧》以及写作《茧》时的费孝通先生，可能更加清晰。虽然有对不确定性的追问，但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更多是带着确定性的——对社会改造方向的确定性。那是学科和时代赋予他的。

1936年，费孝通在家养伤、调查时与开弦弓村的孩子在一起。《江村经济》英文版出版时曾在书封上使用该图。本图来自《费孝通之问》（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版）。

如果一定要将《茧》归类，它应该属于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所具备的绝大部分要素它都具备，例如典型的人物形象、客观真实的细节再现等。然而《茧》读起来却又似乎不那么“文学”。虽然小说可能以各种笔法写就，但总的来说，文学性产生于对事物复杂性的大量细节呈现中，而如果损失掉很多需要读者去自力体会的信息，那么文学性也会大打折扣。这是社科学者和文学家的很大不同，前者由于掌握了具有阐释力的视角，能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用抽象且简洁的理论语言表述出来，因此总难以克制直接阐释制度背景的冲动，而这于文学表达是不宜的。

试举几例：“交通工具便是人们熟知的‘航船’，这种船被当地人叫作‘航船’，是因为船主来往于镇里的商行与乡村之间，是村民买卖的代理人……”(p9)，“……吴庆农的理想是，固定资本的利润，将剩余价值用于支付工人薪资，实现分配调节，以分配调节为手段，体现劳动在生产中的价值……”（p24），“这些新闻令李义浦十分震惊，它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已经逼近中国新兴工业……”（p57）等。

在《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见《社会》2023年第1期）一文中，凌鹏、孟奇认为“费孝通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概念去直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逻辑，相反，他将笔力完全集中在对具体人物的描摹和刻画上”，似有为尊者讳的意思，倒不必如此。费老行文中的阐释性语言比比皆是，很难不被注意到。如果由于当代对文学作品中阐释性语言的负面评价，就抹掉费老作品中阐释性语言存在的事实，恰恰是忽略了费老欲借强大的学科阐释力，进行社会学科普的苦心：人物的互动之所以可以被理解，正是因为他们的处境，而非他们的个体特质。

再者，阐释的冲动也不仅是遣词造句的体现，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它潜隐在观察视角和布局谋篇中：一定会把社会冲突的重要性置于人物之上。费老确实描摹和刻画了具体人物，但若不如此，根本无法成文。这是一个小说写作的最基本要求，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每个场景、对话、人物内心活动的设计，都体现了精确的学科意图，这是更深一层意义上的“阐释”。

青年时期的费孝通。

这当然与新文化运动“吐故纳新”的精神内核有关。那时的文学素材取之不尽，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些素材本身就充满张力，非常适合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又加之往往包含了对旧事物的批判和新事物的呼唤，因此新文化运动更将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推上了最高位：文艺作品若不忧国忧民，不针对时代大背景，便似有品格不高之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社科领域问题意识，费老的小说倘若在当时就发表，应该会受到广泛好评，因为它呼应了新文化运动那一派知识分子的关切，他们大部分有过和西方现代社会接触的经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感”：对现代化的向往与对传统中国社会（或国家秩序）的质疑。这些观念在《茧》中皆有表现，例如对乡村的“旧”产业（传统手工丝织业链条）发出诘问，对乡民不信任新事物的反思，并充分肯定新的产业形态（采用现代工业技术和管理技术的纺织厂）带来的益处等。费孝通先生这些好恶，使他的学科自信跃然纸上。这种自信非常符合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画像：对自己构想中社会改造的方向是明确的。虽然他们各自的方向也未必相同。

非文学家的激情

文学并不单单着眼特殊困境下的冲突，文学作品更应重视一种超越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和困境之间难解的化学反应。但在费孝通先生笔下，人物自己虽也具有很强的意志，却似乎特殊的困境反变成了写作的核心，困境推动人物。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外，这或与社会科学本身的理念有关：人都是特殊社会制度下的产物，社科学者对环境决定论的认可远大于对人性决定论的认可。

《茧》塑造的“宝珠”，是一个在工厂生活中被赋权了的童养媳。进入工厂使她经济独立，获得了觉醒，感受到了使命感与人生新意义，并对丈夫以外的男性产生了情愫，又使一位同样对该男性抱有好感的新式女性——女工的管理者王婉秋误会并嫉妒，差点导致工厂发生了事变。这些情节虽然并非主线，但却为这篇小说的文学性扳回一城。我们并不知道，在费老的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宝珠和王婉秋女士的原型，如若没有，那她们的确算得上是高明的虚构。宝珠和王婉秋这两位女性像一对双生花，她们带出了费孝通先生自己对社会改造道路的一个发问，那就是，社会改造必然落实到改变乡村当地原有家庭组织的问题。改造之后，原有的家庭组织会被摧毁吗？这个问题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会被解决吗？这固然是一种充满了人文关怀的追问，但这仍不是典型的文学作品对个体命运的关切，而依然是一种学理式的追问。

《月牙儿》（袁运生插图本），老舍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作家抓住了女性天然具有的文学性，并将其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生存处境和个人命运鲜活地呈现出来，如许地山的《春桃》（1934），老舍的《月牙儿》（1935）等。对女性主人公的文学呈现，必然会涉及家庭、伦理、阶层等思考。他们或许无法做到每一个细节都带着社科式的敏感，但他们对主人公个体情绪和主体性的把握，不会因为对社会背景的铺陈而失焦。确实让人感到，文学家在小说这个体裁上，毕竟更擅长一些。当然，《茧》中的人物，是重要性相对均等的群像性质，为了更好地刻画时代背景，必须选取不同阶层和不同立场的人物典型。没有明显的人物侧重，也会增加文学张力呈现的难度。

让这篇小说读上去略有不大舒展之感的，或许还有几个原因。

其一是，文学写作与学术写作不同，多少要构想一个（或一群）潜在读者，这是文学写作的一种情绪对话需要。潜在读者的认知版图有时框定了该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既然《茧》原文为英文，又献给了弗思夫妇，我们或可以猜测费老构想的潜在读者并非中国读者，也甚至不是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而是英语世界的知识界人士。纵使对方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但一些非常本土的社会制度，大的时代变迁背景，面对非本文化读者时，也不容易在人物对话、人物心理或场景描写中进行自然的呈现。

其二便是非母语写作的局限。其三可能是体裁。很多社会处境，纵使其中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或许也确实不适合以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如果一定要呈现，那么对小说的呈现技巧要求就更高。那时候尚没有“非虚构写作”的概念，甚至还没出现“纪实文学”的提法。体裁确实会限制内容，内容也会有更合适的体裁来承载。大胆揣测一下如果《茧》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或许更合宜？以及，是否用母语呈现会更精彩？但这也是意义不大的假想。费孝通先生毕竟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他的思想价值，早已在他的学术生命和学术遗产中尽显了。

那一代知识人多少都具有文学创作的冲动，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一场以文学为载体的社会运动。那一代所受的文学教育先于并强于学科教育。提笔写小说，实在没有太大阻力。

《江村经济》，费孝通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

《茧》是费老在博士论文完成后，将当时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所不能言及的微妙之处收束到一起，在闲暇时进行的一个出于兴趣的尝试。虽然不必当作经典的文学文本去捧读，却无疑也是珍贵的。将它置于费老的学术脉络中或更适合一些。同时，那些不易从阅读学术文字中获得阅读快感的读者，恰好可以通过《茧》，找到一个《江村经济》的侧面切入点。过分苛责费老这篇小说的文学性，似也有些不公平。恰恰是一份学者的冷静，而非文学家的激情，让他虽怀抱改造社会的意愿与能力，却仍在前进的道路上理性地，小心地行进着。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星晨；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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