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朝贡与白银浪潮：国际贸易困局中的挣扎与突围

我们今人说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古代通常表现为朝贡贸易与互市两种类型。

朝贡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一项政治机制：诸蕃国尊奉中原王朝为宗主国，定期派遣贡使，带着表文、贡品入贡，中原王朝则盛情款待，给予丰厚的回赐。通过朝贡，中原王朝与诸蕃国共同确认了双方的政治关系。

朝贡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能，因为进贡与回赐的实质便是商品交换，这便是朝贡贸易。按照“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惯例，中原王朝给予蕃国贡使的回赐，其价值通常都远远超过贡品的估值。诸蕃国之所以热衷于前来中原朝贡，最大的动力也是来自经济上的收益。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朝贡体制固然可以带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但经济上却是得不偿失的。

朝贡贸易萌芽于先秦，唐朝时达至鼎盛状态，诗人王维以一首极富感染力的诗歌描绘了四海入贡大唐朝的盛况：“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宋人修《新唐书》，赞叹道：“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但朝贡贸易只是中原王朝与诸蕃国维持经济往来的形式之一，除了朝贡体制，还有互市机制。所谓互市，用现在的话来说，即双边贸易。互市一般不带政治内容，双方平等交易、互通有无，参与贸易者多为民间商人、边民。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诸蕃国的贸易基本上就在朝贡框架与互市框架下进行。两个贸易框架并行不悖。近代荷兰商人、英国商人向明清政府提出的通商体制，其实跟中国传统里的互市制度是非常接近的。

互市兴于汉，“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而互市之制行焉” ，鼎盛期则是宋代。宋王朝跟海外诸蕃国的贸易关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轻朝贡而重互市。“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可能足以宋人由衷赞叹，但宋朝君臣却未必愿意追求这样的朝贡盛况。

有一首宋诗这么写道：“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描述的是泉州港的繁华商贸，但借用来形容宋朝的各个港口城市，也是恰如其分的。读这首诗，我总是要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具近代气质。

宋朝开启的、由财政动力驱动的市舶热情，一直保留到元代。而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却对市舶之利毫无兴趣。他梦想恢复的，是盛唐之时“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朝贡盛况，而不是宋朝式的“涨海声中万国商”。从明初至隆庆元年（1567），这200年间，明朝施行的海外贸易制度绕不过两个关键词：“海禁”与“贡舶”。

“海禁”针对的是中国海商。至迟在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已经实施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临终前，还不忘记重申海禁，令沿海卫所严查私自下海的商民：“今后不问军民，但私自下海的人，问他往何外国买卖、通透消息，若拿有实迹可验的，就全家解来，赏原拿人大银两个，钞一百锭。”

为釜底抽薪禁绝海商出海之路，明政府还强制将民间海船改为平头船，因为平头船无法作远洋航行，永乐二年（1404），“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之后，又禁民间制造双桅、三桅大船，弘治十三年（1500）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之人，“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嘉靖四年（1522），朝廷要求“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便擒拿”；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下令：“有将双桅三桅大船下海，及沿海居民遇夷船乘风飘泊、私送水米者，俱坐通番重罪。”

“贡舶”则针对来华贸易的蕃船。按明制，“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 。市舶必须在朝贡的架构下进行，故称“贡舶”。

我们前面说过，中原王朝与诸蕃国的贸易，有两个框架：朝贡与互市。两个贸易框架并行不悖，从唐至元，市舶均属互市，宋元时期还出现了“重市舶而轻朝贡”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在明代出现逆转，朱元璋不但“重朝贡而轻市舶”，甚至用朝贡体系吞并了互市架构，市舶被纳入朝贡体系内。

也因此，“市舶”一词的词义在明朝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明朝人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认为“市舶”就是“贡舶”。那“市舶”原来的含义——民间海外贸易又叫什么呢？明朝人发明了一个新词：“商舶”。而且，他们认为，商船是不合法的，属于王法禁止的走私活动：“市舶与商舶二事也。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

发生变化的还有市舶司的职能——朱元璋立国后，尽管保留了宋元的市舶机构建制，在江苏太仓、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置市舶司，但明朝市舶司的职能已经完全改变：“市舶提举司，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 换言之，明代的市舶司不类海关，而是接待朝贡使团的外事机构。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贡舶+海禁制度之下，明王朝的民间海外贸易，该是多么的寂寥、冷清。

但贡舶的制度注定是不可持久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财政无法维持这种亏本的买卖。按明代朝贡惯例，蕃国入贡的物品，一般分为“正贡”和“附搭货物”，对正贡，朝廷要收下来，同时按“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回赐。我们已多次说过，经济上这是得不偿失的。

对附搭货物，朝廷则按一定比例抽解、抽买，然后准许在京师同文馆、地方市舶司与中国商民交易。抽解即抽税。但明前期对贡舶税收并不怎么在乎，时常免除抽解之税，比如洪武四年，朱元璋下谕旨：“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 永乐初年，西洋刺泥国入贡，“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朱棣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朱棣这段话，也透露了明朝财税体系的设计思路：国家财税以农业税为本，且以实物形式征收，再以全民服役相配合，足以保障政府的运转，不需要依赖市场、商业与货币。之所以征收商税，意不在财政扩张，更不表示对商业的器重，而是为了抑制良民从商逐利。

如此反市场的贸易体制安能持续？到明中期，朱元璋设计的那一套贡舶制度便难以为继了。一方面，由于朝贡有入贡次数、贡品数量的限制，蕃商欲打破这一限制，便通过行贿明朝官员的方式，获得“私通贩易”的机会，从而突破了“非入贡不许互市”的格局。另一方面，明朝的地方官员也更热衷于发展商舶，而视接待朝贡使团为苦差，因为商贸可以征税，接待贡使却要垫付路费、伙食费。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商人经广东海道同意，获准在澳门居留、晒藏商货。广东地方政府的这一创举，更是打破了朝贡贸易体制的僵化格局：澳门渐渐发展成市舶贸易的中转站，“番舶每岁乘南风而来，七八月到澳”；广州府提前一个月贴出告示，召告商人，发给“澳票”（批准前往澳门贸易的凭证）；番舶一到澳门，“抽分官（税官）下澳，各商亲身同往”，完税后，番舶即可与持有“澳票”的中国商人自由交易。

大约也是从嘉靖朝后期开始，葡萄牙商人又获准每年两次进入广州城，参加集市。“一次是在1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船只所携带的货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些市集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在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内举行。……在这里，他们必须晚间呆在他们的船上，白天允许他们在城内的街道上进行贸易。这种公开市场的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 。

澳门与每年两次的广州交易会，成为明朝中后期对外贸易的特别通道，这个特别通道之所以被打开并维持下去，动力来自广东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不表明朝廷已经回归宋朝的开放政策。

与此同时，明初确立的海禁政策也难以为继了，尽管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朝廷一再申明海禁立场，但民间的走私活动一直对海禁政策发起挑战，骚扰沿海地区多年的所谓“倭寇”，实际上多数都是贩海的走私团伙。隆庆元年（1567），明王朝终于采纳福建地方官员的建议，宣布开禁，“准贩东西二洋”，允许海商前往吕宋、苏禄等东洋诸国与交趾、占城、暹罗等西洋诸国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隆庆开关”是有限度的，完全不可跟宋元时期的开放格局相提并论。首先，开禁的港口只有福建的一个月港，其他港口并未开放；其次，即便在月港，也只是准许海商出海，而不准蕃船住舶，这一点，当年荷兰商人留下的记载可以证明：“假如我们要寻求贸易机会，就只能前往广州。因为中国皇帝颁令，漳州可发舶前往各国，但不准外国人前去。与此相反，外国人可到广州，但不许华船从广州前往外国，违者处以重刑。” 明朝官员的说法也可作为佐证：“粤与闽、浙同一防倭也，而浙未尝与夷市，闽市有往无来，……粤则与诸夷互市。”

而且，从月港出发的商船数目有定额限制：“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以引数有限，而私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 。明政府从月港征收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合计起来，万历四年（1576）约为一万两白银，随后又“累增至二万有余”、“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 ，从“累增”、“骤溢”的用词，可以看出明朝人对市舶收入的沾沾自喜。然而，每年二三万两银的市舶收入，不过是南宋市舶岁入的零头而已，何足道哉。

月港的开放，广州—澳门贸易中心的形成，意味着朱元璋创设的海禁+贡舶体制已经被历史淘汰，摆脱了洪武体制束缚的明朝中后期，海外贸易当然要比明前期活跃得多，大量的海外白银正是在这一时期流入的。不过，如前所述，我们也不必高估中晚明的开放性。总体而言，中晚明的海外贸易并没有恢复宋元时期的盛况。

本文节选自吴钩《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宋潮

作者：吴钩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作者简介：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讲好中国故事”“重新发现宋朝”，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仁宗：共治时代》等多部作品。其中，《风雅宋》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拿下了含CCTV“2018年中国好书”在内的众多大奖。

内容简介：

中国的近代化究竟始于何时？

国内有晚清和晚明两种主流说法，而海外则有一种“宋代近世说”，认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激起近代化之潮。既然宋代就已经开始近代化转型，那为何还要再等上近千年，直到晚清，中国才真正跨入近代的门槛？

在本书中，作者综合各说，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阐释框架，尝试为中国的近代化的时间开端提供一种合理解释。他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仔细考察了25项极具近代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现，呈现当时在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5个领域出现的种种近代化的端倪。

通过考察这些文明表现的兴起、运转，以及它们在宋亡后悲剧性地走向消亡的过程，作者着重展现了两宋时期的中国是如何悄然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现出宋朝最生动、最活力四射的一面。同时，他也试图说明，中国的历史并非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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